文：鼓浪隐士
在抗战时期，有不少外国友人出于崇高的国际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精神，向处于民族危亡中的中国人伸出援手，与中国人民一道同舟共济，并肩作战，为抗战的胜利以及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图）饶家驹（1878～1946），字轶才，生于法国洛林地区。父亲是著名工程师，母亲为美国籍。抗战时期他担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
而在惨烈的淞沪会战中，有一位独臂的法国人，在上海设立安全区，给困境中的难民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从日寇炸弹、刺刀的危险中，拯救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他就是被称为“上海拉贝”的法国神父饶家驹。
饶家驹（RobertJacquinot de Besange,S.J.字轶才）于1878年生于德法边境洛林地区的桑特市，其父工程师家庭。年轻时，饶家驹出于虔诚的信仰，加入了著名的耶稣会。并在英国、比利时等地修院深造，掌握了不少知识。
1913年，饶家驹来到上海，他很快就爱上了这座城市，并喜爱中国文化、习俗。史载：“拿起筷子来吃饭，读中国书，讲中国话，跑到乡下去，和民众打成一片”。饶家驹颇有语言天赋，除了精通法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日语外，普通话与上海话也讲得流利，这为他后来参与难民救助，游走于各方势力，提供了方便。
（图）上海市民收藏的饶家驹照片
饶家驹除担任虹口圣心堂的神父外，还负责过外国侨民的童子军训练以及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父。当然他还是徐汇中学公学的学监，教授法文与化学。据学生回忆，饶神父宅心忠厚，和易近人，长于筹划，勇于执行，极有决心的人，是个出色的教师。
但是在一次化学教学中，饶家驹不幸被炸伤，从此失去了右臂，因而被称为“独臂神父”。但谁能想到，饶家驹就靠着一只左臂，竟在日后救助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1932年，日寇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起进攻。十九路军在蔡廷锴将军的率领下，奋起抵抗。可战事一起，大量平民深陷战火之中，在闸北一带尤其如此。于是，饶家驹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负责难民、伤兵的救助工作。
由于饶家驹在上海多年，跟各方势力打过交道。于是利用早年建立的社会人脉，出面与各方交涉，成功地使交战的中日军队停火四小时，救出闸北战区的难民和十九路军的伤兵。他的义举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肯定。
（图）“8·13”淞沪抗战爆发后，涌向法租界铁门的中国难民。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开始其全面侵华的狼子野心。淞沪抗战爆发后，成千上万来自上海、江浙等地的中国难民为了躲避日寇的屠刀，纷纷涌进中立的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南部分）、法租界。史载当时难民潮最高峰时达“七十万人左右”。
早在淞沪抗战爆发时，时任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已在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上海战事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必然产生大量难民，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区。饶家驹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外慈善团体的支持，他先在复旦大学操场、徐家汇等地建立了6所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5万多。
（图）法文地图上的南市难民区（图中黑色部分为难民区，北部为法租界，东部为黄浦江）
随着战事的进行，难民人数剧增。饶家驹发现法租界与南市交界的民国路（今人民路）上，有大量难民流离失所，萌发了设立“南市难民区”的想法。他再次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在中国、英美法等国以及日寇己方间游走，呼吁，终于使各方同意建立安全区。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饶家驹安全区于11月9日正式成立。当天就收容难民2万多人。最多曾有收容所130余所，收容难民30万左右。
（图）当时的南市，难民聚集在法租界外
饶家驹认为安全区“不受任何形式之攻击，不设武装军队军事机关，亦不作武装的敌对活动之行为。”“为人道起见，皆愿保护非战斗员”。难民区建立后，饶家驹差不多每天都到那里工作。他不顾生命危险，与难民共患难，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虽然身在非交战区，日寇也答应不骚扰安全区。但危险也是时常降临。毕竟有些日本兵，并非善类，会搞点小动作。比如有一次，饶家驹在视察时，其黑色圣袍被飞来的弹片撕裂出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鬼子不满他的行为，用枪顶着饶神父，但最终没有扣动扳机。
（图）上海豫园难民区旧照
对于“饶家驹安全区”的情况，学者苏智良指出：“在南市有几个主要的难民营所。设在教堂、城隍庙、庵堂、清真寺、学校、公所和饭店中。还有一些商店及空置的民居也收容了一些难民。尤其是城隍庙在安全区开放后的几天里，充满了成千上万惊慌失措，从战争的猎杀中逃脱出来的人们。”
面对至少有30万嗷嗷待哺之口。饶家驹以‘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的名义，到处呼吁，号召各界人士为难民募捐。经过他的四处奔走，不仅在国内募集了70万元（法币），甚至还说服美国总统罗斯福，拿到了70万美元的资金。
有了资金保障，难民得以获得足够的粮食供应，史载：“难民区内总共有9个发放免费大米中心，城隍庙是其中之一。难民区每天为60000名难民提供每日所必需的食物。后来，共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此外，饶家驹还在安全区内开设了医院、残老院等机构，服务难民。
（图）饶家驹与驻华英国陆军司令斯莫利特视察南市难民区
饶家驹的善举，在当时就得到各方肯定。1938年3月9日，蒋介石向饶家驹致信感谢，信中表示： “寇氛张盛，淞沪沦陷，我同胞锋镝余生，重遭荼毒。……贵神父及难民救济委员会诸同仁，抱己饥己溺之怀，施解衣推食之仁，奔走勤劳，迄今不懈。中正忝主戎行，缅怀弥感，用特专函，代表全民，敬致最诚挚之谢忱。”
饶家驹所开创的难民救济模式在不久后，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被南京城里的贝德士、拉贝、魏特琳、约翰马吉等等国际友人所有效法，他们学习饶家驹的方式，在南京设立安全区，保护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让他们得以摆脱日军的屠刀。
饶家驹不但造福了中国难民，更对世界难民救援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据阮玛霞所著《饶家驹安全区》一书记载：“饶家驹开创了‘二战’难民救济的新模式。后来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国际安全区’模式，就是采用了‘饶家驹安全区’模式。欧战爆发后，西方各国也是采用了这一模式救助难民。”
（图）饶家驹和难民区内的孩子们在一起
更为重要的是，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第四公约》诞生，旨在更好地保护饱受战争袭扰的人们，而饶家驹神父提出的战时的平民保护条例，被列入国际公约。可以说，饶家驹的义举，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1940年6月16日，当时饶家驹的家乡正遭遇纳粹德国的侵略，他为了救援自己的同胞，只好离开他所热爱的中国，到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他回国前曾言：“渠旅华甚久，以中国为第二故乡。”“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深爱中国，此次虽暂返欧洲，不久还是要回来的。”
只是，由于欧战局势紧张，饶家驹只好投入到新的救助工作中。并于1946年9月10日，在柏林灾后重建的工作中，因积劳成疾而安息，未能再回到华夏大地。
但知恩图报的中国人没有忘记在危难中救助过我们的国际友人。2017年12月14日，“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在城隍庙落成并举行揭幕仪式。以纪念饶家驹在抗战时期，救助难民的贡献。
作者：鼓浪隐士，鱼羊秘史签约作者。80后鼓浪屿人。喜欢阅读，涉猎宗教，历史，军事、民俗等学科。自2009年以来，研究宗教历史与现状，并在《天风》，《福建宗教》等杂志发表文章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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