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宏義｜讀《宋史》札記九則

顧宏義教授

01. 太祖兵變後見宰相於公署

王鞏《聞見近録》以爲陳橋兵變將士入城後，趙匡胤親至中書都堂外，召宰相來見，稱“石守信實守右掖，開關以迎王師，至中書，立都堂下，召范質、王溥、魏仁浦與語”。然《宋史》卷一《太祖紀一》云趙匡胤於陳橋兵變後入城，“乃退居公署。有頃，諸將擁宰相范質等至，太祖見之”云云。

按：《宋史·范質傳》卷二四九云太祖“自陳橋還府署。時質方就食閤中，太祖入，率王溥、魏仁浦就府謁見”。所謂公署，即殿前都點檢之衙門，趙匡胤以都點檢處理公事及食宿於此，故亦稱府第。又《東都事略·范質傳》卷一八云太祖“自陳橋入城，還府第，時質方就食閤中，聞太祖入，率王溥、魏仁浦就府謁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載太祖入城，“亦歸公署，釋黄袍。俄而將士擁質等俱至”。《九朝編年備要》卷一、《宋史全文》卷一所載同。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亦稱“太祖亦歸公署，釋黄袍，俄而將士擁質及宰相王溥、魏仁溥等皆至”。可證《聞見近録》云云不確，因《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記宋初事迹主要依據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實録》，故推知司馬光所載亦源自《實録》。

02. 乾德五年五星聚奎

《宋史》卷二《太祖紀二》載乾德五年（九六七）三月丙辰， “五星聚奎”。

按：《宋史》卷二六三《竇儼傳》云竇儼“尤善推步星曆，逆知吉凶。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官，儼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並稱其於宋初爲翰林學士，太祖“征澤、潞，以疾不從。卒，年四十二”。據《九朝編年備要》卷二，竇儼預占五星聚奎事在後周顯德年間。如《隆平集》卷一《符應》亦稱：“竇儼周顯德中與楊徽之、盧多遜同在諫垣，常曰：‘天地厭亂久矣。丁卯歲五星聚於奎，自此太平矣，恨不與二拾遺同見之也。’乾德五年丁卯，五星會於奎，儼果已卒。”《東都事略·竇儼傳》卷三十亦云“儼博物洽聞，通音律曆數。盧多遜、楊徽之爲諫官，儼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太平矣。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已而果然”。宋人將此星象視作宋興而天下太平之標識，然此星象當應在何位皇帝，則人言人殊。

如《宋史》卷七〇《律曆志三》載天禧四年（一〇二〇）光禄寺丞謝絳上書，有云：“臣又聞之，太祖生於洛邑，而胞絡惟黄；鴻圖既建，五緯聚於奎躔，而鎮星是主。……斯皆凝命有表，盛德攸屬，天意人事響效之大者，則土德之符在矣。”斯説乃云太祖上應天象，當主土德。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載乾德五年三月，“五星如連珠，在降婁之次”。其下云云略同《宋史·竇儼傳》。其注曰：“《國史·韓熙載傳》稱奎主文章，又在魯分，時太宗鎮兖、海，中國太平之符也。按太宗建隆元年八月領泰寧節度，二年七月除開封尹，安得此時猶鎮兖、海？傳誤矣。”則當時人以爲此星象乃屬太宗當主天下之徵兆。檢《宋史》卷四七八《韓熙載傳》，乃云：“初，乾德丁卯年，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又在魯分，時太宗鎮兖、海，中國太平之符也。是歲熙載著《格言》五卷，自序其事云：‘魯無其應，韓子《格言》成之。’人多笑之。”因韓熙載卒於開寶三年（九七〇），則《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謂《國史·韓熙載傳》當指初撰於真宗時之《兩朝國史》或撰成於仁宗時之《三朝國史》。又約同時稍後之丁謂亦有相似之説。《類説》卷一五載《晋公談録·五星在奎》云：“太宗即位，五星在奎，居兖州地分，太宗 爲晋王，領兖、海。奎爲天上奴僕宫，故執御者皆驟居富貴。 ”

又，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二云竇儼 “尤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預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連珠於奎，奎主文，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與也。’果在乾德丁卯歲，五星連珠於奎，太宗鎮兖、海。其明博如此”，乃源出《國史·韓熙載傳》。南宋初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曰：“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有四海，受禪行八年矣。當乾德之五祀，而五星聚於奎，明大異常。奎下當曲阜之墟也。時太宗適爲兖海節度使，則是太宗再受命。此所以國家傳祚聖系，皆自太宗。”蔡絛之説，乃沿襲《兩朝國史》或《三朝國史》之《韓熙載傳》者。

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九又云南唐主遣韓熙載“入朝聘謝，熙載歸，語主曰：‘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仍在魯分。今晋王鎮兖、海，料非久必爲太平中國之主。願記臣語。’時乾德丁卯之歳也”。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載建隆二年（九六一）“冬十月癸巳，唐主以皇太后山陵，遣户部侍郎北海韓熙載、太府卿田霖來助葬”。而乾德五年（九六七）或前後韓熙載未嘗使宋。此説顯出於傳聞附會。

然如李燾所辨，太宗於建隆二年（九六一）七月改任開封尹，非領泰寧（兖海）節度使，故以爲太宗上應星象之兆，其説頗見勉强。故此後宋人遂將此星象改應於真宗之身。

檢《玉海》卷一九五《乾德五星聚奎》云：“《實録》：初顯德中，竇儼、楊徽之、盧多遜同在諫垣，儼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矣。’乾德五年丁卯三月五日，（原注：丙辰，一云辛亥。《紀》云是月無甲子。）五星如連珠聚于奎，當魯分，從鎮星，晨見東方。占曰：‘有德受慶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從鎮星，王者以重，致天下重福也。自是四方平定。’明年戊辰十二月庚戌，真宗降誕。”注曰：“在魯分。時太宗鎮兖、海。一云在降婁之次。”又注：“建隆元年藝祖受禪，五星聚於奎，鎮星主之。奎主文章，識者以爲大平之符。乾德五年又聚奎，當考。”則《三朝實録》已將五星聚奎作爲真宗誕生之慶兆書載於册，或如《國史·韓熙載傳》所云作爲太宗受命之符徵。如《錦綉萬花谷》前集卷八《帝王符瑞》：“五星聚奎當魯分。乾德五年三月，五星如連珠，聚於奎，當魯分，從鎮星，辰見東方。占曰：‘有德受慶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明年，真宗皇帝降生。”《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九《五星聚奎》亦曰：“真宗開寶元年十二月初二日生。先是乾德六年，五星如連珠聚於奎，當魯分，從鎮星，晨見東方。占曰：‘有德受慶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從鎮星，王者能致天下重福。’明年真宗生。”皆抄録自《三朝實録》。故《宋史》卷六《真宗紀一》則明載“初乾德五年，五星從鎮星聚奎。明年正月，后夢以裾承日有娠，十二月二日生於開封府第， 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 ‘天’字”。以此爲真宗繼位上應天意之符兆。

由此，真宗時謝絳以爲太祖徵應之説，此後少有人提起，其原因當即在此。而 “建隆元年藝祖受禪，五星聚於奎，鎮星主之”之説，似亦出於附會。

宋史籍將此次五星聚奎視作“太平之兆”，如北宋中期錢儼《吴越備史》卷四所云。然星占説“奎主文章”，故宋士人亦多如《宋史》卷四七一《奸臣傳序》所云：“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爲人才衆多之兆。”其説乃沿襲自吕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三：“國家治亂，雖人事也，亦天數也。蓋風氣推移，淳漓不同。世治則人漓，所以治極必亂。世亂則人淳，所以亂極生治。以五代雲霧昏曀之久，啓我宋天日開明之候，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休祥。五星聚奎，固太平之象，而實啓文明之兆也。當是時，歐、蘇之文未盛，師魯、明復之經未出，安定湖學之説未行於西北，伊洛、關中之學未盛於天下，而文治精華已露於立國之初矣。”然吕中之説則實源於朱熹。其《宋大事記講義》卷一四《周濂溪之學》更引“朱文公曰”：“至於我宋藝祖受命，五星聚奎開文明，然後氣之清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於人而先生出焉。”朱熹《晦庵集》卷七八《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有云，聖王之道，“蓋自周衰，孟軻氏没，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晋、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云云。朱熹所謂“先生出焉”，乃指周敦頤應兆出世，則又將“五星聚奎”爲“開文明”之徵，視作道學復興、濂溪諸子應世教化之兆。

由此，宋元之際《隱居通議》卷二八《五星聚處》又云：“考淳熙十三年丙午歲八月乙亥，日月五星聚於軫。惟以乾德丁卯五星聚奎爲瑞，至淳熙丙午之聚軫則未有以瑞言者。或謂聚奎主文，故爲瑞應，而軫無可取，故不言也。然朱、張、吕、陸，星聚此時，豈曰非瑞乎？”

03. 大内都點 檢

《宋史》卷四《太宗紀一》云： “帝（趙光義）爲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史。（太祖）親征澤、潞，帝（趙光義）以大内點檢留鎮，尋領泰寧軍節度使。征李重進，爲大内都部署，加同平章事，行開封尹，再加兼中書令。征太原，改東都留守。”

按：大内都點檢大抵初置於五代後唐，一般於天子離京城時，授任親王、宗室或大臣、大將爲此職以守護皇城。如《資治通鑑》卷二九三注曰：“後唐以來，車駕行幸及 出征，則置大内都點檢之官。 ”然《資治通鑑》卷二八七載乾祐元年（九四八）正月， 後漢高祖崩，秘不發喪，至 “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衞大將軍、大内都點檢承祐爲周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乃屬特例。故宋初太祖親征潞州，循例以皇弟爲大内都點檢留鎮。然據袁褧《楓窗小牘》卷上：“太祖征李筠，以太宗爲大内都點檢。都民驚曰：‘點檢作天子矣，更爲一天子地邪？’此又人口木簡也。”因太祖利用“點檢爲天子”讖語發動陳橋兵變，故聞知開封市民傳言以後，待是年末親征揚州，仍留皇弟鎮守京師，却改名曰“大内都部署”，而大内都點檢一職，則終宋一代再未設置。

04. 削支郡

《宋史》卷四《太宗紀一》云太平興國元年（九七七）閏七月丁巳， “令支郡得專奏事”。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太平興國二年八月戊辰條云：“上初即位，以少府監高保寅知懷州。懷州故隸河陽，時趙普爲節度使。保寅素與普有隙，事頗爲普所抑。保寅心不能平，手疏乞罷節鎮領支郡之制。乃詔懷州直屬京，長吏得自奏事。於是虢州刺史許昌裔訴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右拾遺李瀚往察之。瀚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尊奬王室，亦强幹弱枝之術也。’始，唐及五代節鎮皆有支郡。太祖平湖南，始令潭、朗等州直屬京，長吏得自奏事，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者，興元之三泉是也。戊辰，上納瀚言，詔邠、寧、涇、原、鄜、坊、延、丹、陜、虢、襄、均、房、復、鄧、唐、澶、濮、宋、亳、鄆、濟、滄、德、曹、單、青、淄、兖、沂、貝、冀、滑、衛、鎮、深、趙、定、祁等州並直屬京，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

按：支郡，《漢書》卷四九《晁錯傳》顔師古注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此乃前藩鎮時代之解釋。《舊唐書》卷一五《憲宗紀下》述及“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防禦、經略等使所管支郡，除本軍州外，别置鎮遏、守捉兵馬者，並合屬刺史”。此“支郡”乃唐中期以來藩鎮割據後，其所屬州郡之稱。《舊五代史·唐書》卷三二《莊宗紀六》載同光二年（九二四）十月“辛未，詔今後支郡公事須申本道騰狀奏聞”。但據《新五代史》卷二六《孔謙傳》，云莊宗以孔謙爲租庸使，“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僞梁 之弊，不可爲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 ’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所 謂 “詔從其請”者，當即同光二年十月“詔今後支郡公事須申本道騰狀奏聞”事，然因孔謙强横而未行。而孔謙所行者，疑隨莊宗死而罷，故此後仍行“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之“唐制”。

然《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云云稍有不確處。其一，《涑水記聞》卷一云“太宗即位，趙普爲盧多遜所譖，出守河陽”。阮閲《詩話總龜》卷一九引《古今詩話》亦云“盧多遜與趙普睚眦，太宗踐祚，凡對即傾之。普出守河陽，自朝辭面訴”云云。然其稱趙普於太宗繼位後出守河陽者誤。據《續資治通鑑長編》等所載，趙普於開寶六年（九七三）八月甲辰罷相，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三月，“河陽三城節度使趙普來朝，乞赴太祖山陵。乙亥，授太子少保，留京師”。可見高保寅銜命出知懷州不當早於太平興國元年（九七六）末，不久趙普入京朝謁，隨即宋廷據高保寅奏請而“詔懷州直屬京”，故所謂“保寅素與普有隙，事頗爲普所抑，保寅心不能平”者，借口而已。其乘趙普入朝，“手疏請罷支郡之制”，或本即秉新天子之意。《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八之一亦作“上初即位，以少府監高保寅知懷州”云云。故《宋史》卷四八三《荆南高氏世家》云“開寶五年，知懷州，歷司農、衛尉二卿。是州本隸河陽，時趙普爲帥，與保寅素有隙，事多抑制，保寅心不能平，手疏請罷支郡之制，詔從之”。其“開寶五年”，當作“九年”。

其二，宋初削支郡，始於太祖平荆湖之後，“令潭、朗等州直屬京，長吏得自奏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云乾德元年（九六三）四月“乙酉，始命刑部郎中賈玭等通判湖南諸州”。《文獻通考》卷三一五亦云：“唐及五代節鎮皆有支郡。國初平湖南，始令潭、朗數郡直屬京，長吏得自奏事。”此後所定南方諸國如後蜀、南漢、南唐等，於其州郡皆設通判，而直屬京師。

然檢諸史，知五代間已時有削支郡之舉措。如《舊五代史》卷一五〇《郡縣志》云“濱州，周顯德三年六月，制：‘以贍國軍升爲州。其地望爲上，直屬京，割棣州渤海、蒲台兩縣隸之。’”。又復州，“梁乾化二年十月，割隸荆南。後唐天成二年五月，却隸襄州。晋天福五年七月直屬京，並爲防禦”。《五代會要》卷二四《諸道節度使軍額》載：“華州初爲感化軍。至後唐同光元年，改爲鎮國軍，至顯德元年八月，降爲刺史，直屬京。”又，“耀州，梁貞明元年十二月，改爲崇州，升爲静勝州節度，至後唐同光元年，改爲順義軍，至二年三月，降爲團練州，至周顯德二年，降爲刺史，直屬京”。又，“襄州，晋天福七年，降爲防禦州，直屬京，所管均、房二州，割隸鄧 州，以安從進叛命初平故也。至漢天福十二年六月，復舊爲山南東道使 ”。然此類削支 郡之事，大抵屬個案，爲臨時之舉措。如《宋會要輯稿 ·方域》五之三引《金坡遺事》云耀州，“梁改爲崇州、静勝軍，後唐改爲順義軍，後降爲團練州，周降爲刺史州，直屬京師，皇朝復爲節鎮”。

史載乾德元年四月“始命刑部郎中賈玭等通判湖南諸州”，並“令潭、朗等州直屬京，長吏得自奏事”。隨即部分藩鎮之支郡相繼直屬京師。

《文獻通考》卷三一五：“乾德元年，以隴州、義州直屬京。”

《文獻通考》卷三一五：乾德“二年，又以階、成、乾三州屬京”。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載乾德二年（九六四）七月“己丑，詔階、成二州並直隸京師”。《玉海》卷一八《開寶較州縣數》所載同。

《文獻通考》卷三一五：乾德“五年，又析慶州、商州”。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載乾德五年二月“甲申，詔慶州直隸京師”；三月“辛亥，詔商州直隸京師”。

《文獻通考》卷三一五：“開寶二年，又析歸、峽。”《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載開寶二年（九六九）十月“辛卯，詔歸、峽州並直隸京師”。《記纂淵海》卷九四亦云：“本朝開寶，歸州直隸京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一載開寶三年三月“庚午，詔澤州直隸京師”。五月“丁卯，詔通遠軍直隸京師”。按《文獻通考》卷三一五稱開寶“四年，又析澤州、通遠軍並屬京。”其“四年”似當作“三年”。

《太平寰宇記》卷一三〇云高郵軍“本揚州高郵縣，皇朝開寶四年（九七一）建爲郡，以縣隸焉，直屬京師”。

至太宗初年（九七六），如《文獻通考》卷三一五載：“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八月，盡罷天下節鎮所領支郡。”命“以邠、寧、原、渭、鄜、坊、延、丹、陜、虢、襄、均、房、復、鄧、唐、澶、濮、宋、亳、鄆、齊、滄、德、曹、單、青、淄、兖、沂、貝、冀、滑、衞、鎮、深、趙、定、祁等十八鎮所領郡皆直屬京，天下藩鎮除羈縻州，無復領支郡矣”。《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太平興國二年八月戊辰條注曰：“按此時已盡罷節鎮所領支郡矣，而《實録》興國七年五月辛亥又書詔以涇州直屬京，不知何也？今削去不著，然更須考之。”然據《燕翼貽謀録》卷五云“自江南既平，兩浙、福建納土之後，諸州直隸京師，無復藩府”。可見《續資治通鑑長編》《通考》等所云，僅就大體而言耳。故太平興國二年以後，史籍中仍時有某州軍改直屬京師之記載。

如《文獻通考》卷三一七云景州“周降爲定遠軍，屬滄州，……宋太平興國六年以 軍直屬京。 ……景德元年，改爲永静軍”。又《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云永静軍 “唐景州，太平興國六年以軍直屬京”。

《玉海》卷一八《開寶較州縣數》云太平興國“七年五月辛亥，以涇州直屬京”。檢《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云諸州中有涇州，《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八之二所載同，然《文獻通考》卷三一五乃作渭州。疑太平興國二年直屬京師諸州者乃渭州，而涇州直至興國七年（九八二）方直屬京師。其史料因源自《實録》《會要》不同而有異。

05. 長君

《宋史》卷二四二《后妃傳上》載杜太后與太祖議論後周失天下之原因，太后以爲 “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君，天下豈爲汝有乎？汝百歲後當傳位於汝弟，四海至廣，萬幾至衆，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

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條亦載杜太后與太祖談論“傳位”事，云：“政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要求太祖傳位光義：“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注曰：“司馬光《記聞》稱太后欲傳位二弟，其意謂太宗及秦王廷美也。今從《正史》及《新録》，而《舊録》蓋無是事。按太后以周鄭王年幼，群情不附，故令太祖授天下於太宗。太宗當是時年二十三矣，太祖母弟也。若並及廷美則亡謂，廷美當是時纔十四歲，而太祖之子魏王德昭亦十歲，其齒蓋不甚相遠也，舍嫡孫而立庶子，人情殆不然。然則太后顧命，獨指太宗，《記聞》誤也。”據上知，《太祖新録》《三朝國史》記載“金匱之盟”事，雖其於傳位太宗一人抑或遞傳太宗、廷美、德昭三人，與司馬光《涑水記聞》所云有異，然皆以爲太祖得以登基，乃因周世宗傳位幼兒，若太祖傳位“長君”即可免。故今人遂質疑《宋大詔令集》卷七《開寶遺制》“授以神器，時惟長君”語，以爲與杜太后“病榻遺命”語相應合，實出日後捏造。

通常“長君”，與“幼主”相對，然其“長”字，宋時指“成年”外，尚有“年長”之義。如徐鉉《徐公集》卷二五收録其撰於太平興國五年（九八〇）之《大宋重修峨眉山普賢寺碑銘并序》，内有“太祖神德皇帝，文修内禪，武定中區，正卿揚九伐之威，遠俗致七旬之格。……尊號皇帝，長君嗣統，二聖重熙，覆萬物以如天，廓重昏而皆旦”語。其“尊號皇帝”即指太宗，其“長君嗣統，二聖重熙”二語頗可以爲“授以神器，時惟長君”之注脚。又《文獻通考》卷二七七《封建考十八》云：“按諸侯王與 列侯，皆以其嫡子嫡孫世襲， ……此法，漢以來未之有改也。……至宋，則皇子之爲王 者，封爵僅止其身，而子孫無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爲環衛官， ……必須歷任年深，齒德稍尊，方特封以王爵。……《國朝會要》載慶曆四年七月制封宗室，……故擇其行尊齒宿者王之。至濮安懿王以英宗之故，安定郡王以藝祖之故，方令世世承襲，然又不以昭穆相承，嫡庶爲别，每嗣王殁，則衹擇本宗直下之行尊者承襲。”檢《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一二熙寧三年（一〇七〇）六月丁丑條載宋廷議封諸王之後，云：“先是，禮院言：‘本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宫最長一人封公繼襲。朝廷以爲非古，故去年十一月詔，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補環衛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屬盡故殺禮。即與舊制有異。謹案令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准此。合依禮令，傳嫡承襲。’詔可。”司馬光《宗室襲封議》亦稱：“自唐末以來，三公以下不復承襲。國朝故事，常封本宫最長者一人爲國公。……太常禮院尋奉檢詳國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宫最長一人封公繼襲。”即所謂“歷任年深，齒德稍尊”者，乃謂一族中排行最高、年齒最長者，故宋制不同於漢、唐以“昭穆相承，嫡庶爲别”之制度安排。又《三朝名臣言行録》卷一之一《丞相魏國韓忠獻王》引《遺事》云：“英宗初爲皇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及即位……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允弼爲英宗叔父輩，屬“尊行”，即排行“最尊屬”，故其語如此。此“最尊屬”正可爲“授以神器，時惟長君”之“長君”解，而開寶末有繼位資格之趙光義、廷美與德昭、德芳諸人，自以趙光義“最尊屬”。

06. 宋初皇子出閤拜貴州防禦使

《宋史》卷二四四《宗室傳一》云德昭 “乾德二年出閤。故事，皇子出閤即封王。太祖以德昭冲年，欲其由漸而進，授貴州防禦使”。

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載乾德二年六月“庚戌，皇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時年十七。前代皇子出閤即封王，上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非舊典也”。由此諸皇子出閤依次授予貴州防禦使。如《宋史·宗室傳》載德芳於“開寶九年出閤，授貴州防禦使”；廷美長子德恭於“太平興國四年，以皇子出閤，授貴州防禦使”。其先授廷美之長子，乃因德恭生於建隆三年（九六二），而太宗長子元佐實生於乾德四年 （九六六），故以序先授德恭貴州防禦使。又，李心傳《舊聞證誤》卷一有云 “按史， 太平興國七年以前，燕、秦二王及魏悼王之子皆稱皇子，故魏悼王長子德恭初除貴州防禦使，稱皇第四子，與德昭、德芳同 ”。然未詳皇第三子爲誰。

然此制度爲太宗所廢止。《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三載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三月，或告秦王廷美謀欲亂，遂“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留守”。四月，“詔秦王廷美男女等宜正名呼，貴州防禦使德恭等仍爲皇侄，女韓氏婦去雲陽公主之號，右監門將軍韓崇業降爲右千牛衛率府率，分司西京，仍去駙馬都尉之號，並發遣往西京就廷美安泊”。五月，“降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遂於七月“甲午，封皇長子德崇爲衛王，第二子德明爲廣平郡王，德崇檢校太傅，徳明檢校太保，並同平章事”。隨即“有司言衛王及廣平郡王當同赴中書視事。上曰：‘二王，兄弟也，當分日。’辛丑，詔衛王先視事，廣平郡王以次日”。至次年十月，太宗將其子名之“德”字改作“元”，於名諱上與太祖子、廷美子相區别，而傳子之意遂决。此後未再授皇子貴州防禦使之銜，直至南宋初年孝宗繼位前嘗授與貴州防禦使。《宋史》卷三三《孝宗紀一》云“紹興二年五月，選帝育於禁中。三年二月，除和州防禦使，賜名瑗。壬寅，改貴州”。雖説當時高宗時選宗室二人養育宫中，以何者爲嗣一時多有猶豫，然授予其一人官貴州防禦使，則其傾向性亦頗顯白。

07. 太祖以孫爲 子

《宋史》卷二四四《宗室傳一》云德昭次子 “惟吉生甫彌月，太祖命輦至内廷，擇二女媪養視之，或中夜號啼，必自起撫抱。三歲，作弱弓輕矢，植金錢爲的，俾之戲射，十發八中，帝甚奇之。五歲，日讀書誦詩。帝嘗射飛鳶，一發而中，惟吉從旁雀躍，喜甚，帝亦喜，鑄黄金爲奇獸、瑞禽賜之。常乘小乘輿及小鞍鞁馬，命黄門擁抱，出入常從。太祖崩，惟吉纔六歲，晝夜哀號，孝章皇后慰諭再三，始進饘粥。太宗即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宫，授左監門衛將軍，封平陽郡侯，加左驍衛大將軍，進封安定郡公。淳化四年，遷左羽林軍大將軍。至道二年，授閬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自餘王子不得偕也。……惟吉好學，善屬文，性至孝。孝章皇后撫養備至，親爲櫛沐。咸平初，以太祖、孝章畫像、服玩、器用賜惟吉，歲時奠享，哀慕甚至。每誦《詩》至《蓼莪》篇，涕泗交下，宗室推其賢孝”。

按：惟吉生於開寶四年（九七一）。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 （九八三）十月戊戌，太宗將其子 “衛王德崇改名元佐，廣平郡王德明改名元佑，第三子德昌改名元休，第四子德嚴改名元隽，第五子德和改名元傑，皇侄孫德雍改名惟吉。惟吉，魏懿王子也，太祖甚愛之，視如己子，故與諸叔聯名。上即位，猶居禁中，於是出閤，始改名焉”。《宋會要輯稿·帝系》一之二八亦載惟吉“幼養宫中，太祖視之如子，與諸叔聯名德雍。太平興國八年十月，授右監門衛將軍。端拱元年二月，改今名，進左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二月，進閬州觀察使”。又《帝系》一之五四、《帝系》三之二同。則德雍乃於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出閤，授右監門衛將軍，至次年雍熙（九八四）二月，始改名惟吉。而《宋史·宗室傳》失載此一節。

據《宋史》卷二四五《宗室傳一》，於惟吉“幼養宫中”稍前，約開寶初，廷美子“德彝字可久，太祖召鞠於宫中”。德彝生於乾德五年。又《宋史》卷六《真宗紀一》載開封尹光義第三子（即真宗）開寶元年（九六八）“十二月二日生於開封府第。……幼英睿，姿表特異，與諸王嬉戲，好作戰陣之狀，自稱元帥。太祖愛之，育於宫中。嘗登萬歲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耳。’”。檢《宋史》卷二四二《后妃傳》，開寶元年二月，太祖“納（宋氏）入宫爲皇后”。諸史皆未載宋皇后生育子嗣，疑太祖乃因宋皇后無子之故，遂先後將德彝“召鞠於宫中”、真宗“育於宫中”，後又養孫作子，並賜名德雍，而與其父、叔“聯名”。故史載惟吉出閤以後，享用“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自餘王子不得偕也”之待遇，其原因當在此。此後真宗、仁宗養從子於宫中，殆亦肇始於是。

又按：惟吉初名德雍，然廷美第四子亦名德雍，廷美卒於雍熙元年，有十子，則德雍當生於此前，未詳德昭子、廷美子同名之故，或廷美子名德雍乃於雍熙元年以後改名而然。

08. 太祖賜曹彬錢二十萬緡

《宋史》卷二五八《曹彬傳》云曹彬統軍征南唐，太祖謂曰： “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待破金陵“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

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七記此事，云曹彬還京，太祖“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 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嘆曰： ‘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 相也。 ’”《五朝名臣言行録》卷一之二引《沂公筆録》云“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錢百萬”。然《王文正公筆録》稱“比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錢十萬緡”。則賜錢額有五十萬、二十萬、百萬及十萬緡之異，何者爲是？

五十萬錢，即五百貫（五百緡）。因史載“見布錢滿室”，形容其數額之鉅，曹彬遂有“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之感嘆。然於宋初，五十萬錢其數大小如何？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載建隆元年（九六〇）潞州李筠反宋，前宰相李穀居“洛陽，李筠以穀周朝名相，遺錢五十萬，他物稱是，穀受之。及筠叛，穀憂恚發病，乙卯，卒”。又卷七載乾德四年三月“乙亥，殿前都虞候楊義暴疾失音，上幸其第，賜錢二百萬，命掌軍如故”。卷一二云劉鋹歸宋，“爲右千牛衞大將軍，員外置，封恩赦侯，俸外别給錢五萬，米麥五十斛。鋹……性絶巧，嘗以真珠結鞍勒馬爲戲龍之狀，尤爲精妙。詔示尚方諸工官，皆駭伏。上給錢百五十萬償其直”。卷一六載開寶八年（九七五）十月，太祖幸染院，以領事監察御史劉蟠“爲能勤其官，賜錢二十萬”。卷一八載太平興國二年二月，“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煜自言其貧，乙未，詔賜錢三百萬”；“乙巳，幸新鑿池，賜役卒三萬五千人人千錢、布一端”；“戊午，宰臣薛居正、沈倫、盧多遜，樞密使曹彬、楚昭輔，各賜錢五百萬、銀三百斤，宣徽南院使潘美、北院使王仁鎬，各賜錢三百五十萬、銀二百斤”；己未，“賜齊王廷美絹萬匹、錢五百萬，武功郡王德昭絹五千匹、錢五百萬，興元尹德芳絹三千匹、錢三百萬”；戊午，“遂幸造船務，賜工徒人千錢、布一端”。卷二〇載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九月“丁亥，初置皇子侍讀，以左贊善大夫楊可法爲之，仍賜五品服帶、銀勒馬、銀五百兩、錢五十萬”。卷三六載淳化五年（九九四）八月庚寅，殿中丞建安李虚已“自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中循吏之目。上喜甚……因改知遂州，又别賜錢五十萬以遺其祖母。翌日，對宰相言及之，且曰：‘已與五十緡矣。’吕蒙正曰：‘前所賜蓋五百緡。’上曰：‘此誤也，然不可追。’……虚已亦純孝篤謹，家極貧。雖一時誤恩，人以爲殆天賜也”。又卷一九載太祖别置封樁庫，云：“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此“三五十萬”，乃謂三五十萬貫。雖説五十萬錢不少，但並非錢額甚鉅。故疑《宋史》本傳“錢二十萬”，乃謂二十萬緡。檢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三載宰相龐籍有云：“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用卿爲使相，然今外敵尚多，卿爲使相，安肯復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卷八之二《樞密使狄 武襄青》、趙善璙《自警編》卷八引《記聞》皆作 “賜錢二十萬緡而已”可證。

然《涑水記聞》卷一又載太祖未授曹彬使相， “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嘆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位，不肯妄與人如此”。此當因史料不同而致異，然以爲當指五十萬緡，則又似賜予過鉅。《王文正公筆録》稱“其家各賜錢十萬緡”，當指南征將帥皆賜予鉅金，而主帥賜錢不會與偏將一同，故當時太祖賜曹彬錢二十萬緡較爲合理。《續資治通鑑長編》等史籍云“錢五十萬”，似欲强調錢額甚鉅，且“二”“五”二字亦可能因形近而成異文。

09. 宋帝葬期

《禮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