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寻路亚洲：历史、地图与现代世界
真实谎言：地图是怎么说话的
地图反映的不是现实空间，而是人们对空间的想象。如同历史反映的不是过去，而是人们对过去的解释。人创造了地图，也被地图所控制，因此也成为地图的囚徒。
当瓦尔德泽米勒出版了他著名的1507 年世界地图时，他也知道自己所展现的世界图景，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相当惊世骇俗的。于是在地图的右下角，他用拉丁文写了一段话，奉劝那些未经学习的读者（所谓“粗鲁人”），不要因为眼前的景象显得陌生而横加指责：“因为等他们将来理解了（宇宙志），这无疑对他们是更有价值的。”制图师确信：这张地图提供了人们理解世界的钥匙，即使不是在现在，也会是在未来。
很多谈地图学的人都喜欢引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Borges）的一则短篇故事：《论科学之精确》。它讲述帝国的制图师们制作了一幅与帝国一样大的地图，图与现实严格对应，分毫不差。但后世终于发现这种精确性毫无用处，于是地图被废弃。把这个故事用在历史上也是一样，我们要是把过去的每天、每小时甚至每分钟发生的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那么这种记录必然毫无头绪，凌乱不堪。
博尔赫斯的小故事清楚传达了“呈现”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若不经过我们有意识地选择、提炼、组织、整理，并抽象成解释，就没法传达出特定的信息。大多数时候，并不单单是现实决定了意识，人们也同时通过自己的意识塑造了“现实”。这个过程永远是双向的。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欧美的地图学界兴起一种新的研究流派，其中的代表性学者都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力主以社会文化视角，反思地图中展现的话语权力，批判传统的科学主义导向。随着新的研究视角的日益普及，地图研究早已不局限在狭义的地理制图学领域，而是扩散至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艺术史、文学等各个人文和社科领域，新的成果层出不穷。今天广义的地图学者基本同意：地图并不只是一种客观的认知工具，它往往带有极其鲜明的导向性和解释性，在引导的同时也会误导。所以一些畅销书会干脆把地图说成是“说谎的”。
其实很多情况下，地图并不是有意说谎。因为每一种地图都有不同的功能，不存在一种地图可以具备所有的功能。
无论中外，在近代以前，很少有地图用一条闭环的国境线来表示国家。这是因为“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本身是个晚近才通行的理念。倒不是说古代国家不重视统治区域，只是过去疆域的形态和观念更多元、灵活、多变，不像今天，领土是一个神圣、绝对的概念，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国家”这种国家形式，其实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在不断的内外冲突中逐渐形成的，它们又以此原则瓜分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殖民扩张的影响，也接受了这个形式，这才使领土国家逐渐成为通行全球的国家想象。它本身是一个历史产物，有特定的产生背景。
所以，制图师是依照特定的国家形态观念创制这个国家的形状的。观念往往先于现实，或者根本只是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但看图的人则通过阅读这样的地图，认定了国家的轮廓。在把图标地图当作象征符号的同时，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国家即领土”这个现代理念。
我们应该做的，是回溯不同时代的语境，尝试探讨当时人们是怎样构想世界的，想象的背后又揭示出什么样的地理观念。
英文“map”作为动词，兼有“绘制地图”及“探索、构想、安排、规划”之意。今天讨论地图，特别是古地图，要超越固定的制图法（cartography）观念，把作为精神产品的地图（maps）放回到其社会历史脉络中，去理解人们对于世界的探索、想象和安排（mapping）。正是通过这个mapping——想象到制图——的过程，“空间”（space）被赋予实体的意义，成了被人们理解、占有和利用的“地方”（place）。
再次回到“亚洲”这个话题。不论从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族群等哪个方面看，亚洲都过于多元，没法作为一个自足的概念成立，它只能作为一个相当勉强的空间概念。但如前所述，“亚洲”对于现代世界的形成，又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在欧洲的殖民现代性席卷全球的过程中，它被清楚地投射到地图以及文明认知中了。想象亚洲轮廓的过程，也就成了安排世界的过程。
所以本书想问的是：从古到今，亚洲这个“空间”是如何被构建的？它是如何被赋予“地方”的实体意义的？我们能够怎么言说这个概念？能不能用这个本源上缺乏普遍性的概念，作为认识世界、认识历史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