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晚清中国为何一改相沿数千年的“祖宗成法”，转而全面学习和移植西方的治理模式，是一个长久以来不断被追问的问题。
李栋教授的新作《东法西渐》以此为逻辑起点，抛开以往“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等传统思路，把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与中国在他者眼中形象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认为除物力因素外，还有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因素——在他者眼里，中国形象经过了一个从乌托邦到“无法”和“无主体”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这个颠覆性概念的发生，是与西方不断把中国作为陪衬来形塑“东方学”或“法律东方主义”等概念工具相伴而行的；无论是西方努力实现或证成自身价值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还是推进中国传统法的近现代转型，都不过是西方将这些概念用作推进殖民实践的结果。
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是促使西方形成中国陪衬式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关于这一点，作者与其在论题阐释中屡屡提及的美国学者络德睦（Teemu Ruskola）的分析颇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后者论述的重点，是19世纪以降西人对中国法的偏见何以发展成一种美国的意识形态与帝国实践，从而使美国法在缺乏法律的东方实施治外法权成为必要。
而作者认为，关于这个论点的分析，仅局限于19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是不够的，还应当放眼追溯19世纪以前中国形象在西人眼中演变的全部情形。
正如作者所言，把中国法放在全球法律史的视野中探究中国法在“西渐”过程中如何参与西方法的构建，中国法在历史上如何进入世界，在全球化早期如何成为世界性学问。
该书标题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这个研究意图。其研究旨趣，也注定了它是有关中国法在他者眼中如何呈现的一项比较的和历史的研究。
循着这个思路，作者依次追溯古希腊罗马时代、马可·波罗时代、伊比利亚时代、耶稣会士时代、启蒙运动时代与殖民时代西方镜像中中国文明和中国法的图像。
关于这项研究的意义，作者提出了两点有说服力的判断，一是有助于拓展法律史研究领域，极大弥补一直以来中国法律史、外国法律史知识体系各自封闭的缺陷。二是有助于校正中国“无法”“无主体”或“无法治”等传统偏见，揭示甚至彰显长期被遮蔽的中国法潜在的世界意义。
晚近以来，中国的思想与学术无不以博通古今中外相尚。然而中国学者的治学与著述，注重西学如何输入中国，或者国人如何走向世界、学习西方一类的主题，较早如张锡彤的The Earlies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into China（《燕京学报》1950年），晚近如钟叔河等裒辑散佚、汇辑刊印的大型系列“走向世界丛书”，大多如此。
反之，有关中学如何输入和影响西方，西人如何了解中国，或西人如何构建中国形象方面的研究则少之又少。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诸多前辈学者，如冯承钧、张星烺、陈垣、阎宗临、方豪、何高济、谢方、耿昇、许明龙等，孜孜以求，遵循质朴严谨的文献考据之法进行扎实的中外文献的收集、整理、翻译、校勘、编辑、解题与著述，出版了大批有关东西文化交通史上的经典作品，取得了中外瞩目的学术成就。
然而在法学领域，能举出者，仅有杨鸿烈《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史彤彪《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马小红和史彤彪《输出与反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寥寥数种。
相形之下，这本书为这个冷僻领域的研究增添了一股暖风。在强调全球视野背景下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今天，这个视角的思考和写作具有基础性意义。
该书的内容设计与络德睦的《法律东方主义》之间有着某种显著的关联。
一方面，作者以明确指出法律东方主义的不足或缺陷作为立论的出发点，并在结尾处作出螺旋式上升的分析和批评，这使读者对整部作品获得了一种史论结合、以史为证的深刻印象。
另一方面，由于络德睦界定的研究范围是19世纪以后的情形，作者则针锋相对，将全书的主体内容设定在从古希腊到19世纪这个漫长的历史上中华文明或中国法在他者视野下的梳理和呈现上面。这反映出作者的某种选择性写作策略，但客观上为19世纪后同样内容的论述留下了足够的拓展空间，因为越是晚近，世界图景就越是丰富和复杂。
该书尽其所能地囊括了迄今为止关乎主题的各种中文文献材料。除极少数英文文献外，这些中文文献材料绝大部分是语种各异的西人著述的中文译本，其中相当部分早已成为经典的西文史料，也有相当多新近的研究成果。
当然应看到的是，西文有关中国的文献数量浩如烟海，难以尽数。这些文献遍布欧洲大部分语种，尤以拉丁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法文、英文、俄文为主，分藏于罗马、里斯本、马德里、巴黎、伦敦、莱顿、柏林、莫斯科，乃至果阿、澳门、南洋等地图书馆或博物馆的某个角落。
寻觅中西文化交往当中无比复杂的各种关联，这些文献既可在与中国相关文献的对照比较中显示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又可借助不同语种的文献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而互补互证，从而廓清复杂的历史真相，提升学术的品质和水平。
黄时鉴在回顾和评价王国维关于借助新材料作出新学问的判断时指出，十九世纪末以来经由殷墟甲骨、流沙坠简、敦煌文书、内阁档案、四裔遗文作出的新学问，今天仍处在发展之中，但新材料又增加了许多，至少有史前遗存、历代考古、清代档案、海外文献、外销遗物这五种。
黄时鉴这里所说的新材料，在不同程度上都与中外关系的研究有关，是作出新学问的重要支撑和依据。例如，仅就海外文献来讲，江树生于上世纪末直将荷兰收藏的《热兰遮城日志》由荷兰文译成中文并陆续刊印，即属此类。这套文献是17世纪上半叶荷兰占据台湾时期从事各种殖民活动的珍贵记录。
在探讨诸如全球化早期东西方关系以及彼此想象世界的方式等课题时，它也许能够提供另外的一些思路和素材。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如此，扩展和提升该书论域的时空范围，也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