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接连有几家独立书店关张，书店的生存状况与存在意义引起了广泛讨论。图/Unsplash
书店就是“城市之光”，如一盏盏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到灯下读书、交谈，在肩挨着肩的讲座中探索思想的深度，在并不宽敞的书架间拓宽城市的边界。
文/丁正如意 张家明
上海季风书园、北京豆瓣书店、无锡行走书店……在“岁月静好”的人间四月天，几家独立书店纷纷传出关张的消息。季风开始了倒计时，豆瓣勉力维持生存，民谣歌手钟立风的行走书店开张718天后，也于4月27日直播了“闭幕礼”。
独立书店还办得下去吗？几乎是一夜之间，每一个关心书店的人都感到很悲观。
这些年来，独立书店一家家地开，也在一家家地关。关闭的理由虽然五花八门，却已无从深究。毕竟，我们已经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独立书店会倒下”的事实，甚至健忘的我们，已然忘记那些曾经“点亮过一座城市”的名字。
季风书园是上海的标志性书店。
独立书店是一座城市的季风
如果说，书是丰富个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那书店，自然便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所在。
对于不少爱书人来说，每到一座城市，就会去逛逛当地的书店：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纽约的Strand书店，东京的茑屋书店，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墨西哥城的潘多拉书店，以及伦敦的一整条查令十字街……走进的每间独立书店，也成为了记忆中每座城市最鲜明的名片。
在国内，北京有单向街，广州有博尔赫斯，南京有先锋书店，杭州有晓风书屋……上海固然有渡口书店、汉源书屋等众多独立书店，然而论起哪间独立书店可以作为一座城市的“灵魂担当”，那便非季风书园莫属。正如季风书园的创始人严搏非所说：“季风似乎就是这样，不由自主地，成为这个时代的上海精神史的一部分。”
北京单向街空间。
杨东平先生写过本书叫作《城市季风》，探讨的是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而在上海生活的人们心中，这座城市的“季风”，就是季风书园了。
1997年，季风书园在上海陕西南路地铁站开了第一家店。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城市的角落患过伤风，然而对于爱书人，一到了那里，吹到的便是“季风”。
许多人至今记得，在那远远算不上宽敞的空间里，摆放着大量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类的“严肃书籍”，不少人一出地铁就迅速钻进书店，在书架前心无旁骛地拿起书本“大快朵颐”。拿起书，刚才地铁车厢里的闷热、逼仄，一整天工作下来的疲劳、忙碌，都仿佛早已抛在脑后，与他无关——“现在是回归自我世界的时候了”。
位于上海陕西南路地铁站内的季风书园。图/东方早报
在每一个近乎奢侈的周末与假期里，文艺青年们却愿意花上大半天时间泡书店。他们乐于参加文化沙龙来寻找同好，毕竟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同类太少了”。
文艺青年会在观影活动后交流彼此的感想，也会在读书会中朗读自己喜欢的篇章，围绕着社会议题大胆亮出自己的观点，也会一边种着多肉，一边聊起自己曾踏足过的“远方”。
如今的城市空间里，跳广场舞的大妈占据了广场，忙着为子女相亲的长辈占据了公园，周末被父母领过来的孩子占据了图书馆……唯有独立书店，还能给文艺青年一方精神栖息地。
广州方所书店。
卖的不只是书和咖啡，还有独立精神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独立书店在全国遍地开花，逐渐取代新华书店在人文领域的地位，如一盏盏灯，将那些有理想的读书人聚集到灯下。
九十年代的南昌是中国独立书店的先锋，这里走出了中国第一家民营连锁书店席殊书屋。据曾悦之《南昌独立书店沉浮录》，1994年席殊书屋开张以后，几乎每天都爆满，连某大型国有书店的员工也经常“潜伏”过来，抄录人文社科类书单，拿回去当采购单。
席殊书屋创始人席殊成立了一个可能是中国书店史上最强大的阅读导师团，包括莫言、周国平、尤今、梁凤仪、陈香梅、严歌苓、高晓松、崔健等名重当时的作家和文化人，都到南昌来签售和开讲座。极盛之时，席殊书屋在全国开了六百多家连锁店。
“席殊书屋”四个字是社会学家费孝通题写的。
那时候，文人开书店是一种潮流。北京三大民营书店万圣书园、风入松、国林风，分别由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苏里、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炜、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欧阳旭创立。
在遵义，薛野和一群喜欢哲学与政治的年轻人，给予了“西西弗”一颗巨石。陈佟和鲁毅在广州创办以“私阅读”著称的博尔赫斯书店。钱晓华在南京创办的先锋书店，如今已不仅仅是“南大的第二图书馆”，更是石头城的文化地标。
他们以自己在文化界的影响力，邀请大批作家、学者来店里开讲座，使独立书店成为了“城市之光”。
多年后，薛野这位1988年的贵州省高考文科状元，谈起“西西弗”等独立书店，有一个非常精准而有趣的定义：“由第二代书商建立起来的带有人文理想与社会关怀的民营书店”。
近两年来，西西弗书店在全国各大城市新开了很多分店。
从历史角度来看，较之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书商，第二代“书商”多是自身嗜书如命，自带文人气质，希冀自己的一方书店，能够参与社会思想启蒙，注重交流分享，筑造大家的精神世界。
如此的独立书店，比起当下许多复合经营的“最美书店”，身上也烙着店主更深远的自我表达和情怀。正如严搏非在季风书园20周年来临之际时说道：
“书店是一个天然地具备知识和价值禀赋的所在，当为书店采购、选书摆书成为一件日常性的工作之后，你的知识本能和价值本能就立刻地成为书店个性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独立书店’了。
你用你的价值来刻画书店的立场，哪怕在1997年的季风，还仅仅只是地铁下一个40平米的小店。然而就是在这里，六七十年代地下阅读的精神、八十年代对中国另一种可能的希冀，都在这里顽强地重新滋生出来。”
季风书园。
独立书店应该像一间人文意义上的教堂
在九十年代末期，以大学为中心，独立书店一度如星罗棋布般密集。据刘苏里回忆，九十年代末期，北京大学方圆2.5公里范围内，就有600多家书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独立书店,到了2016年，只剩下60家左右。在仅剩下的这些书店里，人文书店屈指可数。
2009年，由国林风改建的第三极书局宣告破产；2014年，风入松也倒闭了。只剩下万圣书园仍在坚守。刘苏里曾在“书店与城市文化”论坛上说：“如果一家书店跟城市的精神生活没有关系的话，我可以赌定它，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或者是后天死掉。”
这话对于那些已经倒闭的同行来说并不公平。据界面新闻报道，开在万圣书园对面的豆瓣书店，自五月起房租每季要涨一万，而申请政府补贴需要正规完整的财务系统和报表，只有万圣书园、单向空间等公司化运作的书店能够拿到。
更令他们措手不及的是市容市貌整治政策，书店临街的门和窗被要求全部封上。据说书店所在的位置曾是一堵围墙，可他们租下来的时候，谁知道呢？
北京豆瓣书店。
当然，倒下和未倒下的独立书店，需要的不仅仅是唏嘘和感慨。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书籍传播的媒介，书店无法再靠卖书来维持生存。中小型书店由于缺乏资金开咖啡店、开文化公司，更难以在消费时代生存下去。
对这些小书店，除了给予政策支持与财政补贴，还应该允许他们探索更多的营利方式。在国外，很多小型独立书店都会形成自己的特色，它们可能深耕某一类书籍——读者们不到这里便买不到，也可能涉足出版、广告、影视等行业，以现代传媒的手段来做文化传播。
只要有人读书，只要让人读书，独立书店就不会死。当下的独立书店，应该像一间人文意义上的教堂。就像万圣书园墙上的那句诗——“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那昏黄的的书店灯光，永远是爱书人心中不变的温柔乡，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到灯下读书、交谈，在肩挨着肩的讲座中探索思想的深度，在并不宽敞的书架间拓宽城市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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