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唐代的边将问题，我们可以做几个切面，去了解玄宗不同时期的边将变化。在玄宗时代，北方的边将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在玄宗担任皇帝的四十多年间，曾经在北方地区担任过节度使一级长官的人不过五十几人。特别是在开元前期，边将群体甚至比宰相都稳定，皇帝换宰相的速度比换边将还快。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这一年在北方边境地区担任长官的大都是功勋卓著的将领，以及与中央有联系的高级官员。负责安西的是名将张玄表和阿史那献，北庭由汤嘉惠和郭虔瓘掌管，而守卫河西的依然是唐代历史上首位节度使贺拔延嗣。陇右由鄯州都督杨矩主持。而在朔方、河东和范阳的，分别是三位（在之前或之后）担任过宰相的高官——王晙、薛讷和宋璟。
这是玄宗朝前期的典型配置。在西北地区升任高官的大都是战功赫赫的将领，既有汉人，也有少量汉化的胡人，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担任。而在某些地区，还会选择中央高官去担任职务，这样做除了保证地方的忠心之外，还可以利用这些高官调动资源的能力，保证边疆地区的军事实力。在地方任职的将领只要足够优秀，也有机会到中央担任高官。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担任河西、陇右、朔方和范阳节度使的，分别是牛仙客（宰相）、张守珪（功臣、将领）、信安王李祎（亲王、著名将领）和赵含章（战将、功臣、信安王下属）。这时的节度使模式依然是亲王、宰相和功臣模式，表明盛唐时期的边将还没有失控。玄宗甚至比开元初刚刚开始设立节度使时，更加在意边将的人选，将边境大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而守边的将领只要足够优秀，依然还有机会升任中央高官。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随着李林甫对宰相职位的把持，宰相和高官群体从边将的名单中逐渐消失，形成了专门负责边疆事务的将领群体。当然这并不是说边将与中央官员已经彼此隔绝，事实上，担任河西、陇右和范阳节度使的王倕、皇甫惟明、裴宽都在中央任过职，但由于李林甫把持了朝政，他与汉人的边将集团又往往有着冲突，导致边将升任中央也受不到重用，有时还会有性命之忧（例如皇甫惟明）。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林甫开始有意识地重用胡人群体担任边将，由于这些人比起汉人边将更加听话，成了李林甫巩固权力的一种工具。在此时，担任安西节度使的是著名将领、羌族人夫蒙灵察，而担任平卢节度使的是安禄山。
到了天宝七载（公元748年），李林甫已经将唐代的边将群体进行了换代，这一年担任帝国北边将领的是四个番将，分别是担任安西节度使的高仙芝、担任河西节度使的安思顺、担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以及担任范阳和平卢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这四人中，有人始终忠于唐朝皇帝，而有的人则发动了叛乱，但不管怎样，手握重兵的番将控制了唐朝的边防，依然是唐朝即将出现问题的信号。之后，虽然偶尔有汉人担任边疆节度使，但唐朝的边疆控制权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央的手中。
玄宗后期的边将中，最早应该提到的是在北方多地镇守过的张守珪。
玄宗早期的著名将领如郭虔瓘和郭知运等人虽然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受皇帝节制的，不轻易言战，表达了盛世早期对战争的克制。但到了另一位名将王君㚟时代，由于他急于立功，与吐蕃人和回纥人发生了冲突。王君㚟表现出与玄宗执政后期相同的急功近利的特点，以失败身死而告终。
第一个帮助玄宗实现了他的武功梦想的，是著名将领张守珪。张守珪早年跟随郭虔瓘镇守西北，后来又在东北地区的幽州担任将领，对于边疆地区的局势非常熟悉。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王君㚟战败身死，张守珪也获得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机会。
由于王君㚟的死亡，唐朝在与吐蕃的斗争中是处于下风的。张守珪被任命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任务就是保住城池，但吐蕃的势头太猛，就是这一点也很难做到。就在他率领士兵们修城墙工事时，突然间敌人又来了。士兵们知道城池不够坚固，但是逃又没有地方可逃，人心惶惶之际，没有人考虑过长期的战略，只有张守珪不慌不忙，如同诸葛亮一般大摆空城计。他虽然没有打开城门这么嚣张，但在城上和将士们置酒作乐，表现得毫不担心。他的做法迷惑了敌人，让他们担心有埋伏，不敢进攻，只能撤走。张守珪这才放下酒杯，率军出击，击败了撤退中的敌人。这一仗树立了张守珪的威望，他被封为瓜州都督。张守珪继续率领兵民修缮灌溉设备和农田，让瓜州恢复了正常。
由于他的功劳，第二年他被授予鄯州都督，充陇右节度使，跻身高级将领的行列。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待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在这期间，张守珪与河西节度使牛仙客、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这三大名将共同支撑起了帝国的西北防线，将吐蕃死死压制，帝国重新回到了和平的轨道。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张守珪调任范阳，担任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后又加封河北采访处置使。这一系列官职让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北京王”，这表明帝国的边疆军职权力有了失控的苗头，也是后来安禄山大权在握的前奏。
但是，张守珪本人并没有野心，他依然是唐朝中央政府忠心耿耿的大将。在他到达幽州时，恰好是可突于猖獗之时，前两任幽州长史都拿可突于没有办法。张守珪却利用契丹人的内部矛盾，将可突于杀死，传首东都，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两年后，当张守珪本人前往东都时，他获得了隆重的接待，皇帝为他准备了一系列的欢迎仪式和赐宴，甚至亲自为他作诗。张守珪被封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继续镇守东北地区。在幽州，皇帝也下令给他刻碑记功。
张守珪的待遇成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在之前，边关将领们以守成为主，王君㚟的命运依然提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更不要试图主动出击。但在张守珪之后，边将们看到了榜样的力量，为了追求赏赐，纷纷开始主动出击。
事后，人们认为，张守珪对唐代最大的影响还不是他的战功，而是他发掘了两个人：安禄山和史思明。根据传说，张守珪担任范阳节度使时，安禄山只是当地市场上的小混混，偶尔还偷牲畜，一次他偷牲畜时被抓住了，按照规矩应该被杖杀，就在这时，他看到了监刑的张守珪，大喊：“大夫不欲灭奚、契丹耶？而杀壮士！”这句话让张守珪留了他一条命，从此他成了张守珪旗下的捉生将，担任同一职务的还有史思明。
所谓捉生将，类似于以抓“舌头”为目的的侦察兵。安禄山由于会多种语言，这项活计他干得得心应手，率领三五个人就能抓回十几个俘虏来。张守珪给他的人数翻倍，他抓的“舌头”也会翻倍。久而久之，安禄山就担任了张守珪的偏将，之后又成了张守珪的养子，因为军功加封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
这段传说有合理的成分，但也可能有虚构之处。首先，张守珪担任范阳节度使是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的事情，按照上面的说法，他招纳安禄山必在该年之后。但是也是在同一年，张守珪派遣安禄山前往朝廷奏事，也就是说他至少已经成了亲信。从情理上说，安禄山不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小毛贼变成节度使的亲信。
张守珪在没有晋升为高级将领时，也就是在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之前，曾经在幽州担任过游击将军，后来升为左金吾员外将军。很可能是在这一段时间，他发掘了安禄山，安禄山在几年的时间内逐渐升为张守珪的亲信，并跟随张守珪前往西北地区，后来又回了幽州。
另外，安禄山是否为张守珪的养子也是有疑问的。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安禄山作为平卢将军，讨伐奚和契丹失利，张守珪就曾经奏请斩首安禄山，这显然不是父子关系能够做出的。这也表明，张守珪与安禄山只是上下属关系，安禄山以功绩获得了张守珪的赏识，又因为失利而受到贬斥。虽然是张守珪发掘了安禄山，但这并不表示他有什么私心。
张守珪虽然没有太大的私心，但他毕竟也是一名将领，受到了自己建立的功绩的束缚。既然他因为军功而受封，并让其他将领学会了同样的套路，那么接下来，他就会被迫立更大的功劳，才能稳住自己的地位，否则就会被别人取代。唐代官僚缺乏保护机制的弱点又显露出来，一个人哪怕功劳再大、官职再高，一旦失去了上升的势头，就有可能瞬间倒台，并被对手陷害。要想防止这一点，就只能继续努力获得皇帝的欢心。
到了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报应来了。这一次并不是张守珪的本意，而是他的下属立功心切，冒用了他的命令，甚至冒用了皇帝的命令，导致了灾难。张守珪的裨将赵堪、白真陀罗为了立功，命令平卢军使乌知义率领人马在湟水上与奚人作战，由于乌知义不想打仗，他们只好伪造了命令，逼迫他出兵。但这次战斗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