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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龙 | 节度使的罪与罚

新史学1902  · 公众号  ·  · 2022-08-26 15:10

正文

为了说明唐代的边将问题,我们可以做几个切面,去了解玄宗不同时期的边将变化。在玄宗时代,北方的边将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在玄宗担任皇帝的四十多年间,曾经在北方地区担任过节度使一级长官的人不过五十几人。特别是在开元前期,边将群体甚至比宰相都稳定,皇帝换宰相的速度比换边将还快。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这一年在北方边境地区担任长官的大都是功勋卓著的将领,以及与中央有联系的高级官员。负责安西的是名将张玄表和阿史那献,北庭由汤嘉惠和郭虔瓘掌管,而守卫河西的依然是唐代历史上首位节度使贺拔延嗣。陇右由鄯州都督杨矩主持。而在朔方、河东和范阳的,分别是三位(在之前或之后)担任过宰相的高官——王晙、薛讷和宋璟。

这是玄宗朝前期的典型配置。在西北地区升任高官的大都是战功赫赫的将领,既有汉人,也有少量汉化的胡人,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担任。而在某些地区,还会选择中央高官去担任职务,这样做除了保证地方的忠心之外,还可以利用这些高官调动资源的能力,保证边疆地区的军事实力。在地方任职的将领只要足够优秀,也有机会到中央担任高官。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担任河西、陇右、朔方和范阳节度使的,分别是牛仙客(宰相)、张守珪(功臣、将领)、信安王李祎(亲王、著名将领)和赵含章(战将、功臣、信安王下属)。这时的节度使模式依然是亲王、宰相和功臣模式,表明盛唐时期的边将还没有失控。玄宗甚至比开元初刚刚开始设立节度使时,更加在意边将的人选,将边境大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而守边的将领只要足够优秀,依然还有机会升任中央高官。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随着李林甫对宰相职位的把持,宰相和高官群体从边将的名单中逐渐消失,形成了专门负责边疆事务的将领群体。当然这并不是说边将与中央官员已经彼此隔绝,事实上,担任河西、陇右和范阳节度使的王倕、皇甫惟明、裴宽都在中央任过职,但由于李林甫把持了朝政,他与汉人的边将集团又往往有着冲突,导致边将升任中央也受不到重用,有时还会有性命之忧(例如皇甫惟明)。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林甫开始有意识地重用胡人群体担任边将,由于这些人比起汉人边将更加听话,成了李林甫巩固权力的一种工具。在此时,担任安西节度使的是著名将领、羌族人夫蒙灵察,而担任平卢节度使的是安禄山。

到了天宝七载(公元748年),李林甫已经将唐代的边将群体进行了换代,这一年担任帝国北边将领的是四个番将,分别是担任安西节度使的高仙芝、担任河西节度使的安思顺、担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以及担任范阳和平卢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这四人中,有人始终忠于唐朝皇帝,而有的人则发动了叛乱,但不管怎样,手握重兵的番将控制了唐朝的边防,依然是唐朝即将出现问题的信号。之后,虽然偶尔有汉人担任边疆节度使,但唐朝的边疆控制权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央的手中。

玄宗后期的边将中,最早应该提到的是在北方多地镇守过的张守珪。

玄宗早期的著名将领如郭虔瓘和郭知运等人虽然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受皇帝节制的,不轻易言战,表达了盛世早期对战争的克制。但到了另一位名将王君㚟时代,由于他急于立功,与吐蕃人和回纥人发生了冲突。王君㚟表现出与玄宗执政后期相同的急功近利的特点,以失败身死而告终。

第一个帮助玄宗实现了他的武功梦想的,是著名将领张守珪。张守珪早年跟随郭虔瓘镇守西北,后来又在东北地区的幽州担任将领,对于边疆地区的局势非常熟悉。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王君㚟战败身死,张守珪也获得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机会。

由于王君㚟的死亡,唐朝在与吐蕃的斗争中是处于下风的。张守珪被任命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任务就是保住城池,但吐蕃的势头太猛,就是这一点也很难做到。就在他率领士兵们修城墙工事时,突然间敌人又来了。士兵们知道城池不够坚固,但是逃又没有地方可逃,人心惶惶之际,没有人考虑过长期的战略,只有张守珪不慌不忙,如同诸葛亮一般大摆空城计。他虽然没有打开城门这么嚣张,但在城上和将士们置酒作乐,表现得毫不担心。他的做法迷惑了敌人,让他们担心有埋伏,不敢进攻,只能撤走。张守珪这才放下酒杯,率军出击,击败了撤退中的敌人。这一仗树立了张守珪的威望,他被封为瓜州都督。张守珪继续率领兵民修缮灌溉设备和农田,让瓜州恢复了正常。

由于他的功劳,第二年他被授予鄯州都督,充陇右节度使,跻身高级将领的行列。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待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在这期间,张守珪与河西节度使牛仙客、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这三大名将共同支撑起了帝国的西北防线,将吐蕃死死压制,帝国重新回到了和平的轨道。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张守珪调任范阳,担任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后又加封河北采访处置使。这一系列官职让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北京王”,这表明帝国的边疆军职权力有了失控的苗头,也是后来安禄山大权在握的前奏。

但是,张守珪本人并没有野心,他依然是唐朝中央政府忠心耿耿的大将。在他到达幽州时,恰好是可突于猖獗之时,前两任幽州长史都拿可突于没有办法。张守珪却利用契丹人的内部矛盾,将可突于杀死,传首东都,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两年后,当张守珪本人前往东都时,他获得了隆重的接待,皇帝为他准备了一系列的欢迎仪式和赐宴,甚至亲自为他作诗。张守珪被封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继续镇守东北地区。在幽州,皇帝也下令给他刻碑记功。

张守珪的待遇成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在之前,边关将领们以守成为主,王君㚟的命运依然提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更不要试图主动出击。但在张守珪之后,边将们看到了榜样的力量,为了追求赏赐,纷纷开始主动出击。

事后,人们认为,张守珪对唐代最大的影响还不是他的战功,而是他发掘了两个人:安禄山和史思明。根据传说,张守珪担任范阳节度使时,安禄山只是当地市场上的小混混,偶尔还偷牲畜,一次他偷牲畜时被抓住了,按照规矩应该被杖杀,就在这时,他看到了监刑的张守珪,大喊:“大夫不欲灭奚、契丹耶?而杀壮士!”这句话让张守珪留了他一条命,从此他成了张守珪旗下的捉生将,担任同一职务的还有史思明。

所谓捉生将,类似于以抓“舌头”为目的的侦察兵。安禄山由于会多种语言,这项活计他干得得心应手,率领三五个人就能抓回十几个俘虏来。张守珪给他的人数翻倍,他抓的“舌头”也会翻倍。久而久之,安禄山就担任了张守珪的偏将,之后又成了张守珪的养子,因为军功加封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

这段传说有合理的成分,但也可能有虚构之处。首先,张守珪担任范阳节度使是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的事情,按照上面的说法,他招纳安禄山必在该年之后。但是也是在同一年,张守珪派遣安禄山前往朝廷奏事,也就是说他至少已经成了亲信。从情理上说,安禄山不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小毛贼变成节度使的亲信。

张守珪在没有晋升为高级将领时,也就是在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之前,曾经在幽州担任过游击将军,后来升为左金吾员外将军。很可能是在这一段时间,他发掘了安禄山,安禄山在几年的时间内逐渐升为张守珪的亲信,并跟随张守珪前往西北地区,后来又回了幽州。

另外,安禄山是否为张守珪的养子也是有疑问的。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安禄山作为平卢将军,讨伐奚和契丹失利,张守珪就曾经奏请斩首安禄山,这显然不是父子关系能够做出的。这也表明,张守珪与安禄山只是上下属关系,安禄山以功绩获得了张守珪的赏识,又因为失利而受到贬斥。虽然是张守珪发掘了安禄山,但这并不表示他有什么私心。

张守珪虽然没有太大的私心,但他毕竟也是一名将领,受到了自己建立的功绩的束缚。既然他因为军功而受封,并让其他将领学会了同样的套路,那么接下来,他就会被迫立更大的功劳,才能稳住自己的地位,否则就会被别人取代。唐代官僚缺乏保护机制的弱点又显露出来,一个人哪怕功劳再大、官职再高,一旦失去了上升的势头,就有可能瞬间倒台,并被对手陷害。要想防止这一点,就只能继续努力获得皇帝的欢心。

到了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报应来了。这一次并不是张守珪的本意,而是他的下属立功心切,冒用了他的命令,甚至冒用了皇帝的命令,导致了灾难。张守珪的裨将赵堪、白真陀罗为了立功,命令平卢军使乌知义率领人马在湟水上与奚人作战,由于乌知义不想打仗,他们只好伪造了命令,逼迫他出兵。但这次战斗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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