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那点事儿第二部 28

正文

        红大楼是一个资源可以共享的大院，一家有难处，邻居们都乐意伸手帮忙。

        六七十年代，就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核心城市，大学毕业生也非常罕见。

        在红大楼的长辈中，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人却不少，特别是红大楼住着不少商业部系统内的专家，全院估计不下十几个。

        不过学医出身的人不多，特别是我母亲这种毕业于正牌医学院的专业西医大夫，据我所知，合起来不会超过三位。 

        而我母亲的专业恰好是儿科，这对很多邻家的孩子是个福音。

        大院孩子难免有个小病小灾的，很多人就跑到我家直接问诊。

        红大楼大院分为东南西北四个楼，我家住北楼第三个门，如果是本楼的人来我家问诊我毫不奇怪，但是四个楼都有来我家问诊的。

        印象中，母亲有个医生专用箱子，里面有听诊器、体温计以及很多常备药。对前来问诊的红大楼邻居，无论是否熟悉，一视同仁，有病看病，认真负责。有时候她还会背着药箱上门给孩子看病。至于给谁看过病，给多少孩子看过病，我记不清。但是多少年以后，红楼的很多人都还记得这些事情。

        七十年代中后期，红大楼二代很多大哥大姐们的陆陆续续结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时候住房条件都比较差，他们中不少人都把这些红大楼三代寄养在大院父母家。

        例如，我家隔壁李伯有八个孩子，其中三姐、五姐的孩子都是她们的外婆刘姨带的。

        只要孩子一有病，刘姨首先想到的就是母亲，而母亲也特别关心两个女娃儿的健康 。

        还有楼下32号千哥的女儿，一楼27号楼家的双胞胎外孙女等，只要孩子一有问题，这些老太太都会跑到我家问诊，母亲从不推辞，值得自豪的是，母亲的医术确实不错，一般都可以在家里把孩子的病诊断清楚，有时候仅仅只用药箱里的药物就可以解决问题。

        母亲在文革期间，曾经下乡到北京门头沟一个叫冯村的地方工作过两三年，还带过赤脚医生。那时候那里的条件极为简陋，西医发挥的空间远远不如中医，母亲因地制宜，开始自学针灸和中医，几年下来在针灸和中医方面，造诣也很不浅。

        红大楼大门口有一个自来水龙头，专门为住在平房那些大院的家庭提供水源。熊孩子平时玩嗨了，就对着龙头猛灌自来水。有时候晚上回家就闹肚子，疼得直打滚，家长着急，有的就直接找我母亲问诊，好几次，母亲直接给熊孩子针灸，每次都是用针不到十分钟，熊孩子立马又熊闹起来。

        如今，娃娃看病难，也是一个问题。据说北京几个儿科医院总是人满为患，看病挂号的来自祖国各地，我真不知道现在的儿科大夫是水平减低了还是孩子们的病情更复杂了，往往孩子的一个小恙，就会把父母爷爷奶奶姥爷姥姥折腾得晕头转向，结果往往是孩子遭了很多罪，甚至被一些庸医误诊，造成很多麻烦。

        母亲后来搬离了红大楼，新的邻居在得知母亲是个儿科大夫后，也都会到我家为孩子问诊，母亲一样不推辞，帮助邻居解决问题。

        直到现在很多人一提我母亲，都知道她是个儿科大夫，给大院不少熊孩子看过病。

上面照片：是我母亲中青年时候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