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修，1988年生，辽宁大连人，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暨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4月21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四季第17期在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学者张义修博士应邀来到现场，他以《两个伟大发现的枢纽——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的演变》为题，与参会老师、同学共同分享了他的博士论文。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蕾副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并向张义修博士赠送了“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系列文集。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高等教育体系当中尤为重要的一环，但其中一些关键概念对于人们而言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张义修博士通过抽丝剥茧的方式，由浅入深地引领听众们去理解了“对象化”这一概念经历了何种演变。而这一分享过程，一方面让听众对“对象化”概念有了历史性、系统性的立体认知，另一方面也向大家展示了一种博士论文的写作和行文方式，全程可谓是“干货满满”，令听者受益良多。
本次报告的题目是《两个伟大发现的枢纽——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的演变》，这一标题直观呈现出选取“对象化”概念进行研究的原因：在研究者的定义中，“对象化”是连通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的枢纽，它有必要被仔细审视、理解和反思。
所谓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进行墓前讲话时概括出来的，也就是恩格斯所认为的马克思的两个重要成果。这篇墓前讲话的文本我们大都在中学语文课堂中接触过，在文中，首先恩格斯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个所谓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其实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而是被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人类首先要衣食住穿，马克思发现无论我们是从事政治还是艺术，首先有个基础就是“物质生产”。这个发现应该没有什么理论家会反对，但很少有理论家会从这个视角切入进去进行讨论，所以这个是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第二个伟大发现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恩格斯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解读为两个规律：其一是一般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其二是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恩格斯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剩余价值的发现”。对于第一个发现而言，如果简单概括，也就是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说法其实会窄化马克思所要阐释的含义，它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类社会分为五个阶段等等。但是义修博士认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具有哲学层面的意义。这不是针对历史问题的一般观点，而是一种看待历史的更加整体的方法论。换句话说，他不是在思考如何看待历史，而是在思考如何历史性地看待人类社会。义修博士以面前的一杯茶举例：也许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会想要研究这杯茶里的成分，或者在研究茶的成分之前先研究人的认识机制——人如何能够看到一杯茶；而马克思的切入角度则比较奇绝，他关注的是：这杯茶是在哪儿、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这个角度和传统的哲学理路很不一样。因此，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实质上是一种哲学层面上的革命，他开辟了在他之前的哲学家不会去思考的角度。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是剩余价值理论，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的理论，但实际上这个判断马克思本人是不会承认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是《资本论》，但大家同时不能忘记《资本论》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26岁就开始打算写一本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写到40多岁才写了第一卷，我们今天看到三卷《资本论》，实际上马克思直到去世都没有写完。他只写完了第一卷，第二、三卷的出版主要因为有恩格斯的活跃才得以促成。那马克思的目的真的是构建一套经济学吗？其实不是，他立意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目的绝不简单在于批判某一位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他是要批判整个政治经济学学科。马克思认为在古典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从斯密到李嘉图，学者们看待社会的这一套理论和学科的视角就有问题，所以他不是批评以前的经济学家，他是要批评整个学科。基于以上种种，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实质上一个社会批判理论。
在分析了两个伟大发现的实质之后，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这两个伟大发现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直观感受，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真理；后者，是对于人类具体社会发展阶段的关注，二者似乎是一种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但实质上，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哲学层面的变革，一个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它们的相互关系其实就是“双向互动，双向支持”。下文将对这种关系进行具体论述。
“跨学科”的理论互动是马克思主义生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有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并不是直接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出唯物主义哲学，在英法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发展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社会主义，它们不是分别按照承继序列生成的，而是在不同研究领域的互动中发现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判定，我们首先有必要重新认识马克思的生活轨迹和思想历程，破除既往生成的一种静态的马克思的认知。
马克思1818年出生在德国的边境小镇特利尔，1835年赴波恩大学读法学，但当时的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挥霍无度，打架斗殴，因此在1836年被家人转学到了柏林大学，当时的柏林大学有很强的黑格尔气质，马克思在这里开始从法学转向哲学，他在柏林大学度过了整个大学时代，最后在耶拿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
毕业之后，马克思做过编辑记者，此前他尝试求职做大学教师，但是没有成功。在他当《莱茵报》编辑的时候，由于风格较为激进而当时普鲁士的舆论审查十分严格，因此报纸很快被查封。他先后在多个城市辗转，在克罗茨纳赫结婚，后又迁往巴黎。在巴黎他完成了《1844年手稿》，但又终被法国驱逐。1848年欧洲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发动革命之后，他多处辗转，最终定居伦敦，并在伦敦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
在马克思的生活轨迹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时段：第一个是他的大学时期。那时候的马克思是个唯心主义者，他对黑格尔的观点有一些激进的阐发，非常反对普鲁士的专制统治，但这种反对是一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民主观，所以我们叫他青年黑格尔派。第二个时段是他担任《莱茵报》撰稿人和编辑的时候，马克思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现黑格尔的思想并不是现实社会中政治人物真正依循的东西，左右议会政治的不是高明的理论，而是粗鄙的利益，政治家们是为了私有财产而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服务的。他的观念因这一发现而发生转向，一方面，他转向唯物主义，发现现实的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更关注底层民众，在政治立场上开始转向共产主义。
在巴黎定居的时期也是马克思思想里程中一个关键转折，因为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在此过程中恩格斯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从恩格斯那里理解到了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的，亲身感受到工厂的运作方式和生产环境，真正看到了改变世界的工业的力量，这是在经济学论著的文本中看不到的。因此，如果我们梳理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就会发现，我们无法割裂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进展，他的思想是生成在不同研究领域的互动之中的。
在这样一个认知的基础之上，本研究进而回答下一步的问题：为什么要将“对象化”作为研究对象？答案有两层。首先必须回答：研究马克思主义可以找寻到很多研究对象，为什么要选择研究马克思？第二则要回答：为什么要研究“对象化”？
为什么在今天仍然要继续研究马克思？义修博士认为，研究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学术研究的最重要的源头活水，是绕不去的一环。他提到自己的博士导师张异宾教授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你研究谁，你首先要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成果是精熟的，只有这样才能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发现、辨析和评判你的研究对象。在这一领域尝试做研究的学生往往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论文写到最后要呈现出研究者自己的观点，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生成批判性的评析。有时候大家常常发现，自己往往还不能充分理解研究对象表达了什么意思，就需要对其进行评析，这是很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很好的参考系就是马克思。
此外，有一个状况对研究者而言必须直面：我们虽然有很多关于马克思的译著、论著，但是直到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资料还没有出版，或者德文文本未能翻译成中文。大量旧的汉译文献是依据俄文版转译过来的，由此研究者应该对这类中文文本的概念保持必要的审慎态度。就以“对象化”来举例，最先被翻译成了“物化”，但是，这个“物化”与卢卡奇的“物化”在来源上根本不是同一个词，研究者必须意识到马克思文本中的一些概念、论断可能存在混译和误译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就算研究马克思，为什么要研究“对象化”这个词呢？原因有三。首先，“对象化”这一词汇的原初语境和应有地位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本项研究可以算作第一个对此进行复现的研究。在过去，马克思的“对象化”被翻译成了“物化”，很多学者因此把“物化”和《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关联分析。作为一个贯穿马克思思想全程而未得到重视的词语，研究它是非常有必要的；其二，通过对这一词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发掘马克思思想进行了何种转变；第三，如果在研究假设中我们将其视为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学批判的枢纽，那么我们从枢纽的角度出发，可以尝试发展出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视角。
文本复现：论文的结构与研究者的逻辑本篇博士论文共分为六章，包括以下内容：
1.“对象化”的概念史溯源；
2.青年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与“对象化”的复调内涵；
3.哲学革命中的“对象化”
4.“对象化”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批判（上）：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5.“对象化”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批判（下）：资本关系的辩证解析；
6. “对象化”、“事物化”与“物化”：物化批判的逻辑重构。
一是“对象化”的概念史的溯源，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切入。“对象”这个词汇的翻译非常贴切，“Gegenstand”这个词可以将之拆分为“gegen+stand”去理解，“gegen”有方向上“朝、向、对着”的意思，整个词汇表达出“相对着立在那儿”的意思，中文将之翻译为“对象”。这个词语在康德那里发生了一个哥白尼式的理解革命，康德转换了哲学的认知视角，比如传统的哲学在思考水杯是什么的时候，是研究者围着杯子转，是研究者在考虑杯子的形状、质料等等，也就是“主体围着客体转”；但康德认为，所谓的“客体”，其实是一种相对于主体而立起来的图景，是主体的另一种呈现，如何看待一个“客体”，其实取决于研究者有什么视角，也就是“客体围着主体转”。因而“对象”这个词是强调主体性的。黑格尔在形容词“gegenständlich”的基础上添加词尾，形成了“对象性”的名词形式“Gegenständlichkeit”，费尔巴哈则进一步发展出了动词“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en”。这一系列词语的出现其实代表着“对象”这一概念的扩充过程。康德有句话叫“知性为自然立法”，在这一认知中，“对象”是静态的，代表着一种认识层面上的互动。黑格尔的“对象性”则有所推进，他解释了“对象”意识和主观能力之间的关系。例如当在座的听众看PPT时，会意识到自己有眼睛，如果看的时候觉得很模糊，就会意识到自己应该戴眼镜。也即是通过对“对象”生成的“意识”反向意识到“意识”这一“对象”——主体自己，黑格尔认为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费尔巴哈则是将黑格尔的观点进行了一种简单化，他重视人本主义的张扬，从基督教中发现了“异化”现象：宗教是把人最美好的东西凝结在一个外在的对象上，这个对象是“神”，然后人反而拜倒在神的面前，求取如何做人的教导，也就是人创造的的宗教完成了对人的主宰，主体创造出的客体反而支配了主体，这种主客体的颠倒关系，就是宗教异化。从这个角度而言，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就像一个哲学风格的基督教，因为后者所提出的“绝对精神”绝似人的本质精神的对象化。
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承接了费尔巴哈的思想，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表达了关于“异化”的批判，区别在于费尔巴哈是在宗教和哲学层面上批判异化，而马克思则是在经济学层面上批判异化。他发现我们现代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将金钱看作了神，现代社会所存在的宗教就是金钱拜物教。金钱本是人们为便于交往而创造出的交流媒介，是人的本质关系的对象化，但它反而成为了人的支配者，也就是钱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异化因之而生。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人本主义的框架中使用“对象化”一词的。
这是马克思阐释“对象化”的第一步，在《1844年手稿》之后，1845年，他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追随费尔巴哈的思想转向批判费尔巴哈的思想；后来，他与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体系进行了一个整体性的批判；后来马克思还有一个经济学文本叫做《雇佣劳动与资本》。在这四份文本中，马克思关于“对象化”的双重意涵开始显现：一个是上文所提到的人本学意义的对象化，另一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对象化：马克思发现，活的劳动的过程变成了固定的对象，劳动的产品。或者说，是“活劳动”变成了“死劳动”，时间性的劳动变成了空间性的劳动，劳动从一种活动变成了对象。这层意涵的对象化在马克思后期著作文本中被大量重复使用，而从具体的表述上看，马克思已经抛弃了人本学的思维方式，将关注点放在了劳动产品的价格、价值的来源、成本的计算等问题上。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没有了人本主义的关怀，而是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一种哲学“翻译”，然后进行批判。也就是说，他的关注反映的是实然层面的问题，而批判则是一种应然层面上的思考。
那么，紧接着的问题是，为什么哲学的人本学的活动被马克思颠覆（抛弃）掉了呢？马克思提出了物质生产层面上的“实践”的概念，他认为没有什么所谓的固有的“人性”，有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一个贪官“本质上是贪的”，而是他的社会关系，物质利益的关系的关联性促成了他的贪。当“人的本质”其实不存在的时候，那么更无法去谈“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因此，马克思意识到用人本学去谈论“对象化”其实并非一个科学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当马克思开始发现和使用“劳动对象化”这一概念的时候，“对象化”并不是以人本学的逻辑为支撑的，这里才真正意义上进入到其第二层意蕴的拓展中。
马克思重点论述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意义上的“劳动”的概念。这里的劳动是一种现代的抽象，举例而言，一个原始部落人们高兴了会跳舞，此时的跳舞显然不是劳动；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会去看民族风情村，那里的人们可以通过跳舞挣钱，此时的跳舞就变成了劳动。“劳动”并不直接跟吃喝相关，定义某一活动是否属于“劳动”，是看它能否被商品化。现代意义上的劳动是可以被换算的，如果在亚里士多德身处的年代，我们定义他的哲学思考和奴隶干的家务活是同样的劳动，他一定不会认同，认为这两者有显而易见的高下之别。但是在现代意义上，所有劳动都可以被同一种衡量标准换算，这种劳动的抽象，是劳动对象化的前提。现代社会中每一件商品，都是抽象劳动的对象化。
那么，进一步来说，一个商品的价值如何体现？为什么商品的价值会转化为货币呢？商品之所以称之为“商品”，是因为其必然要进行交换。并且，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总需要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反过来，任何一个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都能够表现其他商品的价值。货币的产生，是为了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只要市场交换存在，货币是无法废除的。因而，马克思会说“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进一步延展了从货币到资本的具体关系，也就是剩余价值理论。什么是货币？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说到底也是对象化的劳动；什么是资本？资本使能够生钱的钱，所以资本也是劳动的对象化。但是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不同的。资本家拿着他的钱，希望能尽可能买到使他赚更多钱的商品，然后他发现了“劳动力”。在人力资源市场中，劳动能力是一种商品，资本家付给劳动者工资，实质上代表了“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价值。在签署用工合同的时候，遵循了等价交换的原则：货币和劳动能力的置换；但在签署用工合同之后，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变成被支配和支配的关系，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所谓资本家实质上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劳动者们的“活劳动”被资本家的对象化的活劳动所支配，进而才会导致工人在工厂做的不开心也不能走，而工厂老板什么都不做却仍然能日进斗金，通过分析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异化”被充分地挖掘了出来，由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而哲学方法论也得到了深化。
【问】张婧妍：我的问题有以下：关于您的报告中间提到马克思中间曾经停止了“对象化”的讨论，我比较好奇这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疑问是我做传播思想史或媒介文化研究也会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去寻找理论的资源，其中有一批学者被称作西马的代表，我想问是否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看来，对于西马的引用是比较初级的引用？另外，为什么在马克思的研究中为什么一定要划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为什么西马总把它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呢？它和您所谈的马克思主义最不可调和的矛盾点是什么？
【答】中间为什么消失？因为中间要解决的是哲学的变革问题。他核心解决的哲学的问题，经济学的问题暂时放一下，哲学的“对象化”这个词听起来太人本学了，所以他提纲中有“对象性”，他希望跟哲学家拉开距离，他不想用哲学家的词。他想用“工业”、“商业”这样的词，所以在哲学层面上他刻意回避，在经济学的层面上他没有涉及，所以这是他中间那一段这个词消失的原因。
站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立场上，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我们的研究对象。而我们不是说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那些歪理邪道。不是这个意思，你看张老师研究鲍德里亚和国外任何一个思想家其实都有批评，但其实他写《回到马克思》的时候，他对马克思也有批评。所以这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面对研究对象的时候，你总会要批判性地面对他。每一个研究者都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你之所以要做研究，是因为你有想法，你对你的研究对象不可能百分之百赞同，你自然会有批判，在批判中如果你依凭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那也挺好，政治上也正确，但是关键是那也是你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说非要有一个外在的批判依凭，并不是说马克思就比后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要高，其他人的观点就是幼稚，其实不是，只是说我研究鲍德里亚，我不能说他全对。所以关键还是在于你自己进行研究时你的思想理论背景。你有你的框架，有你看中的思想家，有你觉得好的方法，你也可以依凭这个去对待你的研究对象。这主要是讲对某一个思想家的研究。但是如果你要做另外一种研究，就是你借用某一个人的思想资源，只是为了去研究某一个问题，那会是另外一个问题。
【追问】：当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把特定的学者放在一个框架之内呢？
【答】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从卢卡奇往后，也不是说所有西方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都叫做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这么称呢？是因为那时有第二国际，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的框架。而这些思想家的解读框架和他们完全不同，而且跟他们有意地拉开距离，你强调“客观的经济规律”，我强调“主体性”，你强调“经济层面”我强调“文化层面”，他刻意有自己立场，那我们会觉得他是单独的一个派别。发展到了1968年5月风暴以后，今天有很多人还在坚持反叛的立场，可是他跟西方马克思主义此前的理论状态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我们也不把他们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就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不同模式的思想史的研究。
【问】王蕾老师：我替在场的博士生们问一个问题：你多次强调“对象化”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是勾连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枢纽。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博士论文的切入点，这个选题你当年是怎么捕捉到的？另外，在你做博士论文期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或困境？如果有，怎么突破的？作为前辈，你对在场的博硕士生们有什么样的嘱托呢？他们也即将或正面临着论文开题和写作的阶段。
【答】第一个问题简单的回答就是由导师指定的。我当时有两个选题，一个是“对象化”，一个是“关系”。我做了两个简单的提纲发给导师看，然后再做讨论，最后确定。我一开始也没有觉得“对象化”是那个枢纽，我把它全看完了才发现它是枢纽。我一开始的设想，和导师的设想以及我最终做出来的很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在慢慢的寻找发现。词频搜索一出来，你就知道这是个重要的词，但怎么个重要法，这可能要慢慢做的过程中可能有不一样的解读。当然了，在和导师讨论选题时，你要能准备一些属于自己的空间，再来和导师做交流会更为顺畅。第二个“论文写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瓶颈”？我觉得不要把博士论文当成个人价值的实现，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修炼，本质上是一个练手的过程。你不要指望自己有什么思想贡献，这个指望的结果就是自己压力超大。我写的时候因为中间在国外一年，我也担心时间不够用，那我怎么办，我就先按照时间线索，把有可能用到的段落先粘进去，什么都没写就好几万字，我写作中间就连着笔记、结构一点点的出现，最后再做删减。我们现在博二的同学也说我还在看书，我还有好多文献没有看，我们毕业或者写完的人都会告诉他你永远看不完，你赶紧动笔写。我的嘱托就是不要把博士论文看得那么神圣，这个就是一个训练，看你能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你以后可能要写一辈子论文呢。把自己放低一点，这样就过得比较快乐，这样我觉得瓶颈相对会小一点。一定要活成一个健康的灿烂的博士，不要让研究过程太过挤占你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