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孤独感的方式

经历过孤寂的人必然会有恐惧感。实际上孤寂是每种恐惧的根源。孤寂意味着与外界没有联系，不能发挥人的力量，意味着一筹莫展，不能把握世界，事物和人；意味着世界把我淹没，而我只能听之任之。所以孤寂是引起强烈恐惧感的根源，同时孤寂还会引起羞愧和负罪的感觉。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吃了辨别善恶之树的果子后，他们就不再顺从上帝(只有在自由地变得不顺从时，才会产生善恶)，他俩脱离了动物界与大自然的原始和谐，从而成为人。当他俩作为人诞生后，“这才发现自己是赤身裸体，感到很是羞愧”。

难道我们还应该用十九世纪拘泥的道德观去解释这一古老、基本的神话，即这个故事是要我们相信，亚当和夏娃之所以羞愧是因为他俩都看到了对方的性部位？这种解释肯定不对。如果我们这样理解这一故事，我们就忽视了主要的一点，那就是：男女在意识到自己和对方后，也就意识到了他俩之间的区别和距离，知道他俩属于不同性别。由于他们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他们就相互陌生起来。他们还没有学会去爱对方——亚当把责任推卸到夏娃身上，而不是试图为夏娃辩护这一事实就证明这一点。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又没有通过爱情去达到新的结合——这就是羞愧的根源，同时也是负罪和恐惧的根源。

因此对人来说最大的需要就是克服孤独感和摆脱孤独的监禁，人在达到这一目的过程中的完全失败就会导致疯狂。因为人只有通过完全彻底地脱离周围世界，以至于不再感到与世隔绝，他对彻底孤独的恐惧感才会得到克服——因为他与之隔绝的世界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人所有时代和生活在不同文化之中的人——永远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克服这种孤独感，如何超越个人的天地，实现人类的大同。原始时代的洞穴人、游牧民族、埃及的农民、腓基尼的商人、罗马的士兵、中世纪的僧侣、日本的武士、现代的职员和工人都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一成不变，因为它出自同一土壤——即人的状况，人类存在的条件。

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却各不相同。人可以通过信拜动物、祭人或军事掠夺、奢侈享受、清教徒式的节制、狂热的工作、艺术活动和创造性的劳动，通过对上帝和他人的爱情作出自己的回答。虽然有各种回答的方式——详细地列出这些方式就产生一部人类历史——但决不是无边无沿。相反，如果我们撇开一些微小的、非本质的区别，可以确定，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对这一问题所能作出的回答是有限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就是这些既纷繁、然而数量上又有限的回答组成的历史。

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一定的范围则取决于人所达到的个性的高度。在一个孩子身上，“我”字几乎还没有形成。每个孩子都同母亲融为一体，只要母亲在他身旁，他就不会有孤独感。他的孤独感通过母亲的存在，同母亲的乳房和肌肤的接触而得到缓和。一直到孩子发育到产生孤独感和个性这个阶段，母亲的存在才不足以消除他的孤独感，他必须以其他的方法克服这种孤独感。

人类在孩提时代几乎是以同样的方式体验与大自然的和谐。大地、动物和植物完全是人的世界。人把自己看作和动物完全一致，这表现在人装扮成动物以及崇拜图腾或其他的动物神。但人类越脱离原始的纽带，就越疏远自然世界，就越要寻找摆脱孤独的途径。

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途径是不同形式的纵欲。例如自我引起——或借助于毒品的恍惚状态就是一种形式的纵欲。原始部落的许多仪式提供了这方面活生生的例子。在短暂的极度兴奋中世界消失了，与世隔绝的感觉也随之消失。如果是集体纵欲，那么参加者还会体验到与一组人共命运的感受，从而加剧效果。性的体验常常是和这种纵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性纵欲可以达到同恍惚状态和吸毒一样的效果。集体性纵欲的仪式流传很广，其效果是参加者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强烈的孤独感，但渐渐地恐惧感又会上升，因此就必须重复这一仪式。

只要纵欲是一个部落的集体活动，就不可能引起恐惧和羞愧的感觉。这样的一种行为是“正确的”，甚至是一种美德，因为这是一种集体活动，不仅得到医生和僧侣的同意，还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参加者也没有必要感到羞愧或有负罪的感觉。但是生活在已经失去这种仪式的文化中的人如果选择同一种方式去克服自己的孤独感，就另当别论了。酒和毒品是生活在一个非集体纵欲的时代一些人所选择的方式。同生活在集体纵欲文化时代的人相反，这些人受到良心谴责的痛苦。他们一方面想通过酗酒和吸毒去克服孤独感，但在纵欲以后他们的孤独感却加剧了，所以不得不更经常地，更强烈地去重复纵欲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性纵欲是克服孤独感的一种自然和正常的方式，并有部分效果。许多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减轻孤独感的人很重视性放纵的要求，实际上这和酗酒和吸毒并无多大区别。有些人拼命地想借性放纵使自己克服由于孤独而产生的恐惧感，但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孤独，因为没有爱情的性交只能在一刹那间填补两个人之间的沟壑。

通过纵欲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结合的所有方式都有三个特征：首先这些方式都是强烈的，甚至会很激烈；其次它们需要整个人——包括身心都投入进去，第三就是需要不断重复——因为纵欲的效果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

以为自己拥有个性的人们无论是过去的人，还是现代人，克服孤独感最常用的方法却与纵欲截然相反。这一方法就是通过同一组人保持一致，通过同一组人的习惯、风格和看法保持一致来达到同其他人的结合。这一方法的发展也有一个历史过程。

在一个低级社会中一组人为数甚少，往往是由血缘关系或者生活在一起的人组成。随着文化的发展，一组人的人数也随之增长，它变成了一个政治体、国家或一个教派。就是最穷的罗马人也能自豪地说“我是罗马的公民！”罗马和罗马帝国就是他的家，他的祖国和世界。

在今日的西方社会，同一组人结合仍然是克服孤独感最常用的方法。在这种结合中，参加者为了使自己属于这一组人而失去了大部分个性。如果我与他人完全一样，我的感情、思想与他人一致，我的衣着、习惯和看法都向这一组人的楷模看齐，我就可得救，就不会再经历可怕的孤独。专政的国家形式需要用威胁和恐怖手段去制造同一状态，而民主政权里还存在抵制这种同一性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社会里也确实能看到这种例子。但在专制制度里只有少数非凡勇敢的英雄和殉道者才会抵制顺从。

虽然民主制度和专制的国家形式有区别，然而民主制度把人变成一个模式的程度也委实使人担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们总想通过某种方式实现同他人结合，如果没有别的更好的方式，那就只能采取同一群人同一的方式。我们只有理解了人是多么害怕与别人隔绝，才能懂得担心与众不同和同一群人疏远会产生何等的威力。有时这种担心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人们考虑到与众不同会带来实际危险。但事实上人们多半是自发地、而不是被迫地这样做——至少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是如此。

大多数人并不意识到自己身上有这种要求。他们生活在一种幻觉中，以为自己是按照个人的意愿行事，是具有个性的人，是经过大脑的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他们的观点之所以和大多数人吻合纯粹是巧合罢了。他们甚至认为这正好证明了“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至于他们尚存的、希望自己有个性的要求则通过微不足道的东西得到满足：如在手提箱和毛衣上绣上自己的名字的缩写字母，在玻璃窗口上挂上自己的名牌，参加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学生联合会。《来点儿别的》这一广告口号证明了在一个几乎不存在个性的社会现实中，人们是何等需要个性！

康德最清楚地说明了这点，他认为人永远不应该是实现他人目标的工具，人本身，就是一个目标，而不是他人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同启蒙运动的思想相仿，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把平等解释为是消除剥削和人使用人，不管这种使用是残酷的还是“人道的”。

配图：插画师 Wenjia T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