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7篇医学论文被撤稿事件,引起无数关注,涉事医生、医院和中国医生职称晋升制度,更是遭受频频非议。我们的确需要反思体制的问题、医生的问题,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此大规模撤稿事件,一本审稿不严格的假杂志同样难逃其咎。
作者 | 倪浩 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整理
来源 | 环球时报
原标题:《袁岚峰:“撤稿事件”的板子该打向谁》,《医学界》转载本文已获授权
国际学术出版巨头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Springer Nature)日前在其旗下一期刊的主页发表撤稿声明,107篇医学论文因同行评议造假而被撤下,被撤论文全部来自中国。中国科协高度重视撤稿事件,第一时间约见该集团大中华区总裁,认为作者和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期刊与编辑同样负有责任。
中国一些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有意无意地在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审稿程序都是国际惯例,“防君子不防小人”,只是因为中国人太狡猾了,标准化流程就被中国人玩坏了,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科协在倒打一耙,推卸责任”。必须强调,这种印象与事实不符。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作假者的作弊手法。每一个科学杂志在接受投稿时,都会请投稿人提出几名推荐的审稿人;如有需要,还会提出几名要回避的审稿人。这起事件中,投稿人推荐的审稿人姓名是真实的,信箱却是伪造的,可能是Gmail、163之类。审稿系统给这些信箱发信,就发到造假者的同伙手里,他们给出的审稿意见自然都是赞成发表。
对作弊固然应强烈抨击,但同时也可看出,这样的作弊手段很低级,应该很容易被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学术机构人员的信箱都是所属机构的专用邮箱,例如我的信箱是ustc.edu.cn的,一看就知道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何一个杂志的专业编辑如果看到大量以Gmail、163为地址的推荐审稿人,不感到奇怪吗?
其次,正常情况下,学术期刊不会全都采用投稿人推荐的审稿人,我有不少同事在国际学术期刊担任编辑,他们对每篇投稿都努力寻找对路的审稿人。工作量很可观,消耗不少时间精力,但他们兢兢业业地承担了下来,完全是为了服务整个科学共同体。如果编辑只需要把稿子扔给投稿人推荐的审稿人就行,自己什么脑筋都不需要动,那这份工作不是太容易了吗?还有什么技术含量?一般而言,编辑会从推荐的审稿人中选择一个,还会从杂志的专家库中再选择一两位专家进行评审。如果《肿瘤生物学》的编辑全部采用推荐的审稿人,只能说明他们可能连个专家库都没有,或者压根就是在糊弄。
我们再来看看《肿瘤生物学》这个杂志。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事件,听说过这个期刊的科学工作者估计寥寥无几。有个指标很说明问题:它的影响因子(即过去两年内该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数)只有2.9。这如果在物理、化学领域还算可以,但在生物学领域是比较低的。作为对比,肿瘤学界比较好的杂志《肿瘤研究》影响因子在9以上。国际顶级学术期刊《Nature》《Science》《Cell》的影响因子更是超过20。
更值得注意的是,《肿瘤生物学》对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收取版面费,每篇1500美元,这是它跟大多数科学期刊不同的一个特点。事实上,大部分学术期刊都不收费,尤其是重视学术声誉的期刊。虽然收钱的杂志不一定不严肃,但它对虚假论文的放水行为,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
第四,尽管2015年已发生过类似事件,但《肿瘤生物学》杂志并未以此为戒,居然放任类似情况持续一年多,实在太可笑。这家杂志要么是在偷懒,要么是有意为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此赢利。
第五,这次揭出的造假者的单位,除中国机构(主要是各医院)外,还包括日本爱知医科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州血液中心、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这样看来,这家杂志是“来者不拒”,任何国家任何人愿意提供1500美元的版面费,都欢迎。
在了解以上情况之后,我们就会理解中国科协的说法:希望出版集团能够尽快完善内控机制,加强对期刊的管理,把问题论文处理在发表之前,而不是发表之后一撤了之,同时高度警惕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与“第三方”机构有勾结的“掠夺性期刊”。中国科协清晰传达了愿与施普林格加强交流与合作的愿望,施普林格也应以此为契机,查找不足,共同维护国际科技期刊出版诚信。
我们还应看到,此事是国内国际一系列造假者的共谋,折射出国内现行科研人员评价体系的不合理。
近年来中国大规模撤稿的事件,几乎全都集中在医学等应用型学科领域。在数理化等基础研究领域,就很少有这样的事。显然这跟一个老问题有关:对应用型人才的评价和升职标准过多强调论文,而医生们忙于做手术,很难有精力写论文。于是,假论文、假中介、假杂志的一条龙利益链应运而生。
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来评估人才,引入这种通行规则,是个巨大进步,但在一些领域“一刀切”以论文发表做评估,确实有些过犹不及。
真正有实力的学术人员基本不会向《肿瘤生物学》之类的期刊投稿。但现实来看,发文章关乎医学科研人员的晋升和职称评定,需求确实很大。然而在这种应用性比较明显的学科领域,从业人员大量时间用于临床而非学术理论,何况水平远不只体现在学术水平和理论贡献上。尤其在临床领域,治病救人的能力更为重要。
很显然中国已注意到这点并加以改进。今年初,中央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到要重点解决制度体系不够健全、评价标准不够科学等问题,认为“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人才评价应突出市场和社会评价”。更多医院在取消评职称中论文的权重,改成“积分排行、年限、评优、课题、论文、获奖等都可换算成积分”。唯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调整落实人才评价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类似造假事件存在的土壤。
(作者是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由倪浩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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