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关系贯穿于人类历史进程，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均资源禀赋相对不足，自然生态环境整体脆弱，要实现13亿多人口的全面现代化，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持续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努力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不仅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也为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持续探索适合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资源环境问题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问题，正确认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国实际上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从坚信“人定胜天”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从依靠指令计划到建立生态文明的“四梁八柱”，从发展与保护对立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国在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过程中，全社会的理念认识、制度安排和工作实践都发生了深刻变革。
从人定胜天到和谐共生
建国初期，我国坚持“人定胜天”的发展信念，力求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着力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虽然这在较短时期，帮助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但也造成生态环境过度破坏、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微观经济效率低下，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和惩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认识到要在遵循自然规律前提下，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提出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先后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纳入基本国策，并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把“生态良好”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把“美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要目标。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引领全社会从理念到实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从计划管理到现代治理
为应对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我国经历了从指令计划管理，到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的探索过程。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组织生产和分配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资源时，就开始对节约能源、减少浪费提出了明确要求。通过采取计划定额管理、开展群众运动、组织宣传教育等方式，如开展“反浪费”运动、推行“鞍钢宪法”等，着力缓解能源供应短缺矛盾。虽然在实践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节约的效果，但实际上并不高效，社会生产力没有得到全面释放，为节约而实际付出的社会成本代价巨大，运动式管理带来的低效、浪费和损失也非常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开始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不断完善对资源环境问题的政府治理。“十一五”时期，我国首次将能源消耗强度和主要污染排放总量减少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逐级分解落实到各级政府和重点企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推动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资源环境问题由从属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到引领发展方式加快转型，这是我国对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创新。
从矛盾对立到“五位一体”
过去较长一段时期，我国曾错误地把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对立起来。在极左时期，我国曾认为“社会主义中国没有污染”，资源环境问题只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又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视为对立与取舍的“零和博弈”，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注重保护环境必然以牺牲甚至放弃发展为代价。在“唯GDP论”的认识下，一些地方还出现“宁可呛死，不愿饿死”的歪理，甚至认为经济增长比老百姓的生存环境更加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不断探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提出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五位一体”理念，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事实上，生态文明建设不是限制发展，也不是回到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在工业文明较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要创造优美生态环境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发展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在持续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基础上，我国更在全世界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治国方略，推动生态文明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在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实践，不仅着眼于彻底解决当前资源环境约束问题，更是提升到文明建设的高度，努力为人类社会发展开创新的文明形态。
树立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发展观
我国一直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在取得举世瞩目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生态文明建设源于对发展的反思，更是对发展的提升。树立生态文明发展观，就是摒弃以GDP增长率论英雄的传统观念，引导显绩和潜绩并重，推动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不仅仅是思想认识和政绩观的转变，也意味着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绿色变革，意味着需要开创新的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发展道路。
在关注物质财富创造的同时，我国开始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体现在发展目标上，“十一五”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纳入资源环境约束性目标，并且具有法律约束力。“十三五”时期确定的13项约束性指标中，更有10项都是资源环境指标。这既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也反映了从发展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系统变革。我国把生态文明顶层设计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优先任务，通过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先行示范，在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标准，构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国土功能开放格局，划定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等方面，创新了大量卓有有效的制度机制。
以政绩考核为例，目前许多国家都在探索完善GDP等发展评价指标，我国实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走在了各国前列。2016年我国首次对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进展总体情况进行评价，涉及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公众满意程度等7个方面。从评价结果看，北京市绿色发展指数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位列第一，但在公众满意程度指标上的排名却居倒数第二，在全社会引起了热烈反响。这从侧面也反映了评价指标体系切实聚焦民生和获得感，确保发展成效与群众切实感受相一致，对督促和引导各地区自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开放合作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和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是全球合作的受益者也是推动者。通过借鉴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理念和技术，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水平得到长足进步，能源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同时，通过积极推动能源产业“走出去”发展，为扩大全球能源供给、保障能源安全发挥了直接贡献作用。目前，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探索实践生态文明建设，对拓展发展中国家新的可持续现代化途径，保障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