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寻呼机爆炸事件仍在持续发酵。
这一被称为“现代特洛伊木马”的恶性事件引发了大家对包括手机、智能汽车在内的智能终端安全问题的恐慌。根据目前各方披露的消息，是以色列的情报部门策划了这一系列的爆炸事件。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曾评价称，暗杀，是以色列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此次黎巴嫩寻呼机爆炸事件是对所有人进行无差别杀伤。这一行径无疑是一种恐怖主义，应该被人唾弃。
而就在9月2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伊朗境内抓捕了12名涉嫌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从事间谍活动、破坏伊朗国家安全的人。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让我们从其最热衷采取的手段之一——定点清除讲起。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独霸中东》（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原标题为《情报系统》。
以色列是第一个精通定点清除，并将这种手段有机融入常规军事条令和军事作战行动中的国家。
根据2010年的联合国报告，定点清除是一种有预谋的致命武力行为，各国使用这种方式清除不在控制范围内的特定个人。具体使用武力的方式很多，包括无人机袭击、巡航导弹攻击和特种部队突袭等。
定点清除并非以色列首创。在圣经时代、罗马统治以色列地时期、奥斯曼帝国时期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早期，这种手段都被广泛运用。哈加纳、伊尔贡和莱希等犹太地下武装组织也对敌人使用过定点清除战术。
【注：以色列地的英文为the land of Israel，主要指古代以色列王国所在地，区别于现代以色列。】
建国后，以色列继续执行定点清除等暗杀活动。
9月6日，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在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地区查看房屋损毁情况。新华社发（马哈茂德·扎基摄）
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暗杀了两名埃及情报军官，因为他们曾帮助“费达因”分子对以色列城镇和定居点发动了一系列袭击。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向帮助埃及研发导弹的几位德国科学家寄出邮件炸弹。
【注：“费达因”（fedayeen），阿拉伯语中有“自我牺牲者”或“敢死队”之意，一般指20世纪50年代攻击以色列的阿拉伯敢死队员。】
1972年，11名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被谋杀后，经果尔达·梅厄总理授权，所有参与谋杀的嫌疑人都成为以色列的目标。慕尼黑惨案发生后的报复行动是以色列最后一次出于复仇而谋杀他人。后来政策发生了改变，以色列定点清除的目标仅局限于未来可能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人。
一位辛贝特（以色列负责国内安全的情报机构）前任局长在分析新政策时说：“这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在别人约你吃晚饭前，先约他吃个午饭。”
1988年，对以色列发动过多次袭击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阿布·杰哈德在突尼斯被以色列一个精锐暗杀小组谋杀。1992年，以色列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黎巴嫩南部向真主党领导人阿巴斯·穆萨维发射了一枚“海尔法”导弹，导致穆萨维当场死亡。在这两个案例中，两个被定点清除的目标都是激进组织高层领导人，他们对多次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负责，并在策划更多的袭击。
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奥斯陆协议》，之后定点清除的频率大幅降低，双方都在尝试实现和平。当然，在这期间，杀戮行为也没有完全停止。1995年，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法特希·沙贾奇在马耳他街头被枪杀；一年后，绰号为“工程师”的哈马斯炸弹制造专家叶海亚·阿亚什在使用手机时，安装在手机中的爆炸物在他头部附近引爆，导致他当场死亡。
除了这些成功的案例，以色列也有一些行动以失败告终，其中比较有名的一次发生在1997年。当时，几名摩萨德特工尝试将致命毒药喷射到哈马斯领导人的耳朵里，结果在约旦被逮捕。
虽然以色列很少宣称对这些行动负责，但这些行动几乎都被认为是以色列发动的。这样做是为了通过暗杀少数激进分子来威慑更多人，让他们明白，不管躲到哪里，以色列都可以找到他们。
2000年底，这一政策再次发生改变。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在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支持下，暴力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色列的对手不再是普通民众，而是武装精良的巴勒斯坦武装部队。
【注：“因提法达”是巴勒斯坦人发起的反以色列暴力运动的通称，第一次发生在1987年。】
在一次行动中，身着便装的以色列国防军战士朝塔齐姆（法塔赫下属军事组织）的一名资深激进分子射击，导致他在家门口当场死亡。几周后，另一名激进分子在手机被引爆后死亡。巴勒斯坦各个激进组织的领导人明白，以色列很可能又回到了慕尼黑惨案后的暗杀政策时期。
这一判断在2000年11月得以证实，当月，以色列第一次公开承认其在伯利恒附近发动了定点清除行动。一架以色列阿帕奇直升机向一辆汽车发射了一枚激光制导导弹，塔齐姆高级领导人侯赛因·阿巴亚特被杀。几个月后，阿拉法特手下的第十七突击部队军官马苏德·伊亚德在另一次直升机袭击中被杀，以色列声称他正筹划在加沙地带建立真主党武装的秘密基地。
武装直升机的使用（特别是在约旦河西岸）标志着以色列将冲突强度升级。每当利用飞机执行暗杀，以色列都会宣布负责。
随着辛贝特和以色列国防军暗杀人数的上升，以色列境内自杀式袭击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之前的第一次“因提法达”中，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死亡人数比为25：1，此后达到3：1。
9月21日，救援人员在黎巴嫩贝鲁特的袭击现场工作。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日说，在以色列20日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空袭中死亡的人数升至31人，其中包括7名妇女和3名儿童。新华社发（比拉尔·贾维希摄）
截至2001年年中，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公交车、熙熙攘攘的咖啡店和人潮拥挤的舞厅实施了几十次自杀式袭击，“因提法达”完全没有结束的迹象，许多人都要求以色列领导人采取更加强势的行动。
以色列无法逮捕每一名激进分子，特别是那些活动在加沙地带腹地的激进分子。所以，国防军指挥官决定精简定点清除的目标，专门暗杀激进组织的领导头目，从而摧毁敌方指挥链。时间很紧迫，以色列很快起草了司法准则，批准了大体上的战术标准。民众的支持也加快了这一措施推进的速度，根据2001年7月一份报刊的民意调查结果，90%的以色列人支持这一战术。
国防军总参谋长随身携带存有数百名通缉人员的信息簿。有时，名单上的人数超过1000人。所有的定点清除目标都来自这个名单，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塔齐姆等不同激进组织都在名单中被标记了不同的颜色。一旦一个目标被清除，他的名字就会被打上叉。
但2002年7月，民众对这一战术的支持率开始下降。
当年7月22日，一架F-16战斗机向哈马斯军事组织负责人萨拉赫·谢哈德在加沙城的住地投掷了一枚1吨重的炸弹。谢哈德在以色列通缉人员名单中排在第一位，是哈马斯的推动者之一，也是该组织意识形态工作和武装行动方案的制定者。在这次行动中，除了谢哈德和他的助手，还有13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国际社会立即提出强烈抗议，指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过度使用武力，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色列的一个非政府人权组织甚至向国家最高法院提出请愿。迫于压力，政府不得不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这次空袭的合法性。
虽然最高法院在2006年最终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判定定点清除合法，但国防军明白，他们再也不能为了消灭躲在平民中的激进分子而投掷1吨重的炸弹或发射“海尔法”导弹。为了最大限度减少附带毁伤，国防军不得不研发精度更高的武器，制定更严格而明确的战术程序。
这一时期以色列研制出了一种炸药当量仅为200克的弹头，这种导弹可以炸毁高楼中的一套公寓房，或行驶在拥挤道路上的一辆汽车或摩托车，却不会对旁边的人造成致命伤害。
情报搜集方法也得到调整，以色列加强了对实施定点清除前决策过程的控制。
武器和情报还远远不够。许多激进分子藏在医院、清真寺甚至私人住宅等民用设施中，这让国防军感到非常棘手。
2009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制定了一个被称为“敲屋顶”的新战术。当时“铸铅”行动已经开展几天，这是三年半之前以色列从加沙单边撤离后针对哈马斯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前一年辛苦搜集而来的情报显示，加沙地带大量房屋被用作武器储藏点。国防军明白，虽然这些房屋已成为合法军事目标，但不能直接轰炸。于是，在行动前，国防军和辛贝特会搜集相关的电话号码，然后通过电话向居民发出警告，让他们在轰炸前撤离。这个办法在前54次都被证明非常有效，但第55次使用时却失败了。
那天，在接完电话后，居民爬到房屋的屋顶，并站在那儿向国防军的无人机挥手。在国防军总部，人们就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空袭行动被迫取消。
第二天，国防军给另一户人家打电话，没想到，同样的一幕再次发生。当天在作战室的一名国防军军官回忆说：“当时我们明白，我们已经失去了战术上的主动权。”
这时，来自南部战区司令部的几名军官想到一个新办法：先打电话，等居民爬到房顶后，命令附近的武装直升机向房顶的角落发射小型导弹。他们考虑使用弹头很小、弹片散布面有限的导弹，只要把控得好就不会造成人员伤亡。
9月23日在黎巴嫩希亚姆拍摄的以色列空袭后升起的浓烟。新华社发
在最早使用这一新战术的一个案例中，国防军先按照常规程序，给一栋三层楼建筑中所有住户打电话。根据以色列情报，该建筑地下有一个大规模哈马斯武器储藏点。电话这头的国防军军官用阿拉伯语敦促居民在这栋楼被轰炸前立即离开，这些居民并没有被吓到，他们爬到屋顶，朝着天上他们看不见的无人机挥手。很明显，他们并不打算离开。
这时一架武装直升机接到命令，朝建筑旁的空地发射机枪弹。站在楼顶的部分居民明白了国防军的意思，匆忙离开了那栋建筑。
使用新战术后，以色列国防军发现平民伤亡人数不断下降。2002年，平民和战斗人员的死亡比例为1：1，也就是说，国防军每消灭1名战斗人员，就会有1名平民丧生。截至2009年初，这一比例下降到1：30。
除了战术，国防军在空袭中使用的大量精确武器和智能炸弹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铸铅”行动中，国防军在加沙地带发射了超过5000枚导弹，其中81%为智能炸弹。相比之下，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初期，多国部队所使用导弹中只有68%为智能炸弹；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这一比例只有35%。
发生在美国的“9·11”袭击事件是定点清除战术的重要转折点。在这次事件后，美国发现自己的敌人根本不是常规军队，而是穿着平民衣服、藏在妇女儿童当中的武装分子。为此，美国派出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到南部战区司令部学习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追捕激进分子的经验。他们感兴趣的不仅是以色列国防军运用的战术，还包括国防军将线人、辛贝特特工、高科技侦察手段、军事情报分析员和空军等因素进行充分整合的能力。
随后，布什政府决定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定点清除战术。2009年后，巴拉克·奥巴马扩大了这种战术的适用范围，针对许多恐怖组织和国家发动了定点清除行动。2016年，美军透露他们在空袭伊拉克“伊斯兰国”目标时也使用了“敲屋顶”战术。
在特拉维夫市有两座普通大楼。它们位于城市的不同方向，一座是辛贝特总部，这里聚集着以色列最优秀的一线特工，另一座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总部，许多原始情报都汇聚到这里由年轻的国防军战士和军官进行分析。在这两栋大楼里，以色列的创新战术、高科技武器与情报特工和分析员构成的人才库被有机整合在一起。
在声望上，拉卡兹课程之于辛贝特就像以色列空军飞行学院之于国防军一样重要。每年，数千名25-30岁的以色列公民都为加入这个课程展开激烈的竞争，但入选者很少，能完成培训的就更少了。
一名来自以色列国防军精锐侦察部队的战士正在约旦河西岸执行任务。
参加该课程的人员首先需要在辛贝特语言学校上课。在建国初期，大多数拉卡兹学员都出生在阿拉伯语国家，他们在一次次移民潮中来到以色列。
而最近20年，许多报考者都不会阿拉伯语，不过，经过为期42周的强化训练后，他们就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还能在网上用阿拉伯语通信。
从语言学校毕业后，拉卡兹学员将被送到辛贝特情报学校进行为期10个月的培训。在这期间，培训者将放弃之前的身份，成为以色列反恐战线上的一员。与此同时，他们还会得到一个化名，不管是在雇佣线人时，还是在特定地理范围的责任区内从事其他活动，都使用化名。
经过培训，拉卡兹学员会尊重敌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和伊斯兰文化。当握手时，对方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当他和线人通过电话交谈时，他会记住对方提供的信息，还会注意线人的情绪和语调，甚至线人身边的声音。拉卡兹学员对线人的情况掌握得非常全面，包括他们的儿子数学考试是否及格、他们配偶的生日是哪天以及当地社区这周的新鲜事。
一名优秀的拉卡兹学员要不断深化自己对责任区在人口结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了解。他要不断熟悉不同部族、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掌握当地富人所居住街道的地形，甚至得知道昨天谁结婚了，谁在父亲病逝后能得到一大笔遗产。
经过训练的拉卡兹学员对一切保持怀疑。当他看到一名妇女披着头巾走在街上，他必须仔细排查，确保她不是一名以色列追捕多年的恐怖分子；当希伯伦舒哈达街的商店罢工停业，他必须思考，这里是否有人准备发动恐怖袭击；当纳布卢斯附近的巴拉塔难民营有几个居民突然购买大量罐装食品，他必须想到，他们是不是藏匿了通缉犯或被绑架的以色列士兵。每一名辛贝特特工都坚持这样的原则：“并非每件事都像你表面看到的那样。”
辛贝特前任局长雅科夫·佩里以前就是约旦河西岸的一名拉卡兹学员。他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说服的艺术”，因为他要说服巴勒斯坦人背叛他们的家庭和朋友，同以色列合作。他解释说，辛贝特最得力的线人并不是通过提供金钱、医疗和出国等利益获得的，也不是通过威胁，而是通过拉卡兹学员的个人魅力。
在特拉维夫另一边也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建筑，这里是军事情报局总部。以色列搜集到的所有情报都被汇集到位于总部的情报研究处。该处的工作就是将从间谍、卫星、无人机、媒体等信息源获取的海量数据进行筛选和分析，并对未来形势进行预判。
8月2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中)、国防部长加兰特 (右二) 在特拉维夫的一处以色列军事基地内。新华社发
2014年8月中旬，许多情报分析员聚到一起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情报军官在进入会场前将手机放在场外一个棕色的特殊盒子里。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正在对以色列进行窃听，即使关机，手机仍然可能通过远程控制被用作窃听设备。
战士们将这个办公室简称为“沙特兹”，只有拥有最高安全权限的官员才能进入。房间的入口是一扇厚钢板做成的门，通过旁边的电子键盘控制。闭路摄像头对这里保持全程监控。房间内的一面墙上挂着一面真主党旗帜，上面写着对不久前一位退役军官的祝福语，这面旗帜时刻提醒着人们敌人的存在。
房间里另一扇通过密码键盘控制的门通往一个小型作战室，室内有很多电视屏幕、电脑和能直接接通相关国防军和辛贝特办公室的加密电话。在这里，不间断值班的战士们紧盯着屏幕，分析各种画面，为无人机操作员提供寻找目标的线索。这些工作看似徒劳，一旦成功，收获巨大。
每次在加沙开展行动前，“沙特兹”小组成员都会负责拟定暗杀名单，寻找那些以色列试图消灭的目标。为了做到这一点，小组需要掌握关于目标的所有信息，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惯、住所、经常去的地方，甚至幽会之处。这些信息需要不断更新，以便在袭击命令下达后找到目标。
在会上，情报军官们很快达成一个共识：必须清除哈马斯高级别激进分子。国防军知道他们当中很多人的位置，但问题是，他们大多隐藏在医院、清真寺等地，或故意让很多平民生活在他们的住家周围。
于是，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一个新方针：全天候搜集高价值目标的信息，增加可行的袭击目标。与此同时，安全内阁随时可能授权这些分析员消灭某个哈马斯高级别激进分子，他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几天后，一个“沙特兹”军官接到电话，他的指挥官说：“行动被批准了，我们现在去找古勒。”
原来，安全内阁刚刚批准了对哈马斯的资金募集者穆罕默德·古勒进行定点清除。古勒之前将数百万美元调拨到该组织的武装部队，并资助了多条通往以色列地道的修建。相对于他手头一沓沓的美元和谢克尔，他头脑里的信息更有价值。他知道银行账号，熟悉开罗和安曼可靠的货币兑换人，也知道在埃及边界通过哪些走私地道能将钱运到加沙。
以色列2008年公布的一张显示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训练营的照片。
“沙特兹”的电脑屏幕显示着无人机从古勒家上空发回的画面。他一直和妻子以及3个孩子躲在家里，根据最新情报，他妻子准备带孩子回一趟娘家，古勒将有一段独处的时间，这正是以色列苦苦等待的时机。不久后，一辆汽车停在他家门前，古勒的妻儿上了车。不到1分钟，古勒也走出了房子，来到车上，驾车离开。无人机确认了车上没有其他人。
“沙特兹”军官已经对他可能经过的道路进行了分析，并确定了一些理想的袭击地点，最终选择了一个既能杀死古勒又不会伤及他人的地点。在这一过程中，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军总参谋长还打来电话，询问行动进展。负责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一名正在值班的空军高级军官，只有他能下达最终袭击命令。
无人机跟踪了古勒一段时间，他将车开到另一户人家，从车上拖出一大袋东西，可能是交给一组哈马斯人员的现金。当导弹最终发射后，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强烈的爆炸炸碎了古勒的那辆银色小轿车，他当场死亡。许多美钞被炸到半空中，然后飘落在街道上。
需要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并不支持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以色列经常因为发起定点清除行动而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以及违反国际法。（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来源于《独霸中东》一书，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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