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沃尔夫 | 贸易战是阶级战吗？

法意读书 · 公众号 · 读书 · 2020-07-04 09:00

正文

马丁-沃尔夫 | 文

山东理工大学孙继成、于楠然 | 译

导言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是《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他这篇书评发表于该报2020年6月23日。所评之书是今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刚出的“贸易战是阶级战”一书。从书名中可以看出，该书试图不从“大国博弈”视角来理解当前世界发生的一切。这不是说“大国博弈”不存在，而是说我们还是需要精致的阶级分析才能全面地理解世界。马丁·沃尔夫把此书的观点总结为：今日世界性危机有两大根源---收入分配从多数人手中向富裕的精英阶层倾斜，以及美元独特的全球地位。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史教授Adam Tooze主持的关于本书的视频讨论会的文字记录(https://phenomenalworld.org/interviews/trade-wars-are-class-wars)可以和马丁·沃尔夫这篇书评一起阅读。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实验主义治理。

“这本新书探讨了为何全球冲突更多来自国家内部的裂痕，而不是国家之间的冲突”

“贸易战通常被人们描述为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并非如此。贸易战的一方为银行家和金融资产的所有者，另一方是普通人家，也就是冲突发生在在极其富有的人和所有其他人之间。

这句话基本概括了《贸易战是阶级战》（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一书的主要论点。该书作者马修•克莱因(Matthew Klein)和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认为，只有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内问题出发，人们才能理解贸易和金融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严重的全球失衡、不可持续的债务困境和荒谬的金融危机。这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这部优秀著作的理论基础来自于英国分析家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1902年提出的“消费不足理论”。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其著作中再次论及了“消费不足理论”。现在，它又马修•克莱因和迈克尔•佩蒂斯在这本书中再次出现。

本书的两位作者指出：“数十年来，实际借贷成本一直低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长期预测值，并一直保持在零值左右。”极低的实际利率与疲弱的全球需求及低通胀的交合现象，就是消费不足的主要症状，按现代的说法就是“储蓄过剩”。美国专业财经周刊《巴伦周刊》（Barron’s）经济评论员克莱因（Klein）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佩蒂斯（Pettis）对此做了以下的解释：收入已被转移至富人手中，而富人们不敢花自己手中的钱。

这是一个总括性的观点。但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形成了这一总体图景。关键在于，我们无法孤立地分析单一经济体中的经济现象。进一步来说，商品和服务的整体平衡是由储蓄、投资和资本流动来加以解释的，并不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所想象的那样，仅仅靠双边贸易的平衡来解释。

而且，正如克莱因和佩蒂斯所言，“目前金融失衡决定了贸易失衡。”为了适应由此产生的结构性赤字，在美国等赤字国家，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国内供应不得不受到挤压，这对产业工人阶层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其最近出版的另一本重要著作《绝望之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中阐述了这一影响。

《贸易战是阶级战》一书在前三章中阐述了这些基本概念。其中讨论了世界贸易的历史以及金融自由化在创造不可持续的资本流动中的作用，尤其是储蓄、投资和外部“失衡”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该书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国、德国和美国过去三十年来的历史分析。

中国经济的成功缘由，一是作者所称之为“高储蓄”发展模式的极端版本，二是因为利用了贸易机会；在这方面，日本是其先驱。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

作者写道：“截至2018年，中国的家庭消费仍不足中国产值的40％，这远低于世界其他的主要经济体。”这是由于一系机制所造成的：家庭的高储蓄率、低利率、农村进城人口缺少权利、累退税制、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国有企业的不分红。结果是将工人和退休人员的收入转至企业和国家。

中国国民总储蓄曾最高达国内生产总值50％。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这些储蓄导致国内投资和经常账户盈余。危机过后，信贷推动的投资大幅度增加（接近GDP的一半）抵消了经常账户盈余（商品和所有服务贸易顺差）的下降。

投资的激增是由巨大的信贷热潮而致。如今，家庭消费所占的份额略有升高，但按照国际标准的衡量仍显得很低。目前的中国陷入了三种选择之间：浪费性的信贷推动的投资，大量外部盈余，或者将收入从精英手中转移到普通百姓手中。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德国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随着德国统一后的繁荣消退，以及2000年以来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企业的利润一直保持很高，而企业的国内投资日现疲软。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消费在2001年至2005年之间却根本没有增长”。国内的消费支出远远落后于贸易所带来的高收入。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爆发之前，德国政府的预算非常紧。结果就出现了巨额且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换句话说，就是储蓄过剩。

马丁·沃尔夫 | 贸易战是阶级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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