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间直树
狭间直树：要讨论京都学派的精神背景或历史背景，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吉川幸次郎先生、岛田虔次先生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理解中国文明是什么，那是做不好中国研究的。
这里先以中村光夫为例。中村光夫（1911-1988）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国文学专业毕业的，曾经做过日本笔会的会长。明治元年（1868），京都府出了一个告示（《告谕大意》），里面有一句“惟人万物之灵，天地所生，唯人为尊”。1959年中村在《现代日本文学史》里引用了这句话，他评论说：这种思想是非常奇妙的，因为一般认为这源自西方近代的思想。其实，这种思想是明治新政府的政策，就是四民平等、互为表里，具有近代人文主义的精神。
但在岛田虔次（1917-2001，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专攻毕业的）看来，中村这个评论此是“奇怪至极”。对明治中期之前的读书人而言，“惟人万物之灵”出自儒教经典中最为人熟知的《书经》之《泰誓篇》，而“天地所生，唯人为尊”则是其下所加注释。(《平凡社 大百科事典》之“中国”条，1985年)
“唯人为尊”的说法基本上是个常识，京都府告谕引用的那句话就来自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十分熟悉的《书经》，并不是从西洋进来的东西。
中村学西洋文学，岛田研究中国思想史，在日本都是非常有名的知识分子，年龄也相近。不过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对中国文明的认识不一样，角度不一样，接近的方式也不一样。
如果说上面这个例子比较特殊，那么再举一个例子，跟《社会契约论》有关。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1762年问世的，堪称法国大革命指导性的文献。1877年服部德把这本书译成《民约论》出版，1883年原田潜又译了一遍，书名叫《民约论覆义》，这两个都是日本译本。几乎与原田潜同时，中江笃介推出了汉文译本，叫《民约译解》。现在看来，影响最大、翻译最准确的是中江笃介的汉译本。
1898年中国也出现了《社会契约论》的译本，书名叫《民约通义》，可能是以盗印中江译本的形式出版的。总之，《社会契约》在清末有两种版本，一个是杨廷栋译的，另一个就是《民约通义》。杨译本是根据原田潜的本子翻译的，问题非常多。一般来说，原来的译本有问题，在重译的时候应该对照原文把它纠正过来，但是杨廷栋没有做这个工作，或者说结果是出的问题更多。
杨译本的错谬比比皆是，其中之一是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原田译成“社会”的地方，到了杨廷栋的译本很多地方改成“国家”了。其中最重要的第一编第七章里大概有30多处都是这么改的。从结果来看，它似乎根本没有理解《社会契约论》一书的主旨。或者说，也很可能是有意识的，把“社会”往“国家”方面引。更要紧的是，杨译本在清末流传非常广，《民约论》是根据这个本子译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很可能因为当时中国人对“国家”和“社会”的概念并没有严格区分。
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出自梁启超。梁启超的《卢梭学案》最初发表在《清议报》上，它依据的是中江兆民译《理学沿革史》，理解基本上是准确的。可是，杨廷栋的版本在一定范围内流传很广，因此，对卢梭理论的理解包含着种种问题。
辛亥革命失败后，田桐对“民约论”有一番深刻认识：“不知自治、即不足以言共和。……余行年二十有三、曾在鄂购沪上坊本汉译民约论、读之竟未能彻其理。去秋（一九一三年）亡命再走日本、复购中江兆民先生文集。取其中汉译民约论、反覆数十遍、始恍然觉悟。呜呼、共和之道、其在斯乎、其在斯乎”。（《重刊中江先生汉译民约论叙》1914年）中江兆民译的历史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狭间直树著作中译本两种
石川祯浩：说到所谓京都学派，一般认为他们注重精致的考证研究。首先要说明一下，考证是史学的基础，京都和东京没有本质区别，而细致不细致毕竟是程度性的，只是我们的考证相对来说细一点而已。其实这里面涉及怎么理解“实证”的问题。在我看来，所谓“实证”，大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设法回到历史现场，搞清楚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第二，对一个历史事件，以往有好多论著，也有好多史料编辑出版，但是史料形成的过程是值得探究的——是谁怎么样把它编辑出来的。第三，一个社会对某一事件有比较通行的评价，也就是所谓主流意见、主流见解，这个主流见解是怎么形成的，也必须探讨。
我们历史研究走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和前人的观点会构成一种紧张甚至对峙的关系。但是，之前所形成的观点，包括一些社会通行的看法，或个人研究的成果，他们本身也是反复研究之后形成的。所以，对他们的观点表示疑问的时候，就必须仔仔细细，从各个角度进行比对，进行研究。
至于考证，当然，并不是说对所有事件都事无巨细，什么都要从头考证一遍。在研究过程当中，一定要搞清楚，你要考证的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目标一定要明确。如意识不到此点，就难免被揶揄为“邻猫生子”式的考证。邻居家生小猫了，这确实是事实，但是值不值得去探讨，因为这样的琐事对社会来讲没有重大意义。曾经有人对我的中共一大出席者、会期的考证提出异议，说石川整天趴在墙头数人家生了几只小猫。
他的意见有部分道理，因为冷静思考便知，“一大”代表多一个、少一个，共产党创立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却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凡是中共一大的史实，都被认为再小的事情都值得去考证，都无不因为我们（至少中国学者们）都认为中共创立有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就是说，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是根据社会的价值取向的不同而不同的。所以我们（尤其是国外学者），不能仅随着邻居数小猫而满足，而同时也应关注邻居为何要数猫。
石川祯浩
我们这次到北京来，实际上是和出版社商谈《梁启超年谱长编》译注的出版。十多年前，大概花了十年，我们把原书翻成日文，同时增加了将近四千条的译注。这次就是商量把这些译注译成中文，和年谱原文一块出版。
这里举书中出现的“睡狮”这个例子，来介绍我们日译版的译注是什么样的。我在从事译注工作的过程中，碰到梁启超戊戌那一年（1898年4月21日）在北京保国会上的讲演。其中有一句，“英人乌理西，中国如佛兰金山之怪物，纵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奋牙张爪，盖皆于吾中国有余望也。”
当然，“乌理西”、“佛兰金仙之怪物”这些名词是要译注的。当时查了一下就知道乌理西是谁，曾经经历怎么样，佛兰金仙之怪物原作是怎样的，基本上能搞清楚了。但是作为译注，只做到这个地步，意义并不大，我们进一步追问，梁启超是从哪里知道这些消息的，又是怎么理解的。这样才称得上是真正回到历史现场的注释。再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在保国会演讲的一年之后，梁启超说过另一句话，“大英博物馆有狮子形状的机器人，英语谓之佛兰金仙，译其名之睡狮”。也就是说，“睡狮”、“ 乌理西”、“佛兰金仙之怪物”之间似乎有着密切的关联。
说实话，日文版出版之前，我最终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也成为我的一件心事、耻辱。后来几经周折，我终于查到了梁启超当时的信息来源，即天津《国闻报》刊载的一篇翻译文章《如后患何》（译自英国报刊）以及严复（杂志主编）所附的按语，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结果在《年谱》日文版出版后5年，我写出一篇《晚清“睡狮”形象探源》的论文，才能勉强洗雪了编写译注时留下的耻辱。
探讨“睡狮”有后话。向来研究政治符号的杨瑞松教授（台湾政治大学）读到拙作后发现在梁启超演讲以前，有一个叫大泽龙的日本人写过《支那论》，“论支那比之于眠狮”，而这篇文章被译成中文于1898年5月1日（梁演讲后）发表在维新派的《知新报》（澳门）上。这是“睡狮”形象传播史研究上的一大发现。我读到杨老师这篇文章的时候，高兴极了。杨老师在我的研究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进一步提高了“睡狮”研究的水平，同时也证明了“睡狮”研究的重要意义。即“睡狮”不是什么“邻猫生子”式的琐事，而是内外学者值得共同参与的一大课题。一个学者根据自己的考证写论文，提出一个假说，别的学者对它加以检验，提出新的资料、新的见解，通过这样的互相切磋，一个考证课题越来越丰富，学术上取得越大进步。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 这就是研究的乐趣，不分文科理科，不分日本中国，更何况京都东京之别。
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王奇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报告，我忍不住想在请汪朝光教授发言之前，先发一点感慨。
1998年我和茅海建教授第一次去京都拜访了狭间先生。当时我们对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班感兴趣，专门抽时间翻阅了狭间先生之前举办的历次共同研究班所留存下来的材料。每一届共同研究班的最终成果虽然都出版了，但讨论过程之中留存下来的原始材料更能反映共同研究班的“心路历程”。记得茅海建教授在看了之后和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中国学者，看来是没办法赶上京都学派了，只希望我们的学生辈，能够赶上。”就这样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回国以后，他还专门撰文谈访问京都及对共同研究班的感想。从那以后，茅海建教授坚持走精致考证的治学路径，与那次访问不无关系。他做戊戌变法的研究，为了历史上那100天，已经做了快20年，写了好几本专深著作，但是他说，戊戌变法的研究何时能做完，还不知道。当时我还问他，学界研究戊戌变法的成果已经很多，你为什么还要去研究？他回答说，确实研究近代史的中国学者都或多或少做过与戊戌变法相关的研究，但是没有一个学者把戊戌变法的档案全部看完，我要花几年时间把所有相关档案看完，然后为戊戌变法的研究划上一个句号。这是何等的气魄。也有学者批评他，说戊戌变法100天，你考证了20年，还没完没了做下去，为什么不关注一些宏观的问题。但他不以为然，仍然执著地做他的精致考证。我是觉得，假如我们有个学派的话，可以称之为中国学派。中国学派的特点是什么，是大而化之，差不多就行，不用细究，很少会像京都学派这样，一个一个问题探究清楚，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把它弄清楚。
今天两位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狭间老师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翻译为例，通过比较几个不同的版本，从中发现问题。为什么原田翻译为“社会”，到杨廷栋那里就变成“国家”了，这种地方我们可能根本不会细究，甚至不会在意，但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石川教授归纳说，京都学派的治学特点是精致的实证研究。我觉得这句话确实把京都学派的特点抓住了。
刚才石川教授特别提示，不是所有细节都值得去细究。确实，人生有限，细节无穷，细节是可以无限细下去的，得看是什么细节，一些关键的细节，一些值得考证的细节，是非得下功夫细究不可。
我们年轻学生最大的困惑、最大的苦恼是提不出问题，发现不了问题。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我们读书不够细致，读史料不够细致。有一次听罗志田教授总结其治学方法，他说，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不过是比人家更加细心，同样的史料，我可能读得更加认真、更加细致。当然罗大师一定还有其他治学高招，但细致地读史料确实很重要。
汪朝光：我曾经有一个契机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过半年的客座，和狭间老师、石川老师有很多交往，确实对他们的学术有很深的印象，比如说刚才奇生老师说到研究班的体制非常有意思，像他们这样能够长期坚持，而且是一种系统的，既有延续又有开拓的研究班，真的比较少。刚才石川老师谦虚，他说其实京都和东京没有本质区别，叫“所谓”京都学派。
以我个人观察体验，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至少给我的感觉，京都大学的学者好像没有东京学者那么活跃——东京的学者当然跟环境有关系，各种机会很多，在论坛、讲座、报告会这样的场合可能更能听到东京学者的声音。我觉得，京都学派在这么一个人文环境之下，长期以来确实形成一些特色。
我想说的一点是，我们对日本学者的研究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比如，日本的翻译对近代以来中国的革命话语的形成，以及其他许多现代话语的形成，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关联。以我个人的观察，在东京任何一家书店里，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真的非常之多，而且基本上都比较个案化，但是以我个人在中国境内买书的经验，我的案头上日本著作相对来说真的就很少。所以我很高兴，狭间直树老师和石川祯浩老师的著作都有中文版出版。从刚才两位老师报告中体现出来，日本学者的研究普遍比较重实证，比较重材料，相比美国学者更尊重中国学者的研究，现在美国学者已经好多了，至少在十几年以前，或者二十年前，美国学者的著作里提到中国学者的研究，大体上是把它当史料看，很少把它作为学术的对手来看待。这个可能跟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比较密切有关系，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更注重日本学者的研究，同时要注重日本学者在研究中体现的特色。像石川祯浩老师，他研究中共成立史，这个真的是我们党的历史，应该我们做得最好，但他还能从中间做出有开创性的成果。现在马上要出《梁启超年谱长编》译注本，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真的应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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