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耕七十载，毕生珞珈情丨追记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谭崇台

“我的事业在中国”

1939年，谭崇台考取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时值抗日战争正酣，武大被搬到四川乐山。在那里，谭崇台总听到高年级的同学回忆武大校园的美景，美丽的珞珈山、俊秀的东湖。当时的他对珞珈山始终有一种向往之情，曾在诗中写道：“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汉荆。”当时，谭崇台的国文老师叶圣陶在诗后批了这样一句话：“爱国爱校之心深也。”

刚进武大时，谭崇台只觉这所学校“土气”。西南联大的同学都穿制服，而武大最常见的是蓝布大褂；西南联大受西学影响较早，课程设置和英语教学很现代化，而武大的书籍都是从珞珈山运去的，颇有年代感。

但等真正融入武大之后，谭崇台才体会到这里的内敛朴实。这种风气，被他誉为“武大精神”。他曾这样回忆：“不工于外在雕琢的，一定有足够丰富的内涵，武大就属于这一类。学校迁至乐山时，图书馆也费尽周折西迁四川，书籍实验设备一路用船运输。在当时艰苦简陋的学习环境里，我第一次见到浩瀚的图书馆，那种物质虽贫瘠、精神却丰腴的兴奋感，至今记忆犹新。在我的理解中，大学之‘大’也体现于此：学校大、专业广、名家多。”

1944年底，谭崇台踏上了赴哈佛大学求学的旅程。1947年初，受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列昂惕夫、汉森的指导和教诲，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正处于鼎盛时期完成学业并取得硕士学位的谭崇台，到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任专门助理，做战后日本经济和赔偿问题的研究工作。在这里，他得心应手，先后撰写了《论日本赔偿问题》《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等论文，待遇也很优厚。

然而，谭崇台深切地感受到，“江山信美非吾土”。他坦言，自己1948年回国自然而然，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正像中小学生放学必须回家一样，作为异域求知的学子回到祖国的怀抱，天经地义。

为此，年仅27岁的谭崇台谢绝了众多师友的挽留，回到了风雨飘摇的祖国，后受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回到“从未谋面”的地处珞珈山的母校武汉大学执教。“我清楚地记得是在1948年3月1日回到母校，之后就担任起副教授的职务。”

让谭崇台高兴的是：“当时的武汉大学是非常辉煌的，师资队伍异常壮大，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财政学专家刘炳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等，周鲠生校长又招纳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张培刚、韩德培、吴于廑、吴纪先等学术界精英。在这一批人的带领之下，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习风气特别浓厚。”从此，他扎根珞珈山。

1980年，谭崇台再度赴美访问，一家电台记者采访时向他发问：“我了解你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离美返国，当时你下这一决心时感到困难吗？几十年后的今天你有何想法？”谭崇台回答说：“我对美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情感。但是，我是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应该回去给中国做点事情。当年我就是这样下了决心的，现在我也毫不感到遗憾。”

引领中国发展经济学

谭崇台归国时正值20多岁，看起来与一般大学生无异。他于1952年兼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副秘书长。1953年李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他即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成为李达助手。但他一直未脱离经济系三尺讲坛。

1957年“反右”始，至“文革”止，谭崇台被调离经济系长达20年。他后来惋惜地回忆：“我痛心的是经济学的停滞和倒退。”难能可贵的是，他20多年不忘自身专长，心系教学与研究，写作依旧不停，尽管不能发表，不少文稿在“文革”中散失，留下无法弥补的学术空档，但绝非空白。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谭崇台重回经济系，年近花甲的他迎来了学术春天，他如饥似渴地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20世纪80年代，谭崇台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引进、教学、研究，并应用于国家经济建设。谈起钟情一生的经济学专业，他曾说：“发展经济学这一门新兴的学科所研究论证的问题，是一切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所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做出很大努力去解决而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

在专业研究中，谭崇台敢为人先，深入进行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实际，随时以新的研究发现充实教学内容，精心撰写一批高质量创新性论文。1981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结束不久，谭崇台发表了被称为“新中国第一篇发展经济学论文”的文章，在国内经济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此，他接过了“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的接力棒，成为新中国发展经济学领跑者。

1985年，谭崇台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发展经济学专著《发展经济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率先评述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专著，发行量创同类书籍之最。这本小册子在当时经济学专业人手一本，多年来影响了不止一代经济学人。

1989年，谭崇台又主编出版了被列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高校重点教材的《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是一部在原作基础上进行充实修订的精品巨献，受到国内经济学界高度评价，多次重印，发行数十万册。

△ 谭崇台（右一）与外国学者亲切交流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帕金斯热忱而诚挚地给予崇高评价：“此书的广度和深度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它将成为中国使用的一本标准教科书。”该书1991年被湖北省授予优秀成果一等奖，1992年被国家教委授予国家级优秀教材奖一等奖。

1993年，谭崇台主编《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热评，并被称誉为“国内外第一部以经济发展思想为脉络的西方经济学说史”，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7年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2000年《发展经济学》由教育部遴选为研究生通用教材。

2008年，60万字的《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一书，在谭崇台和几位弟子共同努力下出版，当年他已近九旬，该书后被评为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称职的“教书匠”

“我就是个教书匠。我要继续带学生，直到不能带为止。”2013年11月，在一次与众弟子的座谈会上，面对大家的溢美之词，谭崇台如是说。

“谭老确确实实做到了终身带学生，他执教近70年；1978年至今，他带了七八十个博士生，今年还带着两个。”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郭熙保本科、硕士、博士均在谭崇台指导下完成学业。他回忆，2010年，老先生已经90高龄，还曾坐在三尺讲台一口气为学生讲座3个小时，他那年带着四五名博士，学生答辩他都到现场参加。“他很关心学生。前两年，他还在家给学生们讲课，指导学生们写论文。”

谭崇台招收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这样做并非有意为难，只是希望学生通过考试磨练一下自己的意志。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多年来，无论刮风下雨，每次上课他都会提前五分钟到教室；每次上课前，都会认认真真地撰写讲义，并经过仔细推敲，一直修改到满意为止。

江西财经大学张进铭教授回忆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情。一次谭崇台给他们上课时，突然一改平日温和、平缓的语调，用有点急促、气愤的声音对学生们说：“今天早上7点多钟，有个学生打电话给我请假，说他现在外地不能来，这是请假吗？这分明就是不想来上课。”稍顿，先生用缓和一点的语气对学生们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执教50年，从未迟到过1分钟！”当时，教室里鸦雀无声。

或许青年求学时遇到的诸多大师的严肃认真在他心里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多年来，谭崇台也一直以这样的严谨自律修身教学。在他看来，知识总是在不断地更新，如果还是沿袭老一套的思想和观点去随便应付教学，不仅是对学生不负责任，更于心有愧。

1995年，75岁的谭崇台为他的博士生宋德勇一个人开了“西方经济学名著选读”课，每周三次课，每次三小时，整整一年。其实他本可以让宋德勇跟着下一级学生一起上这门课，但为了不打乱教学计划，谭崇台仍坚持给他一个人开课。

多年以后谈到这件事，宋德勇仍感念不已：“师从谭先生的三年，真正是我人生收获最大的三年！”正是这种近乎“执拗”的敬业精神，以及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谭崇台折服了所有上过他课的学生。

“我讲课讲得不错，很受欢迎。”有记者采访时，谈起讲课效果，谭崇台曾一改平日的谦逊口气，得意与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谭崇台的辞世，不少经济学人表达沉痛哀悼。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在微博上发文悼念。一位网友留言：“谭老在整个人生阶段都以让人敬佩的勤奋付出，传承了文明，激励了后辈。”

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感慨，谭崇台先生深入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努力探索中国经济从传统到现代、从贫穷到富强的发展路径，不断反思、建构和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中注入了中国的经验和理论元素。他学贯中西的学识、经世济民的情怀、淡泊名利的情操、奖掖后学的风范，必将激励和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