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梦游进入新世界：12世纪意大利城市公社的出现》出版

第一章　城市公社

第二章　米兰

第三章　比萨

第四章　罗马

第五章　意大利

注　释

致　谢

对于意大利的专业历史学家而言，在关于过去的宏大叙事中，近代国家的起源从来不是中世纪，正如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情况（要不然它怎么会在德意志令人扼腕地失败），而毋宁是自治城邦对外部支配的成功抵制，这使得文艺复兴时期市民文化的发展成为可能；其实，外部统治只不过是事情的一部分，因为直到最近，意大利人仍倾向于将诺曼人和安茹人在南意大利进行的真正的国家建设活动视为错失良机乃至南部“落后状态”的根源，认为其损害了那里的城市自治化的根基。

城市，是意大利历史中的“至善原则”，存在于1850年代卡洛·卡塔内奥著名的构想之中，并为意大利复兴／统一运动准备了前奏。当最初产生了城市自治的那个时刻成为历史学界极为有趣和重要的话题时，缔造了自治集体的“联合运动”也就成了研究工作的一个核心焦点，尤其是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就在这个时期，意大利发展起了其合乎科学的历史学。

确实，它超越科学的情感力量意味着，关于中世纪市民集合体性质的辩论，很快变成了20世纪初意大利主要政治和文化战场的隐喻；中世纪史学家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共同体，以及二战后以基督教民主主义告终的慢热的教权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们会觉得，这意味着这个课题必定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很不幸，情况并非如此。

令人惊讶的是，意大利城市公社的经验还被非中世纪史学家援引和提及，比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颇具影响的合著《使民主运转起来》，就将当时意大利市民的团结一心，全部归功于意大利城市公社及其在11世纪“对霍布斯式两难困境的协调解决”所产生的影响；又比如在英国，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自由的理想”一章干脆不是以对问题的定性作为开头，而是直接切入早期意大利的执政府。

意大利城市公社这一表达，通常未经太多细思，就被广泛用于指代迈向近现代世界的踏脚石之一，基于其自下而上的合作方式、对君主制的脱离、制度上的创新，或者世俗（由此也更加“现代”的）文化。在我看来，就像所有对历史的目的论式解读，这种诠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不过，这些描述也并非一无是处。公社的确因制度上的创新而富于特色（但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其制度大概率会失败），的确是基于自下而上的合作（然而从根本上讲，贯穿其中的是等级制和军事贵族阶层的价值观，以及竞争意识）。

……

这是一个新世界。然而这些人在进行我们眼中的戏剧性变革时，并没有———除了极少的情况下———向我们显示一丝证据，表明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除旧布新。那么他们认为自己在做什么？

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领导层，从来不仅限于商界（无论是贸易还是手工业），这与北欧通常的情况不同。意大利的大地主多数住在城中，且总是在城市政治生活中扮演核心角色。这也是意大利城市比拉丁欧洲其他地区的城市面积更大、实力更强，社会政治方面更复杂的基本原因，而且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个世纪。尽管11世纪和12世纪，意大利的经济的确发展得很快，但经济发展本身并非城市公社发展的必要原因。比萨和热那亚这两个主要港口是早熟的公社，克雷莫纳和米兰作为交流中心也是；但威尼斯不是，而且许多不那么商业化的中心城市，比如贝加莫和帕尔玛，发展出执政官政体的速度与那些经济领先者大体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