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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巨人

民生文旅 · 公众号 · · 2019-09-09 18:28

正文

毛泽东的世界

鸦片战争之后，湖南英豪辈出，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历史走势，其中以毛泽东为最。湖南韶山，据说因舜帝出行到湘江让人演奏“韶乐”引来凤凰而得名。韶山冲，穷乡僻壤，风光无限好，聚气数千年，方有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横空出世。

1893年的中华大地，充满贫瘠、愚昧、腐朽、堕落。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强汉、盛唐那样的伟大帝国，有过秦皇汉武那样雄才大略的领导人，有过百家诸子的争鸣，有过延绵不断的精英人物……然而，曾经的光荣只能在青史黄页中找到一些歪歪斜斜的字样。即使康乾盛世，那也只是昔日黄花。秦皇之后的千年雄风，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惨败中损耗殆尽。1840年以来，中华大地上的精英们试图用各种方式拯救垂死的帝国，但收效甚微。

1893年，二十七岁的孙中山上书给李鸿章要求改良。他从广州到天津，拜托无数关系想见李鸿章一面而不得，于是转身愤而搞革命。之后三十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1893年，新崛起的日本亮出獠牙，将要给千年老大哥、古老的中华帝国致命一击，翻身成为亚洲代言人。此后五十年，日本的实力扩展到极限之后再次退回原点。欧洲列强的矛盾逐渐增加。美国正在美洲大陆上当世界工厂，把山寨货卖给全世界。

1893年，慈禧太后正在准备六十大寿。慈禧五十大寿时，正值中法战争，没心思过。四十大寿时，陕甘回民暴乱，没时间过。三十大寿时，太平天国未灭，没条件过。这回六十大寿，一定要好好庆祝，把规模和场面都搞上去，结果日本人来了。

随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清帝国在风雨飘摇中度过六年，中间有“康梁变法”企图自救，但以失败告终。1900年，世纪交替，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抢掠，千年古国陷入了历史深渊，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都是血和泪。本土精英们在迷茫中彼此杀戮，相互攻讦。亿万同胞成为匍匐在世间的贱民，平均寿命只有三十来岁，生命如蝼蚁。这段时间内，美丽偏僻的韶山冲相对安静，山里娃毛泽东静悄悄地成长着。

毛泽东，历史巨人，面对过很多历史难题。他有一双巨大的手，多次影响历史走势。纵观他的一生，建国之前所做的一切争议不多，建国之后的所作所为争议不少。但巨人就是巨人，评判历史的标准可能是简单的战争胜负，也可能是复杂的沧桑岁月。

特殊的农民

作为世界上唯一从古代文明进化到现代文明的国家，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地位上极为独特。要理解世界史，就要理解中国史。要理解中国史首先要理解中国的农村。因为数千年的中国史完全围绕农耕展开。

中国曾经领先于世界，因为中国更早地进入了农耕文明，并且很成功。

中国近代落后于世界，是因为中国陷入农耕文明的泥潭里难以掉头。

当时的农村，一个压抑且有诗意的地方。一个人如果内心世界不够强大，那么就很有可能会被黄土压住，成为一个普通农民，性情极有可能变得冷漠而灰暗。如果内心世界足够强大，那么会被它那原始而神秘的意境催化，感情将更加丰富，思想将更加深邃，意志将更加坚定，最终会走出农村，成为精英。历史上的农民或精英都是这么来的。

中国历史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农民的故事。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为坚韧的群体，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所有灾难而不灭。他们如同最顽强的野草，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会有根系保持活力。中国农民的命运是沉重的、悲壮的、伟大的、光辉的。如果灾难来临，人类只有一个群落可以存活，那必然是中国农民。证据在哪？那延绵不绝的历史就是证据。

中国农民的故事非常精彩。翻开历史看看，农民出身的刘邦，摆脱农民身份之后走上黑（流氓混混）白（基层公务员）两路，最后走到金銮殿上，当了皇帝。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过和尚，最后也走上了金銮殿，当了皇帝。还有那个被视为千年偶像的诸葛亮，一边种地，心里却在琢磨天下事。如此等等，每一个奇特的农民都有自己的奇特故事。毛泽东是农民之中非常特别的一个。

毛泽东的家境和一山之隔炭子冲的刘少奇类似，均小有薄产，却在近代衰败，又都有一个能干的父亲再置一点产业。毛泽东的爸爸叫毛顺生，是一个精明固执的小地主，属于那种被黄土压抑的人。他眼中的儿子，将来就是要好好干活，继承自己小地主的事业。毛泽东五岁时就要锻炼山里娃的基本功，比方说拔草、捡柴、放牛、拾豆子等等，这也是农民的基本功。毛顺生的控制欲望很强，想要控制毛泽东的一切，时不时在外人面前打击毛泽东，说他很没用之类的话。由于毛顺生是农民的精英，需要各种记账，于是他就把毛泽东送去私塾念书认字。

这种环境下成长的毛泽东， 性格特征之一，就是淳朴而富有同情心。

正常情况下，毛泽东也会变成一个农民。但当时情况恰好不正常：大环境动荡不安，想要安稳生活而不得。私塾中的毛泽东悄悄地发生了蜕变：他在私塾中学到很多条条框框（四书五经之类），又学到很多条条框框之外的东西，比方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关于英雄主义的书。那些书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娱乐消遣，或者寻找一些谋略运用，但在年少淳朴的毛泽东眼中，那些英雄好汉，那些侠义故事都是真实的，和眼前拔草、放牛、打算盘的现实生活形成鲜明对照，让他神往不已。碰见饥荒年代，农民们到毛家吃大户（强吃强拿，白条都没一张），毛顺生气得跺脚。毛泽东却认为天经地义，一点也不同情老爸。这大概就是毛泽东一生理想主义的源头。

毛泽东性格特征之二——倔强。

毛泽东酷爱读书：干活间隙读书，在黑夜的油灯下读书，只要有时间就读书。他的个人兴趣和毛顺生那古板的期望（希望毛泽东成为精明的农民）相冲突。毛泽东并没有服从毛顺生的权威。为管教倔强的毛泽东，毛顺生想到一个绝招：给他娶一个年长四岁的女人当老婆。毛泽东吓坏了，拒绝和她圆房。毛顺生能做的，就是把她写入毛氏家谱。最后毛泽东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一笔钱去东山小学念书。离家之前，他写下一首《赠父亲》，夹在毛顺生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将要到更广阔的世界里振翅高飞。我不知道前途如何，但我会一直向前，向前，向前。直到没有人可以站在我前面。

朴实之人多多，倔强之人多多，不足为奇。为何毛泽东可以成为历史巨人？这就涉及到毛 泽东的第三层性格——务实。 这层个性表现在具体执行上，和那些空头理论家不同。毛泽东认准的原则会一条路走下去，但走路方式灵活多变。用他的经典语录：战略上藐视敌人（反映在性格上，倔强一面），战术上重视敌人（反映在性格上，务实的一面）。

有了这样三层性格，不论在何时何地，处于何行各业，在正常情况下都能干出一番事业，成为领军人物，甚至领袖。然而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拥有这些优点的人还有不少。比方说周恩来，信仰（马列主义）同样坚定，实际办事能力超一流。但是在长征途中迷茫无助之际，周恩来想起了毛泽东，把毛泽东推出来挽救时局。这是为何？

答案就是 毛泽东性格中的第四个特征——想象力异常丰富。 这个特征能够在毛泽东的诗词文章中得以印证。在我们的印象中，那些擅长诗文艺术的领导者水平多半不怎么样，比方说李煜、赵佶，比方说玩木匠的朱由校。但毛泽东是一个例外。诗词文章只是毛泽东想象力的一个角落。他的丰富想象力反映在行为上：他去井冈山拉队伍，给绝境中的共产党创造了生机；游击战的套路并非来自于兵书，而是来源于想象力；四渡赤水战役，超出了号称军事天才的林彪的想象，同时也超出了蒋介石的想象，所以红军得以逃出生天；此外，文化大革命在人类政治史上也没有任何模板可循，同样也是源于想象力。

一个读书很多但极为务实的人、一个倔强但想象力丰富的人，最终必然走上领袖地位。这就是雄才大略的另一种说法。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一个压缩版的体现。

特殊的党员

毛泽东的战友们在年轻时代基本上都有出国求学经历。周恩来先去日本再去法国，刘少奇去苏联，邓小平先去法国再去苏联。老师和同学都支持毛泽东出国，毛泽东本来也打算出国的，但临行前放弃了。随后，毛泽东在陈独秀的支持下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二人之中，年龄最大的何叔衡四十五岁，最小的刘仁静十九岁，他们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八岁。当时的毛泽东恰好二十八岁。他像一个“异类”。其他人都是西装革履，他却穿着长袍。其他人都是满口理论，说话引经据典，条条框框一大堆，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列宁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他却异常低调。他的职责是担任记录，只做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基本情况。其他时间，他只是静静地倾听，全神贯注地倾听。

会议之外，他常常陷入沉思，在房间里走走想想。窗外有人经过和他打招呼，他有时也会听不见。因为他在思考。有人讽刺他是书呆子。当时二十八岁的毛泽东，人生中的前十七年是农民，即使在求学生涯中，也搞过学生运动，驱赶过散兵游勇，绝对和书呆子扯不上。

但事实就如此有趣：最没有书呆子气息的人成了书呆子。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书呆子而非书呆子的人带领共产党走向了成功。毛泽东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虽然懂得很多道理，但只能跟着共产党队伍前进。毛泽东开会时也许不如他们能说会道，但是可以改变共产党队伍的运行方向，特别是在队伍前途暗淡的时候。

中共一大召开之际，陈独秀正在广东和孙中山交流，讨论国共合作的事。随后国共展开合作，共产党迎来第一波大发展。陈独秀一直很赏识毛泽东，对毛泽东影响很大。国共合作开始后，毛泽东非常活跃，做了不少工作。国民党召开一大时，毛泽东担任中央候补委员。随后，在汪精卫陪孙中山北上和段祺瑞谈合作时，毛泽东代理汪精卫的宣传部长。两年之后，国民党二大召开，毛泽东依然是中央候补委员代理宣传部长（国民党拖欠毛泽东七百多块的工资至今没还）。也就是说当时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是由毛泽东搞的。以至有共产党员（如张国焘）说毛泽东跟着国民党干事业。

但是在国共合作最为红火的1926年，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了农村，到农村搞调查，搞宣传，试图开创一片新天地。他的行径相当独特。要知道当时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基本上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共产国际的原始理论是依靠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苏联的范例就在那里。当时中共一心搞工运，对农民视而不见。瞿秋白、李立三、刘少奇、向忠发、王荷波、项英等人都是工运明星。未来的领导人如王明、博古等人也在莫斯科关注工运。当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农村时，他也没想到共产党命运和中国的命运由此改变。日后打土豪、分田地，农村包围城市，共产主义中国化都由此而来。

蒋介石搞“中山舰事件”进行试探，毛泽东主张反击。他和陈独秀由此发生分歧，连共产党中央委员的资格都弄丢了。但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对的，陈独秀的妥协并没有换来期望中的结果。

国共合作看起来很美。国民党走精英路线，共产党走基层路线，两党既合作又竞争，既斗争又团结。然而很遗憾，矛盾根本无法调和。共产党精英认为，如果不把全国财富重新分配，那么永远无法达到基本的公平，无法改变国人命运。国民党精英分子大多数都是有产者，即便无产者出身，也变成了有产者。

北伐进行到一半，蒋介石开始清党。因为计划周密，行动突然，后续手段跟上，共产党损失惨重，党员从六万多人变成一万多人。初期惊慌失措之后，共产党调整领导班子，并对国民党展开反击。

周恩来联络力量发动南昌起义。由于力量薄弱，起义失败，队伍南下。关键时刻，朱德站出来为红军保留了火种，带着陈毅、林彪、粟裕等人在湘南移动。

8月7日，共产党精英在汉口开会，毛泽东告诉同志们：枪杆子里出政权。那大概是直到当时毛泽东一生中最有力的话，因为它改变了历史走向，唤醒了自宋朝以来丢失的尚武精神。那次讲话之后不久，毛泽东自己拿起了枪杆子，以书生的身份走向战场。

秋收起义

打仗不是请客吃饭，需要做好充分准备。为何要在秋收之后起义？很简单，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白手起家打天下，没有条件就要创造条件。当时土地收成有限。秋收之后，粮食比较丰富，容易筹集，农民也比较闲（和平年代都是打麻将），有时间搞运动。影视作品中的革命者，通常都是大手一挥，振臂高呼：同志们，同胞们，干。那种煽情看起来挺感人，但那是表演。毛泽东回到长沙之后搞调研，研究局势和各种可能性。当时问题很多，时间很短，争议很大，压力非常大。有几个问题非常关键。

问题之一： 旗帜问题。很多人认为应该仿效南昌起义，毛泽东却坚决主张亮出“共产党旗帜”。师出有名嘛。打出南昌起义的旗帜，就还是国民党内斗。

问题之二： 党内一群书生认为，起义应该依靠农工武装，职业军队起次要作用。打仗不要军队是哪门子道理？原因还是南昌起义失败南下，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意味着职业军人暴动并不理想。其中蔡廷锴原本也是参加起义的，后来却又中途退出了，给人的印象是军队不靠谱，共产党只能把宝压在农民暴动上。毛泽东再次告诉大家：要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问题之三： 利益问题。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归根到底还是利益分配问题。不论是国家、党派、还是阶级，能否成功的关键就是利益分配问题。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当时共产党还处于“地下”状态，所有事都在“地下”进行。毛泽东虽然是中央特派员，但身边连一个强有力的团队都没有，能信任的人也就两个弟弟和一些骨干分子，而且意见不统一，常常争吵不休。南昌起义后，两湖地区对共产党的搜捕更加厉害。要知道辛亥革命就是从两湖闹起来的。国军北伐，占领武汉之后横扫千军如卷席。因此国民党对两湖相当看重。毛泽东本人的活动冒着巨大风险——甚至在起义前夕被捕。当时毛泽东去安源部署，化妆成安源煤矿的采购员，被民团抓住。十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向斯诺描述了当时情形：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差点出师未捷身先死，惊险。

不仅如此，整个组织也不靠谱。按照原定计划，起义在9月9日（中秋节）举行。但湖南省委下达的起义密令竟然被国军截获。湖南当时是唐生智的地盘，唐生智是武汉汪精卫政府的军事支柱。幸好唐生智的主力和南京政府国军在东线作战，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尽管如此，长沙依然宣布从9月6日开始戒严，中秋节加紧戒备，军警满大街巡逻。起义还是如期进行了，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组织援军。起义队伍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共五千人，目标是攻下长沙。

至于毛泽东的心情，可参照10日晚上写下的那首《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这次起义成败的关键并不是能否攻下长沙，而是11日爆发的各县起义。按照原来的设想，起义旗帜亮出来之后，农民会跟着共产党走，很快组织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达到以点带面全省暴动的目的。然而很遗憾，农民并没有动员起来。按照夏明翰的说法：“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的时候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是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后大祸来临。”农民不参加，起义军处于劣势，且没有作战经验，三个团战果如下：第一团被国军植入“木马病毒”，行动途中遭遇叛变，失败；第二团攻占一些地方，一不小心陷入重围，被打散，失败；第三团撤退快，差点被包围。

在那种情况下再去攻打长沙，无异于拿脑袋撞墙。但攻打长沙是中央原定的计划。当时中央刚刚从陈独秀的右倾政策转向左倾，不执行计划相当于逃跑。逃跑主义的大帽子不是谁都能承受的。就算逃跑，关键是往哪里逃？国民党正在满世界抓人呢。离开了军队除非隐姓埋名回家种田。队伍二号指战员，师长余洒度就坚持攻打长沙，打死了算，牺牲了事。

南昌起义生死攸关之际，朱德站出来和大家说，跟我走。

秋收起义本就是毛泽东搞出来的。毛泽东理所当然告诉大家，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去打长沙了，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9月20日，起义十一天之后，队伍只剩下一千五百人，毛泽东带领他们南撤。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三天之后，他们在江西地界遭遇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年仅22岁。

卢德铭生于1905年，四川人，黄埔二期毕业，跟随叶挺独立团北伐，是秋收起义的二号人物兼战场第一号指挥员。他之所以牺牲，是因为队伍纪律不行。当时的部队，包括二号指战员余洒度在内，已经惶惶然如惊弓之鸟，不守纪律，且侦查不力。如此情况发展下去，毛泽东迟早要变成光杆司令。此时毛泽东已经“光荣”地走上国民党通缉榜，脑袋标价为五千大洋。这个价格已经不少，但对毛泽东来说还是太低了。当然价格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上涨。二十一年之后，蒋介石付出了全部大陆也没能拿下毛泽东的项上人头。

湖南

特殊的军事家

帝国时代，中国历史大概可以分成两段。在唐朝之后，南方农民逐渐无法抵御北方牧民，农民政权无一例外的亡于马背民族。表面问题是北方马背民族战力强，但深处原因在于，科举制推广之后，形成文官治国局面，武将地位低下。

尤其是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始，农民政权重文轻武越发严重。称赞某个将领都是“儒将”，中原汉人尚武精神日渐丧失。所以从北宋开始，农民政权无一例外的亡于北方铁蹄。即使天子守国门的明朝，在朱棣之后也一直处于守势。乱世军阀横行，他们虽然热衷于拿枪杆子抢地盘，但对待军人，要么漠不关心，要么如对待家奴。能同甘共苦如冯玉祥，也只是家长制作风。始终无人愿意、无人能够从制度上恢复宋朝之前的尚武精神。

毛泽东的出现，改变了这个局面。毛泽东在武汉“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出政权，是唤醒国人尚武精神的第一步。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仅仅如其他笔杆子那般提出论断了事，而且真真正正把论断落到实处，从制度上落下来。

9月9日，南昌起义之后两个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失败了。但毛泽东展现了与众不同的特质：9月29日，他带着失败的队伍转移永新县的三湾村，做了人生第一个影响历史走势的决定——就地整编。当时队伍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人数不足千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就在那样的时刻，就在那样一支队伍上铸就了红军魂魄。从那以后，红军脱胎换骨，区别于那个时代所有其它军队，强悍无比，迅速壮大。经过苏区反围剿、敌后游击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逐渐成长为百万大军；武器装备也从当初几百支枪，到如今的坦克、大炮、飞机、导弹、航母、卫星。

毛泽东和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是不同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既“顶天”又“立地”。所谓“顶天”，就是具有高超且正确的战略思想；所谓“立地”，就是具有脚踏实地的军事才能。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家。

前面说过，所谓杰出的军事家有 两个特征 ，一是如孙武或克劳塞维茨一样构建伟大的战争理论，二是如成吉思汗或努尔哈赤那般拉出一支杰出的队伍从事伟大实践。

毛泽东同时具备以上两个特征。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构建战争理论，铸造红军灵魂。

毛泽东又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山村里干了两件事：一是把他自己无所畏惧的个人魂魄融入到那支军队中，让工农红军变得无所畏惧；二是建立了一种制度。

国家的脊梁在于军队。军队的战力和作风和领导者密切相关。

东方人认为：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西方人认为： 一头狮子统帅绵羊能战胜一头绵羊统帅的狮子。

历史反复证明，东方和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都是正确的。

中国历史很长，多次出现过强悍的帝国和强悍的军队。每支强悍的军队有一个强悍的统帅。每一个强悍的统帅都有一定的特点，如胆识、魄力、韧性、想象力。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一个强悍的人，但他的特点，是要建立一种制度把自己强悍的特质融入到军队中。

纵观中国历史，人治贯穿始末。政策执行，总是和某些强人相关。人在政在，人亡政息。军队也不例外。岳飞之后再无岳家军，戚继光之后再无戚家军。历朝历代，名将雄主之后，军队战斗力总是直线下滑，跟着王朝走向轮回。归根到底，是制度问题。

军事制度建设一直是中国的缺陷。两千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把骑兵引入农业帝国。此后帝国名将多半都是使用骑兵的高手，如霍去病、李靖、徐达等人。但是没有解决军队对强人的依赖。到了近代，即使袁世凯新建陆军，依然没能解决人和制度的问题。

再看国军那边，蒋介石从来无法指挥桂系。在蒋介石的嫡系中，何应钦从来指挥不了陈诚或胡宗南。再往下看小派系，新一军的战斗力可谓一流，但是在孙立人手中和其他人手中完全是两支军队。孙立人本人还相对独立，不属于任何派系呢。都说国军内部不团结，其实谁不知道团结就是力量？根源在于没有一个有效制度让他们团结。

再看国军六十军，在东北集体投降，后被改编为红军第五十军。同样一支军队，五十军在抗美援朝的汉江阻击战上，英勇顽强程度不比任何红军老牌部队差。原因何在？制度问题。

制度最初就是在1927年9月29日的三湾村建立的。毛泽东施展什么魔法了？没有， 其实很简单，就三招。

第一招，实事求是。

军事上常见的现象就是虚张声势。两千人号称万人。万人号称十万人。十几万人就敢号称百万大军。毛泽东的队伍编制是一个师，但损失严重。其实他还可以继续号称一个师，至少可以让屁股后面的追兵有所顾忌。然而毛泽东没有那样做，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原本的一个师缩减为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二营空缺），另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不搞假大空。

不仅如此，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宣布，去留自由，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相当于说，对将士们开诚布公。湘南丛林里的朱德，也是靠在整顿军纪中掏心窝子，才被整支队伍接受的。

——实事求是，自信的表现。毛泽东自信可以把队伍带到理想状态。

第二招，确立一个原则——党指挥枪。

毛泽东决定：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如此一来，不仅把松散的党员组织起来发挥集体领导的力量，而且可以让组织起来的党员带动非党员，把整个队伍凝聚起来。

1927年9月29日之后，这个原则从未动摇。每一次党代会都要确认一下这个原则。军报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发出声音，确认这一原则。这个原则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现在大家对这个原则比较习惯，但是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创举。

历史上看，在“家天下”时代，军队要么是皇帝家的，要么是军阀家的。

党派拥有军队始于国民党。但是国民党本身是一盘散沙，对军队控制力不足，孙中山临死之前革命也没搞成功。国民党没能解决军阀问题。毛泽东的这个决定，相当于说，把军队制度化，彻底摆脱了对强人的依赖，有了可延续性。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张国焘斗争失败，红四方面军改编之后，刘伯承可以指挥。林彪带出来的第四野战军，到朝鲜战场上，彭德怀也能指挥。虽然经过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彭德怀蒙冤了，林彪出走了，但红军还是红军。看看国军那边，蒋介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战胜了冯玉祥，却不能收编战斗力超强的西北军为己所用。高下立判。

三湾改编之后，共产党不仅名正言顺地拥有了军队，而且有了自己的建军制度。所以确切说，建军节应该是九月二十九日。

正是那一天，毛泽东确定了自己在红军之中的地位。从此以后，“党指挥枪”和“枪杆子出政权”有机结合在一起，共产党的基本战力形成。

第三招，很特别，民主。

都知道军队等级森严，最讲秩序。军令如山，军法无情，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讲什么民主？之前从没有人在军队里讲民主。军队有民主可讲吗？有，至少毛泽东讲了。

其实民主并不高深，任何组织都能用。要知道，军队虽然讲秩序，但秩序只是级别高低，职能不同而已，并非人本身高下之分、贵贱之别。这些道理说出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这些，认识到也未必能遵守。特别是中国，几千年了，一直讲尊卑有序。军队中官大一级压死人。打骂士兵非常普遍，虐待士兵也很常见，不拿士兵当人看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针对这个情况，毛泽东规定，官兵平等，待遇一样，长官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这些听起来像官话，但关键在执行。

如何执行呢？具体措施：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权限包括参与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长官要受它的监督。

毛泽东本人以身作则，起到榜样作用。当时行军非常艰苦，特别是在失败之后，不仅衣食无着落，还要躲避敌人的追踪。毛泽东本人虽然是队伍一把手，但是不搞特权，和士兵一样穿草鞋行军，脚被草鞋绳擦破了，忍痛前行。将士们觉得领导太辛苦，临时捆了一副竹竿担架，要抬他走，他坚决不肯，他告诉大家：“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动就慢慢跟着走。”不仅如此，他还要一边走一边和大家聊天，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带领他们达到战略目标。

——与士兵同甘共苦，赢得爱戴，是所有一流统帅的共同特征。

——好吧，我们走，我们将发展壮大，我们将战无不胜。我将带你们勇往直前，我将带你们开天辟地。如此便把他的魂魄融入到队伍之中。

三招完毕，红军诞生。这就是为何说毛泽东是红军的缔造者的原因。

毛泽东解决了困扰中国军事家的千年难题：让军队从依靠强人变成依靠制度，唤醒了国人自宋朝以来逐渐丧失的尚武精神。这在抗美援朝中表现到极致。

策划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没有做到，堪称红军之父的朱德也没有做到。没有毛泽东的三湾改编，周恩来策划多少次起义都无济于事。朱德就算把红军重新集合起来，也无法改变强人军队的本质。

卫青、霍去病之后，汉朝军队战斗力衰退。

李靖、李绩之后，唐朝军队战斗力衰退。

朱棣之后，明朝战斗力衰退。

离开了曾国藩，湘军就是渣。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队变成了军阀。

国军那边，新一军离开孙立人就不灵，桂系只认李宗仁和白崇禧。

红军这边，彭德怀蒙冤，红军还是红军；林彪出走，红军还是红军；毛泽东逝世后，红军还是红军。毛泽东彻底改变了军事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