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旅程，是一趟没有返程票的历险。在旅途中将见到什么样的风景，和什么样的人相遇，都是无法提前预知的。在我20多岁还在学习传统绘画的时候，曾经想过我30岁时的绘画会是什么样呢？无法知道。30来岁所做的彩墨实验与声音装置，是20岁时的我不可能想到的。30岁时想过40岁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呢？不知道。因为我根本无法预知我40岁时会写出一本诗集，并搁置了我从小喜欢并沉浸其中二十余年的绘画，义无反顾地跨入到一个我完全陌生的领域——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先后做出了一部短片和两部长片，三部新片还在制作中。生命的旅程还在继续，以后还会与什么相遇我依然不知道。
第一站：自画像
记得母亲告诉我，我是1960年1月20日夜里出生的。从未谋面的祖父，请人排了八字，说我缺木和金，于是取名林鑫。我的出生地在西安往北几十里外的一座山区小城——铜川。这是一座移民城市，由于50年代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建设，一批批来自上海、东北等地的移民来到这座煤城。我父亲朱永生，也和他那318个同伴一起，从上海的建筑公司来到铜川三里洞煤矿。后来便在通风区做瓦斯检查员，直到临退休前去世。母亲去世比父亲早10个月，也是癌症，是在我刚结婚不久。26岁的我作为家中长子，第一次切身体会到生命的脆弱。
在矿区度过的童年是孤寂的。印象最深的是傍晚趴在家中的窗户上，可以看到漆水河对岸的医院，幽暗灯光下闪烁的人影，像鬼魂一样来回地飘荡。应该是夏天，发洪水了，听见有人在喊，浑浊的河水中飘过杂草浮木，一个人被洪水冲走了，不断被洪水淹没，又不断冒出头来，后来听说，在下游被救了起来。小时候常常一个人蹲在家门口，注视着山边飘过的一片片白云发呆，两只老鹰在天空盘旋着，偶尔会俯冲下来，把谁家的小鸡叼走了。夏夜里躺在门前的凉席上，凝视着夜空，数星星。也和小伙伴一起去追逐萤火虫。总是游行的队伍，装甲车，红旗，工人头戴柳条帽，手持棍棒、长矛。还记得葛登发当年赤裸着上身，敲一面大鼓的威风形象。不断洒下的语录传单，像雪片一样飞舞在游行的队伍中。武斗开始了，还有炮声，我们都离开房子，躲进对面的窑洞，不断有弹片落在院子里，有人飞快地跑去捡了回来，摸摸，还是热的。每个小伙伴都收集了一沓沓语录传单，样板戏是都会唱的，常常拾个破茶缸，点根蜡烛，便是李玉和提着号志灯的形象了。
那时家里是贫寒的，常常不够吃，有一次因为少了两个馒头，父亲把我和大妹一起痛打了一顿，说：吃就吃了，不能说谎。后来大妹承认是她吃了才罢。父亲去世多年后，我和大妹在一起说起此事，大妹说她也没吃，只是被打得无奈，只好承认了。后来有人说，邻居有个孩子拿了，这一切都无从考证，只是当年生活的艰辛，被牢牢地记在心上。
最近在山里拍新片，竟然和40年未见的一年级班主任张淑兰老师异地相遇，她对我已没有印象，40年的岁月磨平了记忆，眼前这位发福的慈祥老人和当年美丽清秀的张老师已经找不到多少共同之处了。上学期间印象较深的是学工学农的劳动课，种过苞谷，当过锻工。初中放暑假则去修公路，后来在搪瓷厂、砖瓦窑干过临时工，也挖过防空洞。
小学时常常到矿上的澡堂去洗澡。父亲下班的时间，我在入井口等他。看着上罐的人们每个人都是黑色的，只有眼白和牙齿是白的。我无法认出父亲，只是呆呆地看着人流不停地从眼前飘过，直到一个黑影走来拉着我，我知道，这是我的父亲。这样的等待有过多次，也深深地记住了这个父亲无数次出入的井口。后来我将工人上下罐的镜头放在了《三里洞》的片头。只是现在的拍摄已没有当年热闹喧嚣的场面，矿上已经破产了。
印象中总是很少见到父亲，偶尔有空会给我们姊妹四个讲述《珍珠塔》和《玉蜻蜓》，也会在暗夜里用低沉的男低音为我们唱《伏尔加河纤夫曲》。他会作曲，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作曲家。不知道我和弟弟多年后酷爱音乐，是不是有着父亲遗传的潜在诱因。
记得是一天深夜，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来人说父亲在井下受伤了，现已送到矿医院。我陪着母亲在空无一人的大路上走了很久才来到医院。父亲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看见我们进来，微微地点下头。我第一次看见，一向高大的父亲，脸色苍白无助地躺在那里。后来知道，瓦斯检查员一天要跑几十里路，父亲是从来不趴矿车的，那天或许是由于过度疲劳，实在走不动了，第一次趴矿车的父亲被压伤了脚，后来还受了处分。1978年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便想报名内招下井，作为长子，我没有理由在家里吃闲饭。从内心讲，也不想下井，也知道井下危险，但看着生活的窘境，心想只要家里生活能好一些，就下吧。父亲说：我在井下干了一辈子，不让你下井，哪怕找个临时工干。那一刻我明白了父亲的爱在深处。后来我离开了煤矿。一个童年的小伙伴，内招下井没几天，出了事故，死在井下。
高中毕业后，先在铜川书画社画商品画、肖像和广告。1980年招到银行工作至2012年，先后做过宣传、会计、出纳等多个工作岗位。工作之余，继续着自己的艺术理想。高中时已认识了由省美协下放到陈炉陶瓷厂的画家笳咏老师，跟他学习书法、绘画。也没有想到多年后，我拍的第一部纪录片是《陈炉》。接下来的日子，工作，读夜大，成立画会。怀着作家、画家梦想的诸位同仁，当年的海阔天空现在早已被生活的现实所修正，每个人都挣扎在自己的方寸之间，忙碌得无暇他顾。
后来没想到的是，我大妹的同学成了我的女友，这个从小便时常来我家玩拨弦琴，时不时从我这借走几本书的小姑娘，此时已婷婷玉立。无奈她父母反对，出于一种更为朴实和经济的考量，希望能为她找个司机，可以给家里拉煤。最后我俩选择了私奔。带着仅有的少量积蓄，开始了我们的新婚之旅，尽我所能给妻子买了新衣服，也给岳父母买了衣料，以求得他们的宽恕。我只买了一身外套，里面全是旧的。没有更多的钱给我的父母买礼物。我想以后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然而，没有机会了，这最终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旅行归来，母亲病了，诊断为肝癌晚期，生命不会超过三个月。我和大妹陪着母亲到上海就医。在母亲病重期间，她给我讲起小时候外祖父给她买青梅的往事。我沿着晨雾，到处去为她寻找青梅。时时刻刻担心的，是大妹的婚期和母亲的忌日重叠。在那段痛苦、绝望和无助的日子里，我没有眼泪。送葬的时候，我干嚎了几声，泪落了下来。大妹的婚礼在母亲葬礼后的第二天进行。紧接着，临近退休的父亲被诊断为食道癌。在西安、铜川的医院，陪父亲走完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日子。父亲无声地地走了，二十多岁便来到煤矿，工作了整整一生的父亲，临终前还欠了矿上五百元钱。
父母亲的相继离世，留给我的是巨大的虚空。内心极度虚弱的我，一个人不敢待在家中，常常等妻子下班后才回家。有半年多时间，夜里天天梦见母亲在谴责我。内心最虚弱的时候，连妻子也无法告诉。现在能够坦然地说出，我的内心已不再虚弱。
父亲去世后，小妹顶替招工到三里洞煤矿的选煤楼工作，十多年后矿上破产，买断了工龄，现在苏州打工。大妹婚后调回到江苏太仓老家，弟弟在复旦读到博士留校任教。姊妹四人，目前只有我继续生活在铜川，谋生之余，拍纪录片。
父亲去世两个月后，也就是1987年1月，我的第一次书画展在铜川举办。两年后在西安的陕西美术馆举办了《林鑫现代艺术展》，非乐器演奏的实验性音乐和绘画在展厅的地板、墙壁和空间中构成。开展当天，4件作品被勒令撤出。1993年8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接下来的几年中，沉溺于西方音乐，从格里高利圣咏到马勒、勋伯格一路听来。有一段时间，对音乐的投入程度超过了美术。
生活在继续，每日依然在生存的奔波和精神的流放中度过。艺术理想和现实生活的巨大落差，依然重重地压在肩上。就在我以为随着年岁的增长激情不再，棱角已被磨平的时候，一行行诗句不断地从胸中涌出，带着难以磨灭的童年、煤矿的记忆以及生命中无法越过的那些时刻。再一次揭开了长久以来压抑在心灵深处的创痛。半个多月，不分昼夜写下的100多首诗歌，成为生命的一个驿站，那是2000年的夏天，我刚满40岁。后来选出119首，出版了诗集《噢！父亲——黑色的记忆》。
第二站：纪录片
《陈炉》
生命中有些东西注定会与你相遇，我拍纪录片的缘起就是这样充满着偶然或者必然的契机。2003年的一次陈炉之行，使从未摸过摄像机的我，在内心的驱动下不顾一切地借了摄像机，试图用影像记录下日渐凋零的活化石——千年陶瓷古镇陈炉。制作中遇到的诸多难对人言的苦涩，使影片几经周折。妻子看我如此作难，竭力劝我放弃。我坦言道，这是我精神的产儿，即便是遍身血污，我也希望他能够出生。
虽然做得如此艰辛，影片却是唯美的。一个360度的全景，和紧接着数十个陈炉人每人一句话的《自说》，用肖像特写的方式一气推出，展示了陈炉人眼中的陈炉兴衰和社会变迁。第二段《风骨》，试图记录传统陶瓷制作流程。严格按照生产程序，从备料、拉坯、刻花、烧窑、出窑等全过程，一一进行呈现。从备料的泥池裂缝局部特写画面中，我看到了中国书法的起源，那一个个形象生动的汉字造型，乃是来自大自然的启示。伴随的声音也都是自然界的风声、水声、人声和各种嘈杂声。即便是配乐，也都是在现场采集，来自他方的音乐在精神上不属于这片土地。第三段《风情》则在陶瓷的历史残片和当下的荒芜景观中展开，再现了这一方水土一方人。那苍凉的秦腔在黄土高原上回荡，古镇随处可见的罐罐墙被夕阳镀上一层金色。现在看来，我当初
拍片时，依然有着浓郁的艺术情结。一开始便确定了要制作一部实验性的纪录片。将文献、实验、记录融为一体。那毕竟是步履蹒跚的第一步。
《三里洞》
这是一部我注定无法坦然面对的影片，因为它深深地根植于我生长于斯的那片黝黑无望的土地。父亲过世时我还年轻，带着无知无畏义无反顾地走向未来，那时还来不及停下匆匆的步履，转回身面向父辈的命运和生命。等到我自己也做了父亲，也为生存不得不作出诸多妥协，并体验了无数的尴尬和无奈之后，我才一步步体会到父亲在面对命运时所表现出的沉默。作为一个晚辈，我试图了解他们的故事，一个个寻找着这些幸存下来并依然生活在这里的老矿工，聆听他们被岁月磨平已波澜不惊的讲述，那尘封已久的一段历史为我打开。
除了13位口述者，另外两个已故者也在众人的诉说中浮出水面。开篇的第一个人物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黑暗深处，假如他不是作为三里洞煤矿第一例死亡事故，给他的同代人留下深刻的记忆，我们可能不知道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作为大多数已消失的普通矿工一员，他的形象从黑暗和遗忘中复活。影片的最后一个人物，我的父亲朱永生，也一样由他工友们的口述重建。两个已故者的形象没有出现在影片中。影片最后是荒草中父母简陋的墓碑，他们静静地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这是一部几乎完全由口述构建的影片，与之匹配的大量矿区废墟的空镜，都是那个时代的写照。无论是选煤楼、井口、更衣箱、灯房，无一不透出昔日岁月的痕迹和矿工生命的气息。也是我童年无数次穿过并留下深刻记忆的所在。
作为一个矿工的儿子，我所能做的，就是将这些记录下来，以此来寄托对父亲及其一代人的纪念。葛登发、姚洪昌、王正祥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目前葛登发依然住在废弃的房子里苍老了许多，在影片中时常发出爽朗笑声的王正祥也已经去世。我姨夫顾龙祥也好久不见了，沈龙根我没有勇气再次面对他的目光。尽管有两代人的共同努力，生命中一些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伤痛，依然无法触摸。
影片中一位老人讲到儿子的死亡时用了“病故”这样一个可以理解的原因，但事实的真相直到几年后拍摄《同学》时我才偶然得知，他唯一大学毕业在公安局工作的儿子，得知妻子红杏出墙后，竭力劝阻无效，最后举枪自尽。我震惊之余，也明白了他讲到晚年时一度说不下去时的悲伤眼神。
几年前姑夫病重去世前，我去探望。他的兄弟拖着井下工伤造成的残腿坐在旁边，两人相对无言，长时间的沉默。我不知此刻这两个三里洞的老矿工心里在想些什么，只是感到室内空气压抑得令人窒息。我走出病房，看到了满山遍野盛开的黄色油菜花，在阳光下显现着无限的生机。我想起阿赫玛托娃悼念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世间所有的鲜花都绽放了/迎来的却是他个人的死期。”
《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