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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很多人都是从语文课本上认识沈从文、老舍、闻一多等民国大师的吧？
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们遥远而严肃。然而在汪曾祺眼中，这些人就像是我们学生时代的老师一样，为人有趣又接地气。
他们也会在上课的时候扯些有的没的，经常会忘记自己讲课讲到哪里了，偶尔真性情，偶尔恶趣味。这些大师背后，其实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普通人。
俗话说得好，每一个民国大师背后，都有一两段不为人知的往事。而老舍，金岳霖，林斤澜…这些民国大师们知道自己被汪曾祺爆料过吗？
我（汪曾祺）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他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说：
“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
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
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我才醒过来。
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
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
老舍先生谈起过，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老人说：“没有！”
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他才从画案的隙缝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画案有他自制的“消息”），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写着四个大字：“此是废纸”。
打开一看，都是惊人的杰作：就是后来纪录片里所拍摄的。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
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
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
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
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
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他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研究《红楼梦》。听说，他在咸宁干校，有一天喝醉酒，掉到河里淹死了。
他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他把关于《红楼梦》的独创性的见解都随手记在一些香烟盒上。据说有人根据他在香烟盒子上写的一两句话写了很重要的论文。
斤澜好怪，好与众不同。
他的《矮凳桥风情》里有三个女孩子，三姐妹叫笑翼、笑耳、笑杉。小城镇哪里会有这样的名字呢？
我捉摸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原来只是小一、小二、小三。笑翼的妈妈给儿女起名字时不会起这样的怪名字的，这都是林斤澜搞的鬼。
夏尚质，周尚文，林尚怪。林斤澜被称为“怪味葫豆”，罪有应得。
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
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
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来，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
“《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
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
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
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
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
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
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汪曾祺好玩，认识的老师、朋友、同学，也个个都有才又有趣。读了这些故事，那个时代大师们的风貌似乎又生动地浮现在了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