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漆海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国际政治科学》主编
来源：《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4期；国关新青年
自从2023年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以来，巴以冲突迁延至今，迄今未实现和解。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初期各界普遍认为美国可以有效约束以色列，推进地区和平，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在冲突爆发后不久的2023年10月，美国总统拜登亲赴以色列，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审慎，却遭到以色列方面的拒绝。2024年3月，内塔尼亚胡公开指责拜登在以色列政策上犯了错误。
对此现象，究竟是美国无力约束以色列，还是美国并不想真正管控以色列，各界众说纷纭。若我们把当前中东局势与赎罪日战争后的中东相比，1973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中东进行穿梭外交，在其长袖善舞操作下以色列与埃及、叙利亚达成和解，相较之下当前美国对于中东事务的影响力似乎略有下降。但是从国际地位看，冷战时期美国只是两极中的一极，当前美国则是公认的世界独霸，为何美国当前对以色列的影响力反而不如穿梭外交时期呢？笔者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后冷战时代，各国内政因素对于外交决策的影响加大，相应削弱了同盟管控的力度。
传统的结构现实主义将国家视为原子式的个体，不考虑国家内部的因素。理性决策理论将国家视为理性决策体，没有考虑决策者的非理性因素。早期关于领导人决策的研究侧重考虑领导人的偏好与心理等因素。然而，近些年的研究发现，领导人在决策时重点考量的是该决策是否有利于其连任。如果战端已经开启，领导人还会关注选择和谈或强硬等立场对其未来命运的影响。若领导人是战争开启的决策者，需要负战争责任，若战败则会受到更严厉的来自国内或敌方的惩罚，因此这类领导人不会轻易和谈，也不会在战场失利时轻易承认失败，而可能顽抗到底。若战争伤亡较大，双方仇恨情绪高涨，和谈也会有风险。例如，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均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里程碑式人物，但在促成和谈后两人均被国内强硬派刺杀。为了降低这类风险，学者认为秘密谈判有其必要性。
上述理论讨论了战端开启后国内因素对和谈选择的影响，还有些理论讨论战争尚未爆发阶段国内因素的影响。领导人在任内面临多重风险，例如败选、军事政变、国内革命或叛乱等。因此，受到问责制度约束的领导人可能会通过向外转移危机来分散国内注意力。而领导人一旦选择强硬(stand firm)，则在国内观众成本的限制下，骑虎难下，难以退缩妥协，可能加速冲突与战争爆发的进程。可见，如果我们打开国内政治的黑箱，可以发现存在诸多影响冲突与和谈决策的国内机理。
关于内政对外交政策影响的作用机制，上述的聚旗效应、危机转移、领导人任期风险和观众成本等理论均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我们也可以用之分析以色列的强硬立场，当前是内塔尼亚胡自2022年以来的第三个总理任期，1996年至1999年和2009年至2021年期间，内塔尼亚胡两任总理，是任期最长的以色列总理。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内塔尼亚胡所持的强硬外交有助于其任期。当然，内政因素对冲突等外交决策的影响究竟达到什么程度，目前尚无定论。
冷战结束后，一方面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深化，另一方面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盛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近些年来地区冲突频发。除了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当前俄乌危机也仍在持续。笔者认为，这些危机或冲突的爆发与各国内政密不可分。相较于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下两个超级大国对盟友的强力管控，后冷战时代内政对外交的影响将凸显。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国际格局和同盟管控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被奥匈帝国拖入战局，可见同盟困境可能轻易加大战争规模。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下，吸取两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困境的教训，美、苏加强对盟友管控，美国在亚太设计轴辐体系、甚至干涉盟国内政，苏联对华约盟友进行强力约束，例如波匈事件等，这些举措均体现了超级大国高强度的同盟管控。相应地，冷战时期的冲突局限于地区冲突或代理人战争，例如朝鲜战争、中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并没有升级为大规模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