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1054 以赛亚·伯林丨孟德斯鸠（上）

杰里米·边沁笔端流露出的抒情性，常常多于人们的想象，有一次，在孟德斯鸠逝世半个世纪后，他说：“洛克——枯燥，冷峻，干瘪乏味，但能流芳百世。孟德斯鸠——头脑敏锐，辞章华丽迷人，但名声不会超过他那个世纪。”除了孟德斯鸠，他又加上笛卡尔的名字，认为他们两人注定默默无闻，因为他们的观点虽曾引起人们的关心，其前提确是谬误而非真理。这些伟大的思想体系理应得到适当的赞美，然后体面地把它们安葬。因为它们的作用已发挥殆尽，它们所包含的重大谬误必须根除，不可再让其迷惑人们的头脑。

这种评判，连同那些有关功过的典型的量化评估，早已被人遗忘。但是在十九世纪，尤其是在那个世纪末，它似乎并非全无道理。那时孟德斯鸠的思想，看来已被和平地吸收进文明国家的世界观和制度之中。孟德斯鸠鼓吹宪政制度、保护公民的各项自由、废除奴隶制、渐进主义、中庸之道、和平、国际主义、适当尊重民族和地方传统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他信仰公正和法治，捍卫思想和结社自由，厌恶一切形式的极端主义和想入非非；他相信权力平衡和分权是对付个人、集团或多数的专制统治的利器；他赞成社会平等，但不能使其威胁到个人自由；他赞成自由，但不能让它威胁到井然有序的统治。在他去世百年后，这些思想中的大多数，至少从理论上说，已被欧洲文明的政府和各族人民所接受。不错，在俄罗斯帝国和亚洲依然存在专制制度，西班牙依然有教权主义，拉丁美洲依然有混乱和腐败，非洲依然有野蛮制度，欧洲则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令人担忧的发展。不过，孟德斯鸠的基本教导，构成了一切地方的自由主义信条的核心；人们对他的学说有很好的理解；他似乎没有什么新鲜东西教给二十世纪。时间已使他的错误之处不言自明。他的史学、地理学和人种学只是，甚至落后于他那个时代。他的最著名的学说，即分权学说，是他热情但错误地对他误以为存在于英国的制度发出的赞辞，反过来又误导了布莱克斯通和德·洛尔默，被证明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是行不通的，它在美国得到采用，但结果并不十分如意。他的教诲中保守的一面——强调缓进的价值，强调“有机”进化而非鲁莽的改革，强调不同文明独一无二的特点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它采取整齐划一的方法之不可取，强调等级制的贵族阶层、祖传技能和职业的优点，强调人为的平等的邪恶——所有者一切，可以说，都已由柏克做过更出色和更令人信服的说明，并被黑格尔及其追随者搞成了一个巨大而又简陋的形而上学观。至于他学说中的自由主义成分——他对个人自由，对司法的自成一体和独立地位，以及对民族和个人之见文明而人道关系的捍卫——从托克维尔和穆勒开始，都已淡化为自由主义论辩中的常识，并因为饶勒斯和威尔逊总统而达到了一个可悲的水平。最后，还有他最具创见的成就——在对各地的人类制度、它们的生理和心理原因以及条件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勾画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轮廓。在伟大的法国实证主义学派手中，以及在他们的英国和德国对手及其弟子中间，这些思想变成了繁荣且高度专业化的学科，其实践者怀着尊敬与好奇，回顾这位杰出的先辈，然而也不过如此。因为他的科学不过是各种警句和格言的堆砌：他在事实方面犯了太多的错误，他的社会史只是一堆奇闻轶事，他的概括太不可靠，他的概念太形而上学，他的全部著作，虽然有些内容很有启发性，是公认的学术巨著，但缺少系统和连贯，有些地方甚至可悲地浅薄无聊。他是一位可敬的前辈，像是一个身穿古罗马法袍、冷冰冰的奥古斯都时代的人物，仅此而已。紧随他之后的那些人，卢梭、康德、休谟和边沁，说出了至今仍能振奋人心、引起激烈分歧的话，但孟德斯鸠被人怀念，主要是作为一个十分可爱的作家，一个观察家，一个开明而有怀疑精神的“大老爷”，一个写下过在当时被誉为划时代著作、有过广泛影响的作家，但在它问世一个世纪后，人们只把它看做一股思潮留下的巨大砾石，一个业已消逝的时代的一座纪念碑。这肯定是孔德和巴克尔、斯宾塞和涂尔干的观点，他们自己现在也被人忘得差不多了，但那时几乎没有人怀疑或否定这一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看上去不管多么正确，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却不是很有道理。相反，我更乐于认为，孟德斯鸠的观点，同他在十九世纪的那些后辈的观点，同我们的处境有着更大的关联。

让我从一些人尽皆知的事实讲起：查理·路易·德·斯孔达，布列德男爵，1689年1月18日出生于波尔多附近的布列德城堡。他父亲是一名地方官，母亲是位虔诚的贵妇。一个偶然路过城堡的乞丐做了他的教父，以便让他终身记住穷人都是他的兄弟。他在农民的养育下长大，牧师给他提供教育，他年轻时浸淫于科学，但不是物理，而是生物。三十二岁那年他发表了处女座《波斯人的信札》，文笔泼辣而优美，充满对法国社会和罗马教会的嘲讽，也许比当时蔚然成风的怀疑论文学更大胆，但并无本质的不同，这种文学是因路易十四的驾崩而涌现出来的。他有着担当地方显贵的前程，同时又是个文人。他从叔叔那儿继承了孟德斯鸠的爵衔和波尔多法院大法官一职，并相应地被选入波尔多学院，后来又入选法兰西学士院，他依靠自己的庄园和司法职务谋生，偶尔也拜访巴黎的知识沙龙。在将近不惑之年时，他开始了一项二十年后使他名扬世界的工作。在完成这项工作七年后，他死于巴黎，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和纪念。

显然，他认为自己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发现。他告诉我们，他曾度过一段漫长而痛苦的思想彷徨期，那时光明在他生活中时断时续，一次次让他陷入黑暗。后来他突然领悟到一条基本原理，它使得一切变得豁然开朗，过去互不相关的事实形成的一团乱麻，也变得有条有理。他把这一刻称为顿悟，就像有着转变体验的其他人一样。笛卡尔和维柯、休谟、吉本和卢梭，都曾谈到过改变他们人生观的类似危机。

使这个严肃而疑心重重的人发生深刻变化的是什么？他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那时在理性主义思想家看来，这个世界是分成两个领域的：一方面是自然的世界，它的规律和原理终于被发现，因此一切物体的空间运动，至少可以用为数不多的简单规律和演绎性的定理加以解释；另一方面是人类各种习俗和制度的领域，这里的一切仍然杂乱无章，理不出头绪。人类的场景呈现为某种偶然和非理性的力量发挥作用的场所，例如运气的好坏，暴君和冒险家的一时兴致，民众的感情，这使形而上学和神学解释有了可乘之机，它们没有任何可称为证据的东西支持，采用的是和理性方法截然对立的方法，是偏执者和江湖骗子及其受骗者和奴隶们快乐的狩猎场。这是反教会人士的标准态度；当时在路易十四晚年教会书报检查压制下的理性主义者，其著作一直把揭露的矛头指向这种丑恶现象。难怪笛卡尔对历史和一般的人文研究漠不关心，认为它们同真理的追求者无关：这种事难以得出精确的定义、清晰的论证规则和公式，无法用可靠的方法得出正确结论。笛卡尔说历史是茶余饭后的闲谈和旅游者的故事，只适合用来消磨时光。不错，维柯认为，他从这一团乱麻中理出了一条线索，能够借助他所揭示的新原理，使散乱的事实变得有条有理。然而，他只是那不勒斯一个默默无闻贫困潦倒的书生，那时没有法国人读过他的著作，或对他有最起码的注意。有关孟德斯鸠读过《新科学》的故事似乎纯属虚构。他说话的口气，很像是人类历史上他第一次发现了支配人类社会行为的基本规律。他谈到法律制度的起源，其含义显然广泛得多：是指特定的人类社会的全部制度结构；不仅是它们的法律制度，还有它们的发展模式和规律。一旦掌握了这些规律，就有可能建立一门人的科学。然后便可建立理性的统治科学，而且他更为关心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都可由此加以检验：一种社会技术能够得到系统的阐述，各种手段能够按照从经验和观察中得出的原理，运用于各种目标。

孟德斯鸠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他把人类的不幸主要归因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无知和迷信的作用，以及在所有领域里骗子们和追逐权力者对它们的利用。对一切取决于人类关系的事物之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病态意识，能够且必须一劳永逸地加以杜绝。正像物理学和生理学领域的发现使十分不同的学科，如建筑和医学，都发生了变化一样，他的重大社会发现，也将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改变统治的艺术，建立起人们驾驭自己命运的社会，而不再受各种自然力量及他们自身的罪恶和愚蠢的支配。为此目的，必须用系统的方法研究社会，就像解剖学家研究人类机体，或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确定动植物的行为一样。在一段精彩的对话里，孟德斯鸠阐述了作为其著作基础的关键认识：“人们受到多方面的支配：气候、宗教、法律、政府的规定、以往的先例、习惯、行为方式。这些影响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普遍精神。”社会不是各种异质因素的偶然组合，也不是人为的建构。它们是自然发展的形式，人们所服从的法律，应当适应这种发展的特点。人类生活受制于各种因素，其中一些是不可改变的，另一些则是能够改变的，但是变化的过程总是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困难的。

人类社会各有不同。因此，法律

应当适应它们为之而被制定的人民，假如一国之法适用于另一国，那主要是一种巧合……它们应当适应一国的自然条件，适应它的气候，不管它是寒冷、炎热还是温暖；要适应它的土壤的性质，适应它的状况和幅员，适应其人民的生活方式，不管他们从事的是农业、畜牧还是狩猎。它们应当适应制度所能够承受的自由程度，适应其居民的宗教、他们的嗜好、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数量、他们的商业，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最后，它们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同它们的起源、同立法者的设计、同它们得以建立的事物之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必须从所有这些角度来考虑它们。

这就是我打算在本书所做的事情。我将评价所有这些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我所谓的“法的精神”。

这就是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这些新学科的原理。人们可以理解孟德斯鸠为何对自己的发现如此激动。统治者世界的，既非上帝，也不是偶然性；波舒哀和怀疑论者同样错误。人类的行为，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从原则上说是可以认知的，只要以同样的天才和成功——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就像物理学、天文学和化学中的伟大发现已经表明的那样，耐心而理性地观察事实，形成并证实假说，建立定律，那么在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很可能也会去的类似的胜利。物理学的成功似乎为乐观主义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一旦发现了正确的社会规律，理性的组织就会取代盲目的即兴发挥，人们的各种愿望，在自然之统一性的限度内，从原则上说都是可以实现的。绝不会再有任何时候能像十八世纪那样自信：爱尔维修和孔狄亚克、霍尔巴赫和孔多塞，以及更高水平上的狄德罗和杜尔哥、伏尔泰和达朗贝尔，都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的门槛上，理想的终点就是眼前。敌人依然强大，但科学的进步必将使其变得越来越可笑和虚弱。在科学知识的道路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顽抗到底，而且惟有知识能使人类变得幸福完美，聪明而自由。这种胜利福音的传播大大超出了法国沙龙的范围，在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激起了反响，甚至包括俄国。镇压越严厉，未来似乎越光明。在英国这个被誉为当时最自由最开明的社会，虽然热忱不高，但也以十分关切和同情的态度看待这种学说。它在美洲的遭遇几乎无需说了。卢梭和马布利从道德基的基础上，少数基督教神学家——天主教和新教的——从宗教的基础上，攻击这种教导的唯物主义成分，但是直到那个世纪末，几乎没有提出过任何严肃的理性论证去驳倒它。自从中世纪以来，西欧的思想还未取得过这样的团结。十九世纪的社会乐观主义有时也十分高涨，但再也没有达到过路易十五早年它诞生时所达到的那种高度。

从某种意义上可被视为启蒙运动创世人之一的孟德斯鸠，并未完全接受这种气氛。他的所有著作中都贯穿着一种令更严肃和热忱的改革家不安的怀疑主义迹象。他对具体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一些看法，令百科全书派忐忑不安，使他们对他的理想产生怀疑。例如，对于其友爱尔维修针对当时法国的教会和国家的非正义和野蛮、不宽容和腐败、无知和顽固态度的攻击，他不管多么热情地表示赞同，对爱尔维修更为积极和革命的学说，他却显然没有多少共鸣。关于孟德斯鸠这样做的原因，当时和十九世纪的批评家倾向于认为，是他的怯懦和天性饱受，而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已经清楚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