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Ⅲ.
1848
年：革命的失败与共和主义
正如艾伦•吉尔伯特（Alan Gilbert）指出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是非常微妙的和语境化的。因此，强调下面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即，尽管马克思对民主共和主义持批判态度，然而，他却为实现这种席卷欧洲的、有限的、“部分的解放”而处在斗争的最前线。甚至在他持有本质主义观点之前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指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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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卡尔·海因岑（KarlHeinzen）倡导一种美国式的联邦共和主义，他指责社会主义者专注于阶级斗争。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批评了海因岑。对海因岑而言，君主制是一切社会弊病的根源。马克思评论指出，海因岑“把德国血统的人们划分为国君和臣民”，并且坚持认为那种体现了“全人类利益”的共和制是恰当的方案。正如我们所料，马克思反驳道，“这种社会愈发达……社会问题就愈尖锐……共和制的国家又比君主立宪的国家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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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海因岑先生却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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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阶级间的社会差别”是社会问题的核心。依据马克思的观点，海因岑的看法是一种危险的“资产阶级的幻想”，是无益于无产阶级的。然而，这并没有让马克思轻易地否定海因岑的共和主义思想。马克思认为，工人“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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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英国宪章派的做法——他们为了反对《谷物法》而与资产阶级激进派联合起来，不过，他们对这种联盟的短暂性具有清醒的认识——就很好地说明了上述观点。
在《共产党宣言》中，这种战略性的观点得到了最乐观的表达。正如许多评论者指出的，1848年革命的失败，尽管没有使马克思放弃与资产阶级联盟的设想，然而，却令他对这种联盟持更加怀疑的态度，并且倾向于主张工人阶级采取一种更加独立的政治活动。并不奇怪的是，马克思的反思又一次涉及到对共和主义的批判。对他而言，当共和主义者关于反抗路易斯•菲利普的二月革命的幻想让位于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镇压的残酷事实时，共和主义就成为妨碍1848年革命成功的重要的绊脚石。马克思在他那篇著名的《新莱茵报》社论《六月革命》中写到，“这就是博爱，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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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马克思而言，工人的失败与政治反抗的升级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拨开了“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天空中的迷雾”，并揭露了那种由“‘爱国主义’情感所组成的鸦片”的麻醉作用。
在其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中，马克思深化和拓展了上述批判。对我们而言，重要之处在于，马克思在其叙述的核心内容中揭示了共和主义幻想的“滑稽剧”。马克思在开篇就提及到罗马的服装和1789-1794年第一次法国大革命中的措辞。他评论到，
“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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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主义的幻想再次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征。但是，如果说这种“借来的”共和主义的“语言”在1789年是服务于进步的、伟大的事业，那么，它在1848年却是服务于幽灵般的、荒谬可笑的反动势力。
马克思描述了1848年2月那场反对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错综复杂的革命运动如何导致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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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这种国家所具有的资产阶级特征被工人们的六月起义以及对它的镇压所打断。这就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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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于马克思而言，尽管这一事件凸显了政治权力所具有的强制性，然而，并不需要采用“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来说明国家纯粹是一种镇压机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它更意味着“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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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与强制性机关一样，各种国家机构、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体系及其阶级统治关系。在六月起义被镇压以后，马克思阐明了他有关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论述。他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确立了一系列的自由——“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并且“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换句话说，共和国使那种普遍性的原则得以具体化。但是，马克思补充到，这种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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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种限制是非常合理的，它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没有建立任何特权。但是，马克思指出，这些限制的内容和应用完全是不同的事情：
“后来，这种构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所有这些自由都加以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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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劳工联盟而言，资产阶级秩序得以巩固和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后果就是，共和主义成了反面角色。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这一点。他以1830年法国共和党人的“九月法令”——它“煽动各阶级的居民互相反对”——为例，批评其犯有严重的政治罪行。这一问题成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区别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以及他一贯嘲讽的各种形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分水岭。
但是，马克思的分析并不仅仅局限于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性。他的分析也揭示出，共和主义通过各种方式迷惑了所有那些曾经为反对君主制而斗争的力量。他写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山岳党的立场是“掩盖”阶级斗争，它将自己限制在“保护‘永恒的人权’，就像近一百五十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党派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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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社会民主派”具有更多的包容倾向，它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组织联合了起来，但是，它同样被纯粹政治理性的幻象所迷惑。马克思写到，“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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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视角还原性地与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但是，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他的批评：
“民主党人……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