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东京岁月

东方历史评论 · 公众号 · 历史 · 2019-08-0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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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徐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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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人的留日，始于《马关条约》签署翌年的1896年，至1899年前后自费和官费前往日本留学的人数渐次增加，宋教仁日记中出现的人名如程家檉在1898年至日本留学，同盟会元老张继99年来到日本，20世纪最初的七、八年，赴日留学出现了高潮，据实藤惠秀引述1906年11月刊载在《早稻田学报》的青柳笃恒等的文章，此时在日本留学的实际人数约在八千人。其中的大部分人，是出于求学报国的志愿，或研习政法或主攻农商或操习军事，而大部分人后来成了革命党或革命党的同情者，诚如日本近代思想家吉野作造所说： “弱国的热血青年，若突然接触到了强国的文明，很自然的就会成为革命家。支那的青年也是来到日本后，抱着激进的改革思想回国去了。 ”相对于这些人，宋教仁的经历有所不同，他来到日本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革命志士，他来到日本的初衷，并非是求学报国，而是政治亡命，然而在东京的6年岁月，却让他在汲取新知的同时，还亲身体验了维新以后日本的各种新气象，使他从一个地方上的反清志士成长为一个全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重要领袖以及中国近代宪政思想和实践的先驱，东京岁月，可谓是这一成长和蜕变的重要温床。检视20世纪初期宋教仁的这段人生阅历以及他在东京与若干日本人的交往经历，可从中捕捉这一风云激荡的年代中近代东亚的诸般印痕和当年仁人志士的心路历程，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之久，然而当我们翻检往日的文献时，依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历史的脉络与今日紧紧相连。

东京岁月对于宋教仁的意义

从宋教仁生前留下的一部日记《我之历史》中，我们可以确切地知晓，他是在1904年11月初策划反清起义失败后，沿长江东下，经上海乘船东行，于1904年12月8日抵达长崎，12月13日在横滨登陆后前往东京，自此开始了他的东京岁月。宋教仁的日记只记到1907年4月9日，其时他为策动马贼举事临时前往中国的东北，之后有关宋教仁的行踪，鲜有十分确凿的中文文献，倒是有部分日文的文献，证实了宋教仁在中国东北之行后，依然回到了日本，并一直待到了1911年1月上旬。其具有说服力的文献，一是日本当局对于宋教仁的监视记录，一是内田良平（1874-1937）黑龙会方面的文献记录。当局的文献主要有现由外务省保管的“乙秘第265号明治43年（1910年）12月24日清国革命党员之谈”中的一种“清国革命党员宋教仁关于清国人对日本意向的如下谈话”等，其内容表明其时宋教仁尚在日本，“乙秘第22号明治44年（1911年）1月4日有关宋教仁行动的记录”则记载“清国革命党员宋教仁于客腊31日午后3时许离开宿舍从新宿车站乘坐火车前往神户”，较大的可能性是宋教仁自神户坐船前往上海。 1933年由黑龙会出版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的第25章“武昌革命与黑龙会一派的援助”中的相关记载则证实了宋教仁于此时计划离开日本回到中国，具体记述如下：

“宋在明治43年冬天，谓要回到陈其美在上海经营的报社，于是清藤幸七郎和北辉次郎来到内田良平那里对他说： ‘请务必与他见一次。 ’于是内田在赤坂的峰之尾设宴为宋饯行，清藤和北也出席送行之宴，席间相谈甚欢，宋也非常欣悦，在酒席上袒露了回国的计划并期望日本方面的援助： ‘实际上我这次回去，是因为举兵的日期已日益临近的缘故。举兵之际，我会给各位打电报，届时还望竭力襄助。 ’”

从上述文献可知，宋教仁应该在日本一直待到1911年2月上旬，除了1907年4月短暂去了东北之外，他在东京度过了6度春秋。

宋教仁之来到日本，主因是由于湖南起义失败而逃往日本避难，但地处内陆的湖南，其实开风气颇早，其时已有不少他在桃源漳江书院和武昌文普通学堂的同学来到东瀛求学，宋也想借在日本的机会习得日语和英语，再籍此阅读各种近代科学的书籍，以汲取新知，拓开视野，为进一步改造和建设中国积累必需的知识。他在东京实际上学的经历主要有这样几次。

1905年2月1日进入顺天中学（该学校是1888年以私立寻常中学顺天求和社的名义设立的学校），主要学习日语和英语，但20几天后便辍学不去。 6月12日，获得公使馆参赞马廷亮的担保，通过购买听课券的方式，进入法政大学上课。在法政大学的听课，一直持续到这一年暑期，听课的内容有“经济学”和“民法”等。但宋教仁抵达日本初期，日语程度还甚低，他自己在2月15日的日记中记道： “余语言不甚通，颇苦。 ”与日本人的交往，基本上还只能通过笔谈，因此上课的内容究竟能听懂几许，目前还难以确证。

另一次较重要的学习经历是，1906年1月进入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预科学习，同年7月20日自此毕业，上下午皆有课，科目主要有日语、历史、地理、数学、理科、图画、唱歌和体操，宋用力最多的，似乎还在于日语。早稻田大学保存的明治39年（1906年）的“各科卒业修业生名簿”中记载了宋的学习成绩，在该届360名毕业生中，他的成绩位居23，平均分为77.15分，在中途插班的九壬组中，名列第一，可见宋教仁还是较为聪慧且用功甚勤的。宋在6年多的东京岁月中，正式入学且有成绩的，就上述两次。他始终没有进入正式的大学本科。宋后来还去过为中国留学生所组织的日语学习会“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也曾请过私人教师，总之，经过这段时期的学校教育以及私人教习，使他逐渐扫除了日语的障碍，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近代史地和经济学法学的知识。

他后来也曾在正则英语学校和顺天学校等学过英语，但这些课程大抵都从字母起步，效果不佳，他似乎也一直没有升入更高的课程，最后好像未能真正掌握英语的应用能力。

宋教仁抵达日本后不久，就开始购买各种书籍阅读，以后日语阅读能力日益提高，阅读的范围和理解能力都有提升。根据其日记，他在1905年购读的书刊主要有：《万国大年表》、《世界十伟人》、《西力东侵史》、《东洋历史表解》、《外国地理表解》、《军事汇报》、《万国与图》、《各国演剧史》、《北海道殖民图说》、《地理学》等等。此外，他还广泛阅读各种报纸，除了国内的报刊外，他自己订阅了《二六新报》、《日本新闻》等日文报纸。《二六新报》是日本著名的媒体人秋山定辅（1868-1950）于1893年创办的报纸，1900年重新复刊后，矛头直指各种人们关切的社会问题，文笔犀利，因此一跃而成为发行量很高的大报（最高发行量15万份，顺便提及，中国《申报》的最高发行量是14万份），宋教仁之所以会订阅《二六新报》，恐怕也是由于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吧。宋还经常去各种图书馆、留学生会馆等处阅读各种书报，并订阅了《东洋杂志》、《史学杂志》和《地理杂志》等，这些在他的日记中多有记载。热切关注国内外时事，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知识，既是一个革命青年奋发向上的正常表现，也是他政治识见日趋锐敏深邃的重要条件。

在宋教仁的日文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的1906年，他受湖南同乡、留日回国后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来到日本的杨笃生的委托，翻译了已被译成日文的大量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著作，而翻译的过程，本身是精读的过程。据其日记的记载，3月份完成的有《英国制度要览》，4月份有《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5月份有《国际私法讲义》和《俄国制度要览》，6月份有《澳大利匈牙利（现通常译为奥匈帝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要览》、《奥匈国财政制度》，10月份有《德国官制》等等。宋教仁当初翻译这些著作的动机，有一部分是为了获得报酬来支撑日常的生计，但他确实也想了解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西洋近代文明的这些国家内在的制度性要素，以求“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从政制的改造和建设入手来寻求共和制中国的根本方向，这与他后来以近代宪政的精神来参与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中国同盟会改造为国民党、倡导政党政治和健全的内阁制来防止和制约独裁政权的发生的一系列近代宪政思想的阐发和政治实践具有极为密切的关联。

在日本期间，宋教仁不仅阅读了大量的新书新刊，实际接触到的日本，也让他感受到改革或维新后的邻国不同与中国的新气象。近代教育虽然还是良莠不齐，但各式学校遍布城乡，总体水准远远高于中国，他在浅草公园、小石川植物园和上野动物园内看到的近代动植物的陈列，在青山操场观察日军队形严整训练有素的操练，更加坚定了他要改造祖国的急迫心愿，实际的体验，无疑加深了他对日本的理解，同时也体悟到了日本对中国的扩张野心。

宋教仁与宫崎滔天

根据宋教仁的日记和其他相关资料，宋在日本期间结交了数量相当的日本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便是对中国革命或中国怀有强烈的兴趣，出于各种目的与中国的革命志士交往并伸出积极的援手。这些日本人主要有：平山周（1870-1940），当年与宫崎滔天一同接受了外务省的津贴去中国做调查，是最早结识孙中山的日本人之一，曾著有《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内田良平（1874-1937），黑龙会的创始人，主张在中国扩张日本势力，与孙中山私交颇好，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的最重要的预备会就是在他的宅邸举行；清藤幸七郎（1872-1931），受滔天兄长的影响支持中国的革命，曾代表孙中山去南洋发展革命势力，是黑龙会的重要成员，辛亥革命成功后一度可能成为宋教仁的政治顾问；萱野长知（1873-1947），1895年与孙中山相识，参与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辛亥革命时曾为黄兴积极购买武器等，曾担任中华革命党的顾问，著有《中华民国革命秘籍》。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论述宋与宫崎滔天和北一辉的交往（因为有较多的文字记述），以一窥这些日本人对于宋教仁革命生涯的意义。

出生于熊本的宫崎滔天（1871-1922）是中国革命史上耳熟能详的名字。他受其兄长弥藏、民藏的影响，少年时即有侠义之心，在接受了近代新式教育的同时，也奠定了良好的汉文基础，约在20岁前后，受其兄长的熏陶，对中国和革命开始抱有兴趣，以后计划到中国去，在长崎开始跟随一个中文教师学习中国语（在近代日本，汉文与中国语是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言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后者相当于现代汉语）。 1895年11月，来到日本的孙中山认识了滔天的兄长弥藏。 1897年2月，经当时国会议员犬养毅（1855-1932）的斡旋，滔天等拜见了当时的外务大臣大隈重信（1838-1922），获得了去中国进行现状调查的机密费用。同年7月首次启程去中国，在香港和广东游历，9月上旬返回横滨时，在陈少白的寓所邂逅了孙中山，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会面，从此结为终生同志。

宋教仁抵达东京时，滔天已是中国革命的热心支持者甚至是参与者，与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志士来往密切，并在1904年11月认识了自上海流亡到日本的黄兴。宋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滔天名字的，是在1905年7月17日： “得程润生来片，言宫崎滔天约于19日上九时与余会见。 ”程润生（1874-1914），名家柽，1899年秋来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科，革命志士，后来是同盟会骨干，与宋一同参与《二十世纪支那》的编辑，与日本的援华志士多有交往，后来经历坎坷，屡遭蒙冤，辛亥革命成功后，宋教仁专门撰写了长文《程家柽革命大事略》，满怀激情地颂扬他的革命事迹，两人情谊深厚。滔天也在《亡友录》中撰有《程家柽君》一文： “他与我的相识，是在明治36年（1903年）的时候，在留学生的知己中，是结交最早的一个。他作为官费留学生，当时在（东京帝大）农科大学读书，支那的革命主义，将我们连结在了一起，我们的关系，胜过兄弟。 ”于是程家柽在与宋相熟之后，就想到了将其介绍给滔天。宋的7月19日日记中，对这次会见有详细的记录：

“与润生同赴宫崎滔天之约。 ……一伟丈夫，美髯椎髻，自外昂然入。视之，则滔天君也。遂起与行礼。润生则为余表来意，讫，复坐。滔天君乃言‘孙逸仙不日将来日本，来时余当为介绍君等’云云。又言： ‘君等生于支那，有好机会，有好舞台，君等须好为之，余日本不敢望其肩背，余深恨余之为日本人也。 ’又言： ‘孙逸仙所以迟迟未敢起事者，以声名太大，凡一举足皆为世界所注目，不敢轻于一试。君等将来作事，总以秘密实行为主，毋使虚声外扬也。 ’言次复呼取酒来，遂围坐而饮之。滔天君又言： ‘孙逸仙之为人，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焉。 ’又言： ‘现今各国，无一不垂涎于支那，即日本亦野心勃勃。日本政党中始终为支那者，惟犬养毅氏一人而已。余前往支那一切革命之事，皆犬养氏资助之。现今大隈重信之政策，皆其所主张者也。孙逸仙亦深得其助动力，盖纯然支那主义者也。君等既有作事之志，不可不一见犬养毅氏，余当为介绍。 ’至下午四时，始饮酒毕。 ”

自此，宋教仁与滔天便常有往来，在1905年7月30日举行的中国同盟会创建会议上，宋教仁和滔天都是主要的参加者，8月13日在东京饭田町富士见楼举行的留日学生孙中山欢迎会上，宋是主持人，滔天作为日本嘉宾致词。在1906年9月5日由宫崎滔天等创刊的《革命评论》上，滔天发表了长文《有关支那留学生》，文章由各个小论题组成，其中批评了不少日本人借中国人来日本留学的热潮从中牟利的劣行： “尤为令人悲哀的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支那学生教育也。日本虽然国土狭小，但也是一个以东亚先觉为己任的国家，富豪虽不众，也并非没有驰名世界的人物，我们希望他们能为支那人建造校舍，聘请良师，对其循循善诱真切启发，然事实却是，人们制造了种种借口来趁机榨取学生，以教育作为中饱私囊的工具，这样的人滔滔皆是！ ”文章对中国留学生充满了期待： “他们自己已经觉醒。他们已经自己来寻求新学。已经无需对他们加以灌输，只需对他们进行激励，给他们鼓劲，由此来建设一个新支那国。不不，他们自己已经在着手建设了。 ”滔天还颂扬了吴樾等革命烈士，断言中国已经觉醒，革命就要成功，并正告上之政界要人下之平民偷儿的日本人，不要再鄙视中国人，眼下在日本的年轻的留学生，不久就是新中国的建设者。宋教仁读到了这一期的《革命评论》，尤其对滔天的长文尤为感服，他在9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又接青山屋转寄来《革命评论》报一份，不知何人寄来者，拆视之，则所记皆政治的革命、社会的革命之论文、小说、记事，而尤注重于中国革命运动，其编辑人则题曰宫崎寅藏者也，余始悟此报为宫崎兄弟等所组织，不胜欣慰之至者久之。其中有《就支那留学生》一篇，言中国革命主义之盛及留学生之不可侮，中有论及吴樾、陈天华、史坚如为国捐躯、慷慨就义之处，余心亦感动，不觉泪下良久也。 ”吴、陈、史三位，都是宋的亲密同志，尤其是陈天华，与宋一样来自湖南，1905年12月8日为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不合理规则和《朝日新闻》用“放纵卑劣”的词语来污蔑中国人，在东京湾投海而死。宋获悉后悲恸不已，在陈的《绝命书》跋中写道： “每一思君，辄一环诵之，盖未尝不心悁悁然而悲而泪涔涔然下也。 ”后来又专门撰写《烈士陈星台小传》，颂扬陈“少时即以光复祖国为志，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虽箪瓢屡空，处之怡然，日惟著述以鼓吹民族主义；近年革命风潮簸荡一时者，皆烈士提倡之也。 ”因此，滔天的文章激起了他的强烈共鸣。宋后来知晓，《革命评论》是滔天专门给他送来的，于是他在日记中写道： “写致宫崎寅藏信，谢其送报，并请其每月送阅一份，改日即付上报资也。 ”由此可知，宋教仁与滔天彼此识见的契合和精神的融通，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国界，在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东亚（宋的心目中其时主要还在于建设新中国）的目标上，成为了彼此共鸣和欣赏的同志。

滔天是一个浪迹天涯的侠客般的志士，他对中国革命的倾心支持，一半是出于政治信念，一半也是由于他的侠士般的正义感和热情。当时宋教仁在同盟会中的地位并不很高，滔天与他的交情也不算很深厚，但当宋教仁由于革命工作的繁忙、在异域的紧张感以及青年期心理的敏感和躁动而在1906年患上了较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时，他热情地伸出了援手。当时宋的症状是睡眠不良、精神萎靡、食欲减弱，时常坠入神思恍惚的状态，于是在友人的劝诫下，从8月20日开始，住进位于东京田端的东京脑病院治疗。 9月25日，在《民报》社遇见滔天的妻姐前田卓子（1868-1938，常年居住在民报社，照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被亲切地称为“民报社的大妈”），“前田氏告余，前日曾寻余至早稻田，欲余往九州熊本伊家中居之，并云伊家在海滨，又远市尘，甚清静，适宜于养病云云。余答以待余思索后再定。 ”10月15日早上，黄兴和前田又带着水果来看望他，“庆午（黄兴）言： ‘昨日与宫崎氏等谈及君病，谓非仅在病院所能治愈者，须在最适于使心性快爽活泼之处居之而后可。现宫崎氏已赞成劝君速去院至伊家居之，谢绝世事，而日以爽快活泼之事自适，伊处亦无他人往来，且其家中甚自由，饮食皆可随意’云云。前田氏亦极力助言之，且谓宫崎家旁有一寺，无事时且可往寺中闲游，此地甚好也。余听其言亦觉有理。 ”11月4日宋出院后，翌日移往位于新宿的滔天家居住，“宫崎之夫人即为余扫拾房间，……其房在其家屋深处，有窗临街，颇可居也。 ……夫人前田（槌子）氏和坦可亲，其家庭之乐甚足羡。 ”滔天曾托宋教仁一件要事，即将他所撰写并经杨勉卿译成汉语的《孙逸仙传》进行校订，宋欣然应允，此后花费不少时间校订这部传记。

在此前的1905年7月，滔天将黄兴和宋教仁介绍给孙中山认识并最终促成了兴中会和华兴会的联合以及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从上述滔天对宋的照拂和自著校对的托付来看，彼此差不多完全是革命同志的关系。当然，滔天与孙中山的友情更为深厚，对其也极为崇敬，滔天也知晓宋等原来湖南派的革命党在政治主张和方法作派上与孙中山有些歧义，就个人立场而言，他更靠近孙中山，且加之宋教仁年纪尚轻，从滔天有关中国革命的著述来看，宋本身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并不很重，尽管在宋教仁的日记中，滔天名字的出现十分频繁，这至少表明，在宋的心目中，滔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存在，他对中国革命的热心支持乃至积极参与，都使宋很受鼓舞。

宋教仁与北一辉

比较有意思的是，北一辉（1883-1937）对宋教仁抬举颇高，将其视为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领袖，但宋教仁却很少提及他，在日记中他名字出现的频率也很低。

北一辉是一个多少有些传奇性的人物，父亲是一个新澙县酿酒业的经营者，他念小学的时候就跟着父亲的友人、一位汉儒学者修习程度很高的汉文，16岁时作的汉诗赢得了行家的赞赏，中学时曾经跳过级，也留过级，最终的学历只是中学而已。19岁时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兴趣并阅读相关书籍。1905年23岁时自费出版了奠定了他一生政治主张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翌年11月受到滔天的《革命评论》同人的关注，邀请他一同活动，他赞同滔天等人的立场，自费购买了几十部《革命评论》送给他佐渡中学的学弟们。他的政治倾向非常复杂，他试图在专制天皇制的框架下引入若干社会主义的元素对日本进行国家制度上的改造，他个人对政治暗杀抱有兴趣，又热心于幸德秋水等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1906年以后的一段岁月，他在中国革命上找到了兴奋点。

我在宋教仁日记中仅查得北一辉（其时名北辉次郎）名字两次。第一次是在1906年12月2日。这一天在神田锦辉馆举行纪念《民报》创办一周年的大会，宋教仁偕滔天同往，到会场时，会已开始，会场内外满是人，宋等无法挤入，于是宋大呼有特邀嘉宾来，请各位让道，才得以入内。“时则孙逸仙氏正演说社会主义，拍掌声如雷，余不及细听。……逸仙演讫，则章枚书继之，又其次则来宾日人池亨吉氏、北辉次郎氏、萱野长知氏及宫崎氏，皆以次演说，余为之翻译一次。”另一次在1907年3月4日：“十一时至《革命评论》社与宫崎滔天、北辉次郎谈良久。”据有关研究，在宋的日记中断以后，北一辉曾与宋有过较为密切的往来，其时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湖南派的革命党势力在日本有所增大，以内田良平为首的黑龙会，为了拓展日本在中国、尤其是满蒙地区的势力，有条件地支持有可能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党，并与滔天一派的人物交织在一起，于是，北一辉也成了黑龙会的重要成员。据《北一辉年谱》，在1910年11月，宋教仁准备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此时曾与北一辉有过重要的商谈。北一辉后来促成了宋教仁与内田良平的重要会见（宋与内田最初结识于1907年2月），宋将回国举事的计划告知了内田，并希望举事的过程中得到日本方面的支持。

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立即驰电内田良平，希望日本方面派人襄助，于是内田马上派遣了北一辉和很早就偕同滔天等一起参与中国事务的青藤幸七郎（1872-1931）前往中国南方，在北一辉发给内田等的信函中记录了他们一行在中国的详细行踪。北一辉等10月末先抵达上海，继而又前往武汉会见宋教仁。在11月13日的信函中北一辉向内田报告说：“宋兄事实上总揽一切，作为都督府的总指挥，新近归来的同志及其他人，都会被带到宋兄的跟前，实在是一件快心事。”11月14日在访问了汉阳军司令部之后发给青藤幸七郎的信函中他又写道：“宋兄能顾全大局的贤明和对具体事物的实际态度，毕竟不是我等所能及的，十年的磨练思考造就了他深谋远虑的卓识，要说是快心事那确实是，我等只能对此表示敬服而已。”这样的赞美词，他几乎从未用在孙中山身上，在中国革命党中，他对宋教仁的倾心，由此可见一斑。

​宋教仁的东京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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