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董卿：《朗读者》这两年，我哭的次数比前十年还多

联系采访董卿是从2月开始的，两个多月里无数次调整采访时间：董卿在录制节目，然后是开会，然后是准备录制，接着又是一次次录制，经常是一个通宵又一个通宵……如同上了发条的钟表，指针不能停。记者到现场观看了一场节目录制，漫长的准备之后，下午两点钟开始。第一位嘉宾姚晨就录了一个多小时，接下来是维和部队的战士、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六组嘉宾，七八个小时过后作为观众已是疲累，台上的董卿却依然情绪饱满。那天录制结束是次日早晨7点钟！这样日以继夜的状态最长能持续两个星期。

《中国妇女》：你在节目中说，“第一次”意味着成长，“第一次”需要勇气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做制作人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第一次”，是不是也像徐静蕾在节目里形容自己第一次当导演，是“由家里的老小变老大”的感觉？

董卿：我原来以为做一个节目准备几个月就能上马，但《朗读者》从开策划会，写策划方案，再汇报到频道、台编委会，再经过各级审查，立项，组建团队，寻找投资方与合作公司……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全部需要时间来落实，我要一个个面谈。我是个路痴，现在去中央电视台新台都会迷路，但里面的咖啡馆、茶室，我都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最初没有办公室，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人来人往的茶室里完成各种见面各种谈话的。我从冬天谈到春天，从春天谈到夏天，眼看又到冬天了，好多事都没有确定。比如招兵买马，已经决定加入的人，因为节目迟迟不能开始又离开了，我只好重新招人。约谈广告客户，不少人纯粹是围观，我说得口干舌燥，人家听一听看一看，最后说咱俩合个影吧。

不记得说了多少回了，我像祥林嫂一样一遍遍跟人讲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对方听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我离目标真的更近一步了吗？台领导给了我最有力的支持，他们说，董卿这事你一定得做。可一切都是未知，我越来越焦虑。

终于到了2016年11月，北汽的赞助渐渐明确。然而，等我们12月决定录制的时候，老外的灯光师和导摄团队因为拖得太久不愿意来了。之前联系的演播室也没有了，年底各种晚会各种节目录像，没有一个演播室是可用的。而1月8日的录制时间不能改，因为和投资方签了合同，他们2月18日必须要见节目。舞美公司说，你们设计的这个舞台没有45天根本拿不下来，看不到演播室就定不了尺寸，供应商要回去过年了，再不定连工人都没有了！

还记得找到演播室那天，舞美公司把半个建材市场都搬来了，大厅里铺了个满满当当。我就跪在地上一边一样一样挑选，一边悬着心，害怕自己看走眼了最后舞台不好看。英国的舞台设计师过不来，只能通过邮件联系，因为时差，没时间等，我干脆硬着头皮，凭这些年仅有的装修自己家的经验琢磨。

好不容易舞台搭好，要录制了，再去找嘉宾，发现原来谈的都不作数了。有的方案都做好，读本也选好了，突然说有别的安排来不了，真让人欲哭无泪。这一年，我的白头发一根一根地长。

《中国妇女》：你是否想过，你为节目焦虑的一切是你当主持人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操心的？

董卿：当主持人我最多时一年做过123场节目，两三天就是一场。做《欢乐中国行》，每周一个城市，五年我走了两百多个城市。我觉得骄傲的是，我没有一丁点儿偷懒，无论累成什么样，也要把词背得滚瓜烂熟说得漂亮、笃定，那是我要的状态。其实凭我的记忆力，一台晚会七八页稿纸的台词，我一个小时就能搞定，还让你看不出破绽，但是我自己过不去。我没法满足于别人给我写稿子，我一定会自己改。到后来，如果哪个撰稿人的稿子几乎没被我改，会感到特别荣耀，因为这意味着达到了一种标准。

《中国妇女》：做制作人，就不仅仅是把词儿改好上台说得漂亮就行了，整个流程方方面面都要关注。

董卿：对，这是我有时候会害怕的。原来别人交给我一篇稿子，我可以花一整天在书房里磨反复修改。但现在磨自己稿子的时间越来越少。录制前的那个晚上，我会告诉大家别来找我，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回到主持人的角色。其实他们放我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回去一动不动坐在桌前，一抬头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中国妇女》：第四集的主题词是“礼物”，其实《朗读者》这个节目对你来说，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个巨大的礼物。

董卿：是，我觉得这是我送给自己4字头的这个年龄的礼物。因为主持人做到后来，玻璃天花板是很难突破的，我却找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挺幸运的。这个礼物让我格外勇敢，也格外畏惧，害怕自己力不从心，害怕距离目标还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