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先后启动书评人大赛，重金悬赏优质书评，书评人的春天再次到来了吗？
在此之后不久，《羊城晚报》采访了我，谈及国内书评界的现状，整理后刊发于该报9月20日“人文周刊”版。
羊城晚报：大概是从什么开始写书评的？在您的职业和生活中书评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维舟：2004年我开始写博客，2006年《南方都市报》读书版的编辑戴新伟看了我的博客文章后问我有没有兴趣写评论，自此以后我就陆续给各个报刊供稿，近两年投得比较多的是《三联生活周刊》《第一财经日报》《经济观察报》等，一年大概写三十多篇，去年写了34篇。
我原来一直有本职工作，业余时间才会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写的东西不一定是书评，也写历史类的，写的文章里面有一半是书评。国内我几乎没有听说有专职的书评人，2013年到深圳参加首届华文书评年会，评了十个中国年度书评人，张经纬说被这么一颁奖仿佛真的成了书评人，本来都是玩票性质的。
写书评给我的阅读跟写作带来不小的影响，我逐渐学会如何跟作者对话，在这个基础上输出自己的观点，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思维训练。
羊城晚报：面对书评约稿，是否有您不想接的约稿？最不想接的是哪一单，当时完成了吗？
维舟：一般来讲，媒体都挺尊重我，不想写就不写。最不想接的有一个，2007年刚开始写，没有经验，有一家出版社问我可不可以给他们的一本书写个书评，我说可以读读看，接到书没多久对方就开始催，问我读完没有什么时候给他们写，还强调他们赠书也比较难，如果我不想写的话就不要随便要书。当时我就很生气，直接说把这本书快递回去，还给出版社。他们的做法仿佛我是给他们写软文的下家，我当时自己也有一种傲气，因为我不是以写书评为生，而且有感想才写。
羊城晚报：写书评赚钱吗？您之前说在中国做职业书评家是会饿死的。您是如何平衡书评的质量和它的商业属性？
维舟：国内写书评不足以养活自己，我一年算高产的，差不多30多篇，一篇1500到2000元的稿费，一年也就四五万，职业书评人很难，就算你能够写一百篇，也没地方发，因为国内有书评版的就那么几家媒体。
既然不是为了赚钱，当然我想写自己能写好、有兴趣写的。如果你写的东西没有什么质量，一个是自己会写得很痛苦，第二个你写出来的东西没有意义，写得不好无论是读者还是媒体都不会理睬，没有质量的书评商业属性也没有了。
“得到”三四年前找我写书评，就是说把一本书里面的干货提出来，做成音频，但是自己的观点不要超过25%。我一听这不就是替人读书吗，说得难听点就是别人吃东西吃不下去，你帮忙嚼烂再给他吃，因为现在很多人没有时间读书，就想听半个小时音频掌握一本书的干货，我觉得这样的书评是没有价值的，虽然得道当时开出的稿费比较高，千字千元，每篇8000字，但我还是拒绝了。
羊城晚报：如果让您给书评下一个定义，您认为什么是书评？它跟文学批评相比有何异同？
维舟：
书评的核心还是要评。
开头难免要讲一些关于书本身的主要内容，比如这本书有哪些亮点哪些不足，但是主体部分一半以上都要有自己的评论，不然只是原书的介绍，不能说是一个评论，达不到批评的层面。
但是如今在国内，书评没有到文学批评的程度，
文学批评已经形成自己的文学体系，有其独立性，有脱离于文本的独立价值，不用依附于书籍本身
。比如苏珊·桑塔格、王德威等人的文学批评本身就是具有价值的原创思想作品，即便王德威文学批评对象是晚清二流的小说，但他的文学评论本身是一流的，人们也会愿意去读。
但是书评不一样，如果这本书不好或者我对这本书不感兴趣，那我就不想看这篇书评，
相对文学批评而言，书评缺乏其独立价值
。
羊城晚报：国外很多书评似乎更接近文学批评，也有非常专业的书评刊物，如《纽约书评》，跟国外相比，国内的书评又有哪些不足？
维舟：国外的书评很长，国内书评五千字基本就到顶了，国外的书评学术性也更强，这个跟媒体的特性、读者群也有关系，书评在某些层面来讲，跟具体的环境有关。
在欧美也有一些商业性质比较强的媒体，他们的书评更接近文学评论或批评那一端，国内的书评更偏向于媒体的宣传，很多类似于对一本书的简介，商业属性更强一点，这个背后就涉及到
知识共同体如何看待自己的评论，以及评论在这个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
色。
国内书评形成讨论的氛围比较难，目前来说相互回应的书评比较少，这个跟商业这一端也有关系。国内很多媒体书评偏向新书，最好是最近几个月的，带有介绍新书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获取信息量的时候也把重心放在市面上出了什么新书。
比书评更极端的就是书单，
仿佛这些成了书籍广告的替代，为读者买书提供一个判断依据，而不是围绕一本书就某个公共话题展开讨论
，所以书评最关键还是讲给谁听写给谁看，他们关心的是什么。
羊城晚报：早在2013年首届华文书评人年会年会上，书评人的“良心”“独立性”问题备受关注就备受关注，从全国来看也存在部分书评写作者为出版社写“定制”书评的现象，这些书评受到读者诟病，也影响到书评人在外界的声誉，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当下这种现象是否有所改善？
维舟：这个现象的确有，现在仍然如此，具体是否有所改善，我不大清楚。我个人感觉，
“独立性”不是凭空而来的，这需要各方的努力
：媒体方作为中立的平台，允许对同一本书的不同声音；书评人应有基本的底线，至少清楚商业化的结果是自损公信力；出版社和书籍作者也不要一味只求好评，给书评人一些独立的空间。
我以前相处比较愉快的出版社朋友，会给我赠书，但每次都会征询我意见，而不是只顾推自己想要主推的书，并且给我自由，看完是不是评，如何评，他们不插手。我觉这样的相处会更舒服。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书评是思想的塑型器，可以起到过滤的作用，尼古拉斯·贝克甚至认为
“书评而非书”是“思想史上推动变革的主要引擎”
，在您看来，书评的作用有哪些？
维舟：这个评价非常高，我都没有想过书评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对于公共知识生活来说，书评可以提供一些基本信息，是一个读书指南。对于写书评的人来说，也能起到思维锻炼的作用。
但是每个人对书评的看法都不一样，像止庵就说自己从来不看书评，因为他能独立判断一本书是否有价值，在他看来市面上很多书评都是吹捧，还有很多书评都是灌水，停留在对书籍内容的概括，这样的书评自然不用看。
羊城晚报：现在书评还有人看吗？跟影评相比，书评有影响力吗？如果有，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
维舟：书评还是有人看的，正是因为看书的人少了才有看书评的人，现在跟以前相比更需要书评。
但是论影响力的话，书评肯定不如影评。首先书肯定比电影多得多，我之前看到一个数据国内一年平均出版新书近40万种，电影也就几百部，一本书有十篇书评就很多了，单篇的书评对单个的书影响更大，但是从传播力来讲，豆瓣上一篇书评几千个人看就了不起了，影评动辄上千个赞，几万人看过也不稀奇。
在我看来，书评的影响力体现在对新人新书的挖掘上，中国人读书比较迷信经典。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读经典固然更便捷，但是会让我们的文化更加保守，也不鼓励新的学术竞争。朱岳也曾说过，现在国内原创文学的新人作家出头非常困难。
相比欧美这点很明显，欧美日本图书市场上主推的还是新书，但是国内还是更为关注国外几十年前的经典作品作家，像毛姆在英国差不多已被视为过时，但在国内依旧非常流行。还有一些国外十九世纪的作品，乃至日本学者几十年前写的书，在他们国家没什么市场，但国内引进得不亦乐乎，虽然有版权的因素，但是也要卖得出去出版社才愿意引进出版。
不看当代人写的东西是一个很普遍的心态，但是你不看当代人写的东西，文化怎么能比以前更好呢？
经典有其成为经典的理由，但是时代也在不断地变化，我们要给新的思维成长的空间。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当下书评界呈现一个怎样的生态面貌？书评人的质量数量如何？
维舟：书评界当下的面貌在我看来不容乐观，很多年前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就说国内书评的阵地很少，来来去去也就那几个媒体，当然网上也有一些地方可以发书评，豆瓣、简书，但总而言之书评的阵地不多；此外写书评的人也不多，学界中有些人会写，但相对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书评的阵地、从业的人员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很多人在很认真地写，但是很多评论都比较浅，只能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很难写出很好的书评。
书评的市场也不好，对标一下英国美国日本就知道了，之前我在东京一家书店看到一本一千五百页的书评集，收录了日本二三十年来的精品书评，价格也不便宜，我当时就感叹这样的书在中国怎么卖得出去，谁会来买啊？
羊城晚报：书评人要走出困境，社会、出版社、读者、书评人本身，在您看来还需要作出哪些努力？
维舟：如何走出困境，这我其实没多想过。国内文化领域有困境的并不只是书评人，据我所知，艺术评论、戏剧评论的处境甚至更不容乐观，而从事翻译的困苦则更是讨论多年。
如果国内的企业能像国外那样，投入一些钱（甚至不需要太多）做文化基金，推动这些领域开辟多一些公共空间，最好还能有一些业内对话的机会，会好一些。
但不管怎样，喜欢的人还是会继续做，这个领域能不能好起来，也急不得，最终这还是取决于读者——读者有多需要书评，需要什么样的书评，这可能才是最决定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