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香港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担心，日前写了《香港与内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一文，先是公众号部分功能被停用，接下来几位朋友轮番谴责。
虽然有些话可谓对作者人格的侮辱，
由于是多年的故友，无意失去，同时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误读，当晚还是耐心地解释到了凌晨一点，终于握手言和。
转天去上海参加书展，半路上又有若干读者继续在线责问。我读过你的书啊，但对这篇文章“太失望了”。
其他地方，多有诛心之论。最荒谬者，有人竟由此断定这是“文人自甘堕落”。如果这是堕落，我的堕落只在于和他观点不同。
还有些人想到了阴谋，说文章背后有肮脏的交易、授意云云。
想起我在《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一书中提到的某位仁兄。他断定很多批评者会与权力做交易，而且他会做——只要价格合适，于是断定我也会做。
在此我无意自命清高，只是想问以上诸位：可知天底下还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一以贯之的是，若干年以来，我一直在为被权力和人群踩踏的个体辩护。这既包括
对个体具体命运持久的同情，也有对群体异化为乌合之众的警惕。
对于香港街头运动中出现的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的批评，同样出于两个目的：其一是关心具体的人权，担心成群结队者伤害孤独无辜的个体。其二是不希望成群结队者被极端力量裹挟，直至背离初衷、事与愿违。
此外，更
不希望内地和香港民众被两地少数极端分子的仇恨言论左右从此两败俱伤。
有人责问为什么对香港政府的过失只字不提，并由此上升到作者如何偏袒权力。不知道这些读者因何如此高看我的影响力。这只是一篇日常随感，而不是政府部门对事件定性的公文，必须顺从民意、面面俱到。
批评不是做广播体操，我所选择的写作角度只能是我那一两天最关切的。事实上，文章通篇无一字整体性地批评学生，只是谴责了部分极端分子的越界行为；更无一字为谁歌功颂德。从逻辑上说，我所批评的是运动中出现了示威者针对平民的暴力，其伤害平民之性质并不决定于我在文中是否批评政府。毕竟，
无论是政治还是非政治的，不伤害
无辜平民理应是任何时代与力量都不可逾越的人间法则。
而事实上我也从来不像村上春树那样超然地标榜“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最重要的是就事论事，而且我相信“No context, no meaning”（没有语境，就没有意义）。
强弱原本是相对的，随时可能转换。
如果没有底线与是非，“自赋正义”的弱者聚集起来也会吞噬一切，完成“
弱者霸凌
”。
拨开各种标签与符号，一切最终还是回到具体的人。以我对人的境遇之理解，
世间一切皆可同情。
在过去，
我同情屋顶自焚的唐福珍、开胸
验
肺的张海超，也同情“
舆论断头台
”前的杀人者药家鑫和求救者罗尔
。而现在，我
同情被咬断手指的警察，合理诉求得不到回应的市民，也同情一个个被裹进愤怒人群的无辜者。
当我声称“高喊自由时的野蛮依旧是野蛮”时，有一种“
大局为重
”的策略认为，逼迫甚至伤害平民可以构成更大的压力。如果为了一个所谓的伟大目标可以牺牲或者绑架平民以期政府就范，那么我们何来充分理由谴责恐怖分子？我重申“消极自由”、“群己权界”以及康德“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底线，不是对自由的亵渎与背叛，恰恰是对自由的捍卫。
曾经和一位批评者谈起，
街头运动如一场浩大的戏剧。你我
肉眼凡胎，理应各有侧重而不必互相掩埋。
因为有这样，我们的观察与思考才会更完整。
如果有人一定认为我怀有私心，所以批评了街上那些伤害了平民的年轻人，那也只是因为相信中国之未来在年轻人身上，我真心希望一代更比一代强。
谈到众怒，有朋友给我转来了思想家罗素写在《如何避免愚蠢的见识》里的一段话：
如果你一听到某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就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你那种看法没有充分理由。如果某个人硬要说二加二等于五，或者说冰岛位于赤道，你就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
而我没有高人一等。对于有些激烈的批评，我既无怜悯也不愤怒，只是看到了荒谬。
非黑即白，各种版本的政治正确，容不得第三种声音。几年下来，诸位的朋友圈里还剩下多少朋友？为什么公共讨论时有那么多的文本会被误读？为什么有些人一见到不同观点就不可忍受，甚至会栽赃写作者有肮脏交易，将不同流者视为异端大加讨伐？
很多人是标榜自由思想的，我也相信他们足以感动自己的赤诚。
不幸的是，他们习惯带着
“阵营思维”
去判断他人的言行。
这样的时候，我敢说他们热爱的不是自由思想，而只是那些和他们一样的思想。
让这些人经常失望的是，自由思想者只追随自己的理性与良知，从来不归属于任何阵营。
须知，自由思想者以思考为其志业，只求凭良心遇事说理，既不是招揽信徒的传教者，也非随人出征的战士。
他没有需要征服的世界，他坐在哪里思考，哪里就是万里江山。
回想若干年来的公共言说，本文作者既没有背叛自己，也没有背叛自由。
2003
年，当一位敢于抗争的青年才俊在关天茶舍回复我其写作是要“争夺青年”时，我认为青年不可争夺。中国的青年只能属于他们自己，而不能属于任何人。
几年前参加校园沙龙，一位同龄学人感叹青年消失了。而我认为最应责备的是中年人的消失。年轻人涉世未深，真正该担起责任的是作为社会中坚的中年人。
大学教了十几年书，主张思想自由和交流自由，从不期望学生跟着我的思想走。我只给他们带去思维的乐趣，而不是根据我的价值偏好在课堂上“抓思想的壮丁”。
我沉迷于写作，从不为傲慢地启蒙他人和宣示真理，而在于日复一日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思考与人生。
茫茫人海，读者往来。因最近一篇文章走近我的，也可能为将来某篇文章拂袖而去。当
一切赞美与唾骂都变得廉价，以思考为业者最应呵护的是内心的诚实与自由，以及自我评价体系。
十几年前的演讲中我曾强调一个精神独立的思想者要（1）独立于威权与商业；（2）独立于民众；（3）独立于过往的荣辱。在文章随时可能朝不保夕，作者随时可能被读者宣布死亡的时代，我知道一个人公开坚持自己的独立与自由有多困难。
如果有朋友因为观点不同而决意与作者分道扬镳，我会遗憾但不会因此感到惋惜。
也许
人注定是孤独的，思想者更当如其所
是
。与此同时我必须承认，
一个有真理而无深情的时代令人畏惧。
1990年代
，我曾热情地讴歌互联网，也曾感受一群网友初次聚会时的喜悦，
而现在许多事情都变得面目全非。
“我绝对对，你绝对错。”
人们热衷于建筑“真理的白墙”让彼此隔绝。
从前听到极端年代时的亲人、朋友等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总觉得很不可理解。
如今天下纷纷扰扰，观察下来一切似乎也并不陌生。
原本为了增进人类交流与情感的互联网，为什么会将世界撕得四分五裂？
为什么社交软件越来越像数字时代的牢笼、法场或角斗场？——让无数相互没有感情的人
被长期关押在一个孤独的房间里
，或者生活在一个拥挤的圆形广场上。时刻互相窥伺与审判，时刻短兵相接。更糟糕的是，当
言说空间的口袋一个个被扎紧，而人却越聚越多。
就
像
那些蹦蹦跳跳，刚刚被网出海面的鱼群，
数以亿计的人挤在一张破网上，
我敢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惨不忍睹的拥挤。
媒介是人的延伸。
一切如
麦克卢汉
所料，互联网正在将世界变成“地球村”。麦克卢汉没有料到的是，社交软件同时带来可以实操的幻觉，让每个人都可以“批阅奏章”，当一回坐在马桶上治天下的国王。
只是
，刚刚登基的光杆国王们还不习惯听到不同声音，以至于他们经常在互阅
奏章时
暴跳如雷
，甚至互掷王冠
。
作为半个技术决定论者，我亦深知——人若不能容人，互联网何辜？
在即将完成本文时，想起几天前北大
教授
胡泳发的一条朋友圈：
“在一个日趋多元的社会中，学会与异见者共存，是一种必要的修养。”
于是询问胡泳教授相关回复中赞同者与反对者的占比，得到的回答是“一半一半吧，也有赞成的”。
我不想据此妄断该数据代表了今日中国的民情，不过这并不严谨的“一半一半”也折射了当下的某种现实。
接下来胡泳教授问我上篇有关香港的文章反响怎么样了。
我说也是“
一半一半
吧
”，有反对者
是这样一步步完成推理的：
在2019年这个黑色浪漫的秋天里，在自由思想几十年后，曾经呼唤“重新发现社会”的我一不小心让自己变成了国家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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