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第十卷编定，共十三篇。本卷有思想史、人文语义学两个重点板块，兼顾中西，突出传统中国学术，突出人文，兼及史料和当代文学。有综述一篇、史料一篇。本卷篇幅、字数较前两卷有所精减，但总体上看文章分量很重，内容更显集中，文章更精粹，各篇都有可观者。
分量最重的，当然是头条孙昌武先生的文章《天命靡常，天从人欲，以德配天——殷周宗教思想探略》。孙先生早年以研究唐代文学、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名世，近年来，转向中国传统思想史研究。此文是作者最新研究成果。一九六五年，当时已被公认为世界级应用数学大师的林家翘在芝加哥对何炳棣说:“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1
孙先生此文所探讨的，就是这最重要的第一等题目，因为这是直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上古社会的起源、形成。先秦史以及先秦思想史、社会史等，历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代有名家，累有名作，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殷周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领域发生重大演变的时期，也是宗教思想发生大变革的时期。殷商实行神权政治，宗教乃是其全部文化的基本内容。这也体现人类先民文化的典型形态。周王朝取代殷王朝，伴随着宗教信仰的巨大变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其中就包含着丰富的宗教思想方面的内容。作者认为，殷周时期的宗教信仰由信仰祖先的一元神演变成信仰上帝与祖先的二元神，周人分化天帝与祖先神二元信仰，先王的祖先神的地位丧失，天命信仰从而得以确立，天命思想得以向理性化、伦理化的方向发展，也为宗教被政治所用留下了空间。春秋时期许多政治家大肆宣扬“天命”观，认为上天拥有裁判权，摆脱了宗教与神权的局限，转化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本观念的发展与发达，在政治、道德、宗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中，“帝”和“天”的绝对化发生蜕变，人的地位得以凸显。作者认为，由对“天命”的怀疑，发展出“怨天”“戡天”观念，特别是诗人出于怨愤、讽刺，更多愤激之语，形成与“敬天”“畏天”观念并立的另一种思想潮流。这是周人宗教观念的另一方面进展。而从根本看，二者实则殊途同归，都是人本观念的增强与发挥。在这其中，“孝道显明”、祭天祀祖这些明显体现现世伦理的社会内容，演化成为中国宗教文化的中心内容之一。作者援引傅斯年指出的孔子所处的鲁文化的两个特点，其中一个是反映宗法制度的道德观念，核心内容之一便是“孝”。秦始皇的峄山刻石特别提到 “孝道显明”，“甚至如刘邦一类下等流氓，亦必被人称为大孝，而汉朝皇帝无一不以孝为谥”2
。以及梁漱溟的论断:“此后之中国文化，其中心便移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而祭天祀祖只构成周孔教化之一条件而已。”3
孙先生的观点是，“这样，祖先神崇拜成为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实质内容，祭祀祖先乃是中国人宗教活动的重要形式。它们也构成中国各种宗教，包括主要的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信仰的基石。中国的宗教无一例外都宣扬孝道，从一定意义说乃是‘孝’的宗教。”当天帝被抽象化、伦理化之后，信仰的神圣性质大为销蚀了。所以作者认为，如果从历史发展渊源看，早在殷商时期，中国文化已经明显具有注重人生、勇于实践的恢宏博大、丰富多彩的品格。这为后来周人发展人本主义传统提供了深厚基础。
中国思想史，一直是研究界关注的重点领域，不少学者都有重要研究成果。但孙先生此文仍然分量很重，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此文上究殷周、融通百家，对殷周宗教思想作了一个宏观的研究与概括，揭示殷周宗教思想的演变。读者不仅可以从中得到具体的关于论题的启发，还可以得到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方法、路径方面的启示。
魏涛《情道一体：中华人文精神的原点与归宿》所探讨的问题，与孙文有较密切关联，故归于一组。长期以来，中华文化的探源工程成为整个人文社科界绕不过去的重大课题。在既往的研究中，往往将中华人文精神的出现追溯到伏羲。一般认为伏羲八卦中所蕴含的 “天人谐和”的整体性、直观性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原点，将伏羲视为人文始祖。但本文作者认为，实际上这还是一种从事实层面进行追本溯源的思路，这种思路的问题在于，伴随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的不断出现，原被神化的早期华夏的英雄祖先们时刻面临着被解构的问题。魏文试图从精神探源的角度去考察这一问题，以对此前的某些研究有所纠偏。文章从“情道一体”、中国哲学和人文精神三个主要维度人手，指出，从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古老的神话传说到三皇五帝的传奇故事，中国的先民对神秘的天怀有崇拜、敬畏之情，在对上天、宇宙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天道观、地道观、人道观。天地人的三位一体格局，被情字所连接，层累地形成了华夏人文精神的历史谱系。情与道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焦点与核心，从华夏上古文明到晚近中国思想的每一次跃迁，都是如此。作者紧紧抓住这一重要问题，从以下方面展开论述:道始于情、情本自然与情感理性的养成；明分天人、以道摄情与人文纲领的形成；以性制情、以礼节情与自然主义的恣肆与消融；觉性息妄，止心观心的制情说与人文精神的宗教提领；以理统欲、理欲合一与道德人文主义的格局奠定。正如作者所言，从对上天的敬畏，到敬天保民的思想革命，从百家争鸣到明分天人、协调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从神道社教到佛道论衡，从自然的箫声到理学的诞生，情道一体始终作为我们的思想原点，牵绊着中国不同时期的理论建构。无论在今天我们以何为本，从哪个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不可抹去的，就是这一中华文化中“情道一体”的文明内在张力和人文精神的永恒归宿。
刘明《＜七发＞标志汉赋形成说的文学史内涵》和李彬《“功利主义儒家”何以言道义？——叶适的政治伦理思想再议》两文，是两篇专论，放在“思想史”中，可以看作对论题的一种深化与延展，可以与前二文起到某种互相照应、互有阐发的效果。前者虽是研究文学史，但也有思想史内容。《七发》是汉初枚乘创作的一篇名作，具有骈俪性和散体化兼具的创作特征，属于汉赋里的“文赋”的范畴。针对它的文学史地位，一种观点是将其视为汉赋形成的标志性作品，一种观点则是将其视为从楚辞体到汉赋演进过程中的作品，而非典型的汉赋。作者在赋体创作的荀赋和屈原赋两种传统里观察《七发》，发现《七发》既继承了两种赋体的特征，又有所创新，这种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的创新，意味着《七发》确立了汉赋的体式，肇开中国赋体文学的“新境”。作者指出，《七发》除融合荀赋和屈原赋两种赋体传统而“开新”之外，自身还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内在的大一统意识的确立，为汉赋的润色鸿业奠定了基调，目的是适应统一的汉帝国需要，这种意识也折射到汉赋创作里；其二，创作开始呈现强烈的道德取向与审美取向的矛盾，既赋予赋作以文学张力，又让赋作的文学功能最终牢牢地“圈定”在儒家“曲终而奏雅”“劝百而讽一”的批评观里。作者的研究，融通诸家观点，提出己见，应该说较有新意，对重新认识汉赋及汉代文学史，都有创新意义。
作为永嘉事功学派集大成者的叶适，其政治伦理思想具有丰富而复杂的面相。以往用“功利主义”来理解叶适的尝试多不成功。也正因如此，叶适的“功利主义”政治伦理才值得研究者花费更多精力加以考察，李彬《“功利主义儒家”何以言道义？——叶适的政治伦理思想再议》正是这种有针对性的研究。作者认为，叶适重视功利，既出于对朝政积弊的认识，也出于对道学空言义理无补治道的不满，试图重回北宋经世致用的学风。其政治伦理仍然以王道、王政为导向，倡导“崇义以养利”而非逐利忘义。作为事功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致力于重建政统，以道义规范功利，以功利服务于道义，构建了一套功利与义理相统一的政治伦理观。从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史的角度来说，叶适应该是一个比陈亮更值得考察的思想家。而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叶适集浙东事功之学之大成，不管是其政治实践，还是基于政治实践和现实思考的理论建构，都更为丰富。这也正是此文的价值所在，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宋明理学多维的理解，弱化宋明理学只言心性之学、“内圣强而外王弱”的刻板印象。
“人文语义学”是本刊第九卷开始推出的重点栏目，反响较好。自二十世纪末以来，思想史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繁荣景象。当前，推动建立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同人应势而动，率先开始了关于人文语义学实践路径的学术尝试。作为人文语义学的主要首倡者，张宝明近两年来在各主流学术报刊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引起广泛关注。本卷所刊《“文化”与“文明”:人文语义学视野下人类的自我救赎——以“当年”与“当下”为主体的思想史观察》，也是他系列文章中的一篇。世界文明由多元文化组成，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各种文化并不天生就优于或劣于其他文化。语言、历史、传统、信仰、心魂都会沉淀在这个文化结构的最深层，彰显出的智慧和人性光芒每每绽放在人类的星空中而让人叹为观止。文明是觉醒的个体和民族从我者向他者的转移。站在人类总体的角度看，通过这种转移，个体克服了生命的有限性，实现了对自然生命的超越；民族克服了文化的有限性，实现了对地域人群的超越。文化是自然的生长，是尊重各民族本身的肌理；而文明是启蒙的后果，是基于知识理性的人类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此文探讨了文明与文化——这个人类世界交往中的重要命题，二者的对立让普遍性与个性的张力在世界上成为一个被持续思考的问题。新的世纪，重新崛起的中国如何面向世界，是立足文明改造文化，还是站在文化立场吸收文明？化解“两文”之间的对立紧张，还需要回到人文学的维度。从人文语义学出发也许并不能够给这个不确定的“两文”关系以确定的答案，但至少它能让我们对这个不确定世界多一个思考的有效角度。
王锐《“新史学”与“旧世界”——百廿年后回看梁启超的“新史学”》也较有新意。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大的梁启超就是一位对时代变局十分敏感的人物，梁启超的新史学”不但在当时反响极大，对后世亦影响深远，成为今人眼中现代中国史学之嚆矢。本文主要分析梁启超在清末的“新史学”论说。梁启超借“新史学”来提倡的政治主张自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但必须注意到，梁启超深受经由日本学者译介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影响，将后者视为衡量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标杆，因此对中国传统史学有不少偏颇之论。梁启超“新史学”其实深受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影响，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政治与文化主张。就此而言，“新史学”其实与“旧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今天重新审视梁启超的“新史学”及其实践，主要目的其实不是以后见之明评说前贤，而是以此为契机，全面反思“新史学”所折射出来的十九世纪世界体系的真实面貌，并更为深人地思考中国与世界未来发展的道路。
学术要有所创新，必有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在信息化时代，在世界正在发生巨变的时代，人文语义学以其独有的人文视角、跨学科取向，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已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它既是一种新方法，也是一种新视角和新领域。可以说，人文语义学有望成为下一阶段产生学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之一。
叶嘉莹先生的迦陵学舍专栏，本期《寄托、叠字与借用》，是以古诗《青青河畔草》为例，探讨古诗的创作技巧，以及其中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叶先生从这首诗的叠字讲起，讲解其中对古人诗的借用、对世事人生的寄托。叶先生今年将迎来百岁华诞。她为中国传统文化工作一生、奉献一生，做了无量数的工作，渡人无数，实在令人敬佩。
接下来一组是两篇专论。潘静如《后遗民时代:吴天任的浮城晚唱与现代迷思》一文较长，约二万七千字，分量也较重。作者长年研究近代旧体诗人群体，能于具体人物的生平行藏和作品中，考察时代的变化与冲突。此文主要关注吴天任的清遗民研究，兼及吴氏旧诗创作。吴天任曾作多种清遗民年谱，其中何藻翔、梁鼎芬、康有为三种分量最重，作者认为，这些年谱中，既融入了吴天任的个人情感，也融入了他对近代史的认知、省察。就各自最重要的角色而言，何藻翔是清末精通外交、法理的“技术官僚”，梁鼎芬是“道德楷模”，康有为是“政治思想家”。无论哪一种角色，都与中华民国的共和政体及其理念发生关系。作者指出，吴天任正是在精心结撰的过程中，不自觉间为读者呈现了两种“清遗民”：经验的与抽象的。前者为历史中具体的人，后者为意识形态化的。这些年谱意义非同小可，不但启示我们重新认识清遗民，更启示我们留意人物、历史自身的复杂性。作者在细致的论述中，时有新见卓识，有老派学者从容不迫的文笔。
南宋政权草创于宋金战火之中，南宋是在与金的对峙中存在的。这种对峙，首先是政治军事的对峙，对南宋军事机构的研究，当然也是宋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龚延明《南宋军事机构的变动》对此作了深人梳理研究。南宋创始，东京之百司机构皆不复存。南渡后，用兵抗金，是南宋政权的头等大事。枢密院与三衙有名无实，高宗不得不建立新的中央军事机构御营司，开启了南宋军事机构的大变动。至宁宗、理宗二朝，由宋金对垒转为宋蒙战争，宋朝对外用兵不断，此时，为适应新的防御战争需要，南宋地方统兵体制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由都统制向制置司制转变。从中央到地方，南宋军事机构变动之大，非北宋可比，从而成为宋代职官制度的一大特色。此文论述清晰，考论确当，当为研究者重视。
接下来一组是两篇文学论文。耿占春《爱欲的哲学——穆旦<诗八章)读札》细读穆旦《诗八章》，再一次确证了穆旦之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流诗人。王佐良曾赞誉穆旦的《诗八章》“是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耿占春在细读中看到，穆旦的诗体现了一种特别现代的主体性或主体性的分化，《诗八章》无疑是现代性情感体验的一种较早的、较成熟的表达。这是使得穆旦作品超越同侪的因素之一。穆旦《诗八章》由于其书写环境的特殊性，既是个人心境的印迹，也展现了社会历史的内在逻辑，它是政治的，也是个人情感的。此文还将《诗八章》与大致同一时期的王佐良的情诗《诗抄》、同在西南联大的杜运燮的抒情诗《不是情诗》作比较，认为它们或有相近的精神气质，或有相似的智力取向。这样的基于细读的文学批评，紧扣作品，同时又知人论世，当然是好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