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在《红与黑》里发现了“路条”，觉得很好奇。这个事儿说起来是很有意思的。
看看十九世纪的小说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无所不在。它主要有两个功能，第一是说明“本地有一个某某人要到某地去”，第二是说明“这个某某人姓什么叫什么、什么职业、多大年纪、看起来大概什么样子”。这两个功能概括起来是什么呢？说明一个人的姓名、职业、体貌特征这不就是护照本人页么。那他要到哪去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护照签证页”嘛。把这么两个东西结合在同一个文件里，你说这个文件是什么呢？其实最贴切的就是“护照”。这种“护照”里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应该就是《悲惨世界》里冉阿让手里的那个“黄色护照”，他对主教说就因为他是苦役犯，所以他的护照是黄色的，他走到每一个地方既没有旅馆肯让他睡觉、也没有饭馆让他吃饭。
“这就是我的护照。黄的，您瞧。这东西害我处处受人撵。”
欧洲近代的国家其实都是一系列领地的集合。比如说法国、普鲁士、奥地利都是如此。在旧制度末期，法国的领土分成几类，直接由国王统治的地区、拥有自己的三级会议虽然已经被国王统治了但理论上还是一个“邦”的地区，还有就是由法国国王统治的“外国领地”的地区，比如说“阿尔萨斯洛林”，路易十四禁绝法国的新教的时候，阿尔萨斯-洛林就不包括在内。
但事实上虽然法国是一系列领地的集合，各个地区都誓死捍卫自己的封建特权，但在这个时代能够在不同的领地之间旅行的人也很少。缓慢的移动速度、高昂的旅行成本、沿途的各种风险，就决定了有能力在法国国内长途出行的人，基本上要么是拥有特权的人、要么是一无所有的人。
收过桥费（十五世纪）
前者要么是贵族、要么是教士、要么是富裕的财主，后者则无非是朝圣者和乞丐。这两类人里，前者没人敢去冒犯，后者则没人在乎他们的死活。所以中世纪的统治者除非碰上天灾人祸、或者流行病，否则并不会关心自己的各个领地之间的流动人口。一直到十八世纪，随着法国国王的文治武功，法国被折腾得内忧外患此起彼伏。越来越多的人民被国王什一税、国王的二十分之一税、第二个二十分之一税、第三个二十分之一税，还有强买强卖的盐压迫得走投无路。在有三级会议的邦和没有三级会议的邦地区，租地当农民负担可能会差一大块。于是流民问题、人口流动问题才开始引起统治者的注意。
但即便如此，法国国王对法国人民的统治也显得太粗疏了，他既没有办法对整个法国编户齐民，让每个法国人都办户口本，也就没办法让每个法国人都做到“凭护照出门”。真正做到这一点的还得是近代国家，也就是革命的法国。
法国1522-1798年领土变更
革命的法国宣布废除法国国内的一切封建特权，其中就包括不同地区之间大小不同的自治权利，阿尔萨斯-洛林也就是这个时期正式成为法国的一部分的。法国各地贵贱一抹平了，法国又被一群拥有崇高理想的革命者所领导，按道理应该承认法国人自由迁徙的权力啊。
但不行！这个时期的巴黎是革命发动机，因为大批巴黎人食不果腹，所以他们不断的行动起来给巴黎的统治者找麻烦，无论是法国国王，还是制宪议会，还是国民公会，反正谁不能让巴黎人吃饱，谁就要倒霉。那如果再允许整个法国的人自由迁徙，让所有想碰运气、想找机会的人都聚集到巴黎，成为革命群众，那就会进一步威胁法国的统治者。
1789年10月5日，向凡尔赛进发的革命妇女
于是革命的法国为了防备间谍、外国人、同时更好的管理流动人口，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共和四年法令最终把“护照”变成了制度。任何人要在法国国内旅行，都应该持有足以说明他的身份、职业、体貌特征、目的地的有效证明文件。外省到外省的旅行是否严格的检查这样文件我不知道，从《悲惨世界》的情节看，应该也是要查，而进巴黎则是肯定要查！
拿破仑皇帝作为一位伟大的进步君主，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革命时期的制度，继续要求查护照，同时也恢复了革命废除的入市税，所以巴黎既要对所有的商品收关税、也要对所有的法国人查护照。复辟王朝、奥尔良王朝、第二帝国也都不约而同地延续了这一革命时期的传统。
护照一般是警察局出具，但《红与黑》里侯爵给主教写了信，主教跟于连亲切交谈的时候，市长准备好了于连先生的护照，当然也可能是市长命令警察局准备了这样的文件。这就是第三十章中的所谓“路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