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实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女人的事”，我们村一个男青年追打隔壁村的另一个男青年，我们村那个“会几下”，隔壁村的那个青年见打不过，就边跑边回头对追赶他的人喊：“有本事，你在这等我！我回去穿球鞋来（当时他在地里干活，打着赤脚），你就见鬼了。”
我们村这个青年听了对方的话，不再追打了，因为他要等对方穿球鞋来再打。但等呀等，这家伙始终没出现。
这事后来传开了，大家都说隔壁村的那家伙“很油滑”，因为这个落荒而逃的胆小鬼却把自己包装成“还要回来干架的英雄人物”。何况，穿个球鞋也不见得就对干架带来多大帮助，但逃跑了，他还为自己找台阶下。
在那个还注重“信誉”的年代，这个油滑者的故事一度被当成笑话，传到十里八乡、妇孺皆知。
现在想想，这也就是个明哲保身的做法，逃跑是为保护自己，并没有对社会或他人造成伤害。但城市里，关于中产阶层的“油滑群体”，就没那么动听了——
我接触了大量的中产阶层，我发现这个阶层里存在着很多的油滑者：首鼠两端、软弱、虚伪、自以为是，是他们的共同标签。
自以为是、软弱、虚伪，如果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无所谓，问题是，这帮有一定的智商、学历和财富，并深谙政商运行规则的群体，在面对困难和问题时——哪怕是很小的困难和问题，也不愿通过具体的行动来表达对社会歪风邪气的反抗。他们中的最勇敢者的“反抗”，也限于在互联网上不指名不道姓吼两声，或和朋友聚会时抱怨两句。
通过具体行动反抗或言语上指名道姓地公开表达不满，这是他们永远不想干的事，因为他们一直想干的就是：通过潜规则来达到个人诉求，从来不会也不想考虑为他人或推动社会进步，干点什么。
从自身经历来说吧。前几年，我在东莞学车，快考试时，教练和我们车上的几个学员说，“每人交200元，这是要给交警的，要不你们考试就通不过。”说白了，这是行业潜规则，事实上，行贿的钱究竟真落入交警口袋还是驾校口袋，我们不知道，很可能是驾校借交警之名，自个“吃掉”。
当时，听教练这么一说，车内沉默了，可能大家都早有耳闻，所以没抗议。不过，我反抗了，当场就明确表示反对。
这时，教练乐了，他回头看着我，一脸不屑，“哎呀，你小子厉害啊，我教了五年，头一回遇到反对（行贿）的。不过，我告你，你不交，考试肯定通不过，交警总有办法治你，你补考了，则要交更多的钱。”
我还是不交。遗憾的是，同车的其他学员纷纷掏钱，他们中，有企业高管、政府官员、个体户，还有学校老师。磨到最后，我说我交，但有个条件，必须证明我不是心甘情愿交的，之后我把交了钱的学员也策动起来，写个证明，大概说，这200元本不想交，但教练说这钱是私下给交警的，不交的话，考试就通不过，迫于无奈，每人交200元。下面是大家的签名和联系方式。
开始，有些学员不想签名，我说“只是证明你交了这钱，不让你们出头，维权工作，比如到纪委、公安局等部门投诉，乃至给东莞市领导反映等，都由我来”。这样，他们没顾虑，也签字了。
驾校负责人见我动静闹大了，就把钱退回给我们。再后来，我们考试也顺利通过，并没有交警故意为难我们。
说这个故事不是要自我表扬，而是想强调：对社会盛行的一些潜规则，每个人无所作为的顺从者，都是潜规则盛行的罪人。但事后每个对潜规则顺从的人，又时常表达出一种无辜、无奈的态度，然后痛斥腐败，痛斥制度。这是他们虚伪和软弱的表现，这也是中产阶层油滑群体的惯用手法。
类似的手法还活跃在妻子生产，孩子上学等场域。比如前几年，我老婆生娃前，很多人告诉我“要记得给医生和护士红包”，有个朋友，不仅每个医护人员都给几百块红包，后来还请他们吃饭。他们的孩子上学后，逢年过节，又忙着给老师送礼物、送红包……为此陷入其中，他们不能自拔，因为今年送了，明年不送，什么意思？为此，也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但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
我妻子生产时，我没给医护人员送红包，我的妻儿不也都好好的吗？幼儿园里，我也没给老师红包，老师依旧对我的小孩很好。
这说明什么？粗俗的人按粗俗的行为赢得别人廉价和市侩的“尊重”，而清高者，自有惺惺相惜之人。
就是说，中产阶层的油滑群体往往把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想象成为和他们一样的物种，其实，可能你给了别人东西，别人收下，但不见得别人就认可了你的行为和价值，他只是没有去拒绝而已，而且你没有给他们送东西，他们也会尽自己的职责。
其实，人性是复杂的，很多时候，执业者确实没有那么纯粹和坚定，但也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坏。
但为什么这么一群并不坏的执业者，最后可能就变坏了？或是变成了没收到礼物，工作没动力，做事不积极，不给你好脸色了？原因是什么造成？是农民工吗？是高层吗？当然不是，因为农民工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因为高层有权不需要去讨好他们。所以最主要的还是中产阶层。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深谙这个潜规则，又乐于这么干——因为可以“插队”，可以快速挤占别人资源或占为己有，或随大流买个心安。
但长期以来，中产阶层油滑群体的做法就是在掠夺走本属于公共或弱者的资源了，他们恶化了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生态环境，扭曲了社会的分配原则和公正秩序，是正常社会秩序运行的破坏者。
中产阶层的油滑群体让并不很差的人性也退化了，变成内嵌于制度里的一个个恶的个体，最后却给了别人“恶制度”的想象空间。
互联网上，制度批判成了理所当然，因为不针对具体的人，所以油滑群体的批判倍受欢迎，其体现了他们维护社会公正和价值的幻影。但事实上，最应批判的，恰恰是他们自身。
中产阶层的油滑群体通过给他人小恩小惠或行贿等方式，使自己便捷地获取了稀缺或紧缺的社会资源，扰乱社会秩序，破坏资源合理配置，也恶化了他者、特别是弱者的生存环境。
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不去责怪收受贿赂者和制度，反来责怪迫于无奈的油滑者？因为我们知道，再健全的制度，再庞大的人员和机构配置，再强大的整治力度，都难以根治社会的阴暗面。何况，再好的制度和再强大的整治力度，最终还要靠人来执行、参与和完成。
因为制度不是给别人看的，制度的执行本身也不只是机构自身问题，还需要服务对象的参与、监督和力推。从这个意义上说，哪怕是服务对象本身，都不能置身之外，在可能的范畴内，他们都应该坚守底线，不做一个破坏社会秩序和正常规则的油滑者。否则，社会中出现越来越多油滑者，并形成一个特殊阶层之后，人人都成了受害者。
在不断的接触中，我清楚看见了油滑群体的真实面目后，也明白了社会建构中，如果只有财富增加，并不能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阶级，这打破了我传统的认识。
传统的认识认为，一个社会里，如果中产的规模越来越大，那么社会顶端和底盘就会越来越少，这样，一个“橄榄型”的社会出现了，就是稳定、和谐的社会，是个可以民主化的社会，因为中产是民主化的根基。这一点，无论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还是政治学家李普塞特，都强调过。国内，也有越来越多学者认为，一个不断扩大的中产，有利于这个社会结构的稳定、变革和发展。现实不是这样。
现实是怎样？我国的中产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后，逐步萌芽和成长起来，到1990年代，这个群体依旧不多，但今天，这个群体越来越多，也日趋成为话题。可我发现，中产阶层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尊重，因为除了钱，他们并没有多少令别人艳羡的本事。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厌恶中产阶层，因为他们中的油滑者惯用潜规则，恶化了我们共同相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
消费主义盛行，加上互联网时代的祛魅，让人们看清了中产阶层中油滑群体令人厌恶的一面：他们身上，除了不断更新的苹果手机、各类奢侈品，没有什么特别的；在他们的朋友圈里，除了晒化妆品、美食、健身以及去各地游玩的机票和豪华酒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一天的生活，围绕着房子、股票和豪车转，其实也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不过是一群在消费上“前卫”，在政治上“后卫”，甚至是在政治上“瘫痪”的群体罢了，所以你不会看到他们围绕公共话题、社会民生去关注和转发——无论别人有多么的悲惨、落魄，都和他们无关。
他们在微博上的话题永远保持着一头宠物猪一般的品味：吃、喝、睡——而且都要晒。当然，偶尔也会晒一本风花雪月或大部头的书，当然也仅仅是晒而已。他们的高端手机里，镜头永远对准自己或自己的猫、狗以及它们的粮食。
和他们豪宅里的凌乱相比，他们用手机美颜和化妆自己的积极性，永远大于现实中对衣物的整理。不过，出了门，他们是另一个物种，他们努力穿透社会的任何一点点裂缝，并游刃于其中……他们的财富，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现有的制度和环境，但他们又喜欢作出不针对任何人的反体制姿态，这样不仅在物质上赚到了，好名声也不落下。我们社会的中产阶层，其实主要就是一帮在自恋文化熏陶中只关心自己的人。
我们曾错误以为，中产是社会建构的中坚力量，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推力。可现在，人们已经没有理由相信：这样一群只想通过潜规则来破坏社会秩序，达到一已之利的人，有什么资格担起社会健康发展推力的重任？这样一群只学会通过炫耀性消费，来达到不断刺激底层人士的气馁、失落和绝望的人，又有什么道德水准来担负起社会公正获取的示范和价值引领？
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形容，“不管他们各自拥有怎样不同的历史，他们都千篇一律地是没有事件的历史；不管他们之间具有怎样共同的利益，这个利益也没有使他们团结起来；不管他们拥有怎样的未来，这个未来也不是他们自己所创造的”。
一句话，中产阶层的油滑群体就是一群市侩，嵌在某个特定的利益链条和心理链条中，他们呈现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物种的各种面相。指望他们能如何如何推动社会进步，这太高看他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