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次回家，雨天，找父亲吃饭，母亲说别管他，他去村小看别人打麻将了。我问母亲“现在不是上课的时间么？学校怎么还可以打麻将？”，母亲不以为然的回答“上课，上个狗屁，学生都只剩十来个，老师还有什么心思上课，一有时间就一伙人打牌搓麻将”。我听了心头一惊，在我印象中这所小学从我读二年级开始衰落，但应该不至于此，带着深深的忧虑，我试图开始去梳理出整个学校衰落的进程。
我的村庄位于江西G市山区，建国前村里没有学校，所有孩子要读书都得和其他孩子一块进祠堂请先生教，但这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承担的，所以建国前成长起来的那批老人大多只受过一两年的教育，好一点的能读到高中算是了不起，类似于我的外公一样读到医科大学又能兼修法律的实在不多见，因此一回本乡就能快速的成为一方的话事人，在家族事务中占据极重的话语权。
七十年代：“上小学不出自然村，上中学不出大队，上高中不出公社”
建国之后，国家兴办教育，这个大约三千人口的村庄在三个主要自然村建立起了三所完小，三所完小平常能保持的学生数分别为150人，100人，70人。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考虑不到另一个临近大村的学生上初中的问题，所以又在深山坑里建起了中学,虽然只有初一一个班级，四五十学生，却有6位老师，每位老师都尽心尽责，风气极好。而十里路之外的乡镇中学则增设了高中部，此后的近十年时间全乡学校教育的进入了巅峰时期，有“上小学不出自然村，上中学不出大队，上高中不出公社”之说，现在本乡的那一批村干部和最先致富的企业家大多是那一时期培养出来的。深山坳里的朗朗的读书声，每天早晚成群结对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见到每一位老师都热情的打招呼，成了一道颇有生气的风景线。
记忆中，直到我上学的96年，村小的老师还每天都会被家长请去吃饭，父母总是会在每个学期有一两次让我们带好菜或好酒给老师喝。这倒是不是腐败，而是所有家长发自内心的想让老师把孩子教好，让他们能安得下心来留在本村。虽然，老师的学历普遍不高，但也非常的幸福，能感觉到无比的尊重，也愿意用所有的心思去将孩子们教出来，即便是民办教师也涌现出了一批至今为人称道的典范，而在中学甚至还出现了全国模范教师和知名教育专家，轰动一时。
80年代末开始，逐渐衰落，元气难在
大约到了80年代末，学校的格局悄然发生着变化，原本在乡里的高中撤回到了县城，深山里的中学也合并到了乡里。这一波乡村教育从村庄的全面撤退一直持续至今。1996年，村里出去的能人捐资助学，村小原来的土胚房卖给了私人，又在其他地方另辟新地建起了现代化的水泥红砖的希望小学，在开学时一百多学生，每人都能发到新书包新文具盒，学校里也有新图书，甚至篮球、排球、乒乓球、呼啦圈、跳马等我们从未摸过的体育用品也一应俱全，一时间几乎赶上了中心小学，成为全乡办学条件最好学校之一。但没过一年，国家开始撤点并校，原本一百多学生的完小一下子变成了只有一到三年级，学生不足五十人，教师也从原来的十个，变成了三个。
我还清楚的记得1997年7月学校期末考试完放学的那天下午，我的语文老师在学校乒乓球桌旁边的小操场上宣布下半年读四五年级的要去另一所学校，并且必须在那里住宿时的情景。他站在那里宣布完教育局的文件，然后就忽然补了一句“不知道这次拆了之后，这个学校什么时候还能恢复到一百学生，可能一百年都回不来了，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学校”，现在回想起他说时的语气，还是能感觉到他的感慨和落寞。那时我还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虽然比一般孩子早熟但仍然无法体会更多，相反极少走出村子的我会对去另一村庄上学带有一丝期待。完全不会想到这位老师一语成谶，这座曾经最好的小学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起来。
被抽空的村小，教师也丢了魂
撤点并校后的第二年，学校的便若被抽空了一般，四五年级的学生走了，村里一批先发了财的人兴起在街上做店面，建起来房子把孩子也带走了，还有些外出打工的人也将孩子远带至上海、广东等地，还有两个女孩子直接辍学。一年级时我们一个年纪二十七个人一个教室，二年级时我的班级只剩15个同学，老师将我们安排在和三年级同一个教室，每堂课老师都要同时为两个年级的人上课，给二年级讲完课布置默写和课堂作业就给三年级的讲，三年级讲完就又给二年级检查。原来说好的三位老师，也变成了一名正式的一名代课的。两位老师每天都要为三个年级上七堂课，左右难支，身心交瘁。
再往后，其中那位姓周的正式老师，因为和村委会发生了一丁点矛盾，周老师开始上课心不在焉，开始迟到和早退，经常每天早上十点才会从家里出门，十点半才到学校，孩子们在校门口蹲了一串，等了半天才等到上课，上课时周老师每天都要拿出一节课来打瞌睡或者闲扯，到了后面干脆定成十点半上课，中午不回家连堂五节，到下午三点半就放学，然后随便布置点作业就骑着单车一溜烟走了。家长们意见纷纷，但是意见越大，他越是如此。忍无可忍，当时还在做村支书的父亲，一气之下将其赶走，离开后周老师又放言“我一定要害倒XX的两个儿子来”，父亲听了生气，几乎要揍他。
周老师被赶走后，父亲去找回了在外村教书的本村人刘老师，刘老师在刚刚回村的五六年里，尽心尽责，学校风气为之一变，学生成绩蹭蹭往上走，在全乡名列前茅，我亲弟及堂弟堂妹都是那些年的受益者，而这又唤起了大家对老师的尊重，每到过年过节开学毕业刘老师都是座上宾，走到哪里都有人“刘老师、刘老师”得叫个不停，刘老师脸上总是笑呵呵，心里也是美滋滋的，搞起教学也是格外的有劲。不过这样的状态并没有一直维持着，到了第七年的时候，他开始厌倦了，因为村小的孩子越来越少，从五十来个变成三十来个到变成二十个也岌岌可危，还有所有成绩稍微冒尖的学生都被带到中心小学，父母专门租好房子来陪读。他看不到更多的信心和希望，也失去了探索的兴趣，开始有一天过一天，平常的直至平庸的挨延着时光，而且他的年纪也大了，再等几年就可以退休。中小学也没有派新老师进来，找不到代课老师时，他还得一个人在一个教室里同时为三个年级的孩子上课。原本的荣耀和享受，变成了无聊与煎熬，他便日益的消沉下去。
村小沦为秘密小赌场
2008年左右，村里因为砍木头能赚钱，一下子回来了许多青壮年，再赚钱之余，很多人开始赌博，刘老师本来也是个爱打牌的人，只是以前主要心思在学生身上，又苦于没有多少人能够凑一桌，所以也就克制下去了。当大量的青壮年回村将各种麻将、骰子和更多新的玩法带回村子的时候，激发了他新的激情，他开始中午和晚上都参与进去，开始在每一个周末都完全的投入，从小店里到小水电站到后来直接将人带进村小的空教室。从那以后我们的村小就成了另一个秘密的小赌场。每年寒暑假，当学生放假，这里都会变得热闹起来，大量的人往学校涌去，麻将声，吆喝声，荤段子笑骂声此起彼伏，比读书声热闹的太多太多了。
2011年，村小又来了一位温老师，也是同村人，教学水平和刘老师一样，本是非常不错的。在刚来的几年，刘老师因为有了新的同伴，感觉到心里舒服一点，便用心的去继续教学，村小学生成绩暂时又稳定了几年。荒废的东西重新走向了正轨，校园的厕所被建起来了，外墙再重新进行了粉刷，教室里坑坑洼洼的地面被填平，课桌凳也全部申请换了新的，一种新的面貌开始出现。但这也不过是彻底死亡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去年冬天，作为一个接触了乡村比较多的公益人，我深感乡村教育之难以挽回之衰弱，虽然知道自己能做的有限，但还是期待能或多或少尽一份力。首先想到的是为村小建一座图书室，让孩子们有个更有趣的书的世界，让阅读赋予小小的村小的孩子以新的生机，但是当我非常充满期待并且兴奋的和温老师打去电话时，他的态度和回答使我心里咯噔一下，他说“有个卵用，孩子都没几个了”，我问“究竟还有多少孩子”，他说“还有十三个，半个教室都坐不满，这样大一个学校冷冷淡淡，没人气，没希望了”，我说“我建个图书室过来怎么样？”，他说“会诶，你以为那些小孩会看书？一个个都是公公婆婆带，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手机看电视，成绩全部差得要死”。他的言语里充满一种“没好气”和“破罐子破摔”的状态，我竟无言以对。
过年回村后，我急切的想要建图书室的心先冷静了下来，开始去做一些了解和观察。这才发现，原来这些年村庄的孩子并没有减少，只是但凡父母有些能力的都把孩子带走了，他们或者他们的父母去了街上，去了县城，去了工作的地方。留下来的孩子要么是家庭生活贫困，要么是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爷爷奶奶身体又差的类型。他们无力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环境，只能仍由其在村小里放牛一样的学习，有得甚至从未打过电话给老师询问一下，有些则一看到孩子成绩差就直接骂老师不会教不用心。老师早已失去了耐心和信心，他无法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干脆有一天过一天，只要自己过得舒服就行。
消失的朗朗书声
几年前开始，原本用心的温老师和刘老师，大概已经因为待得时间太长而感到无趣了，也有可能是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他们将更多的心力用于搞家庭生活和娱乐而不是上课。刘老师开着自己儿子送的小车没事就到处遛遛转转，打打牌，旅下游，温老师喜欢电鱼和电野猪，经常找两个人一起琢磨哪里可以打到野味。在上课的日子里，每逢下雨这个小学便会聚集五六个或十来个人，围城一桌，那边一位老师在给三个年级的孩子上课，那边一位老师在热火朝天的打牌，这边老师下课了，那边又换一个上，两边交班一点不落下。在这几年里再没听过出来什么尖子生，也极少听见好得排名。从马路上经过偌大一个学校，因为孩子太少，几乎已经听不到一丁点的读书声，“郎朗”二字早已进入了历史的尘埃。那大操场、新课桌、干净的白墙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空虚。
我一位做学术研究的朋友曾说过“村小是一个村庄的文脉之所系，灵性之所系，也是一个村庄能否在文化上复兴的命门所在”，没有了学校的村庄便是从根本上断绝了乡村下一代之间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共同去面对村庄未来命运的可能性。村庄的衰落，带来村小的衰落，村小的衰落带给村庄的可能是文化上更长远的难以挽回的衰落。当时代的机器抽空了每一座山村里的学校，那我们的村庄还能剩下什么？它的命运又会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