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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驯博士解读德鲁克(之一):管理的基础是人与社会

德鲁克博雅管理  · 公众号  · 管理学  · 2017-10-05 15:20

正文

作者:陈驯博士,现任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领教工坊(ID:ClecChina)


导语

本文根据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驯博士2017年4月29日在领教工坊主办的“2017领教年会”主旨分享整理而成,经本人审阅刊发于领教工坊微信公众号。陈驯博士2009年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2011年开始研究彼得·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他此次分享的主题为“人、社会与信仰:德鲁克管理思想研究”,我们将整个分享内容分为两篇文章发布,一是《管理的基础是人与社会》,二是《宗教信仰及其社会性》,希望为大家带来启发和思考。(文中所有德鲁克先生的引文内容脚注恕不呈现,请读者见谅。)


德鲁克这个人

通览德鲁克的著作,我们发现,作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德鲁克的出发点是人,他先讨论人,后探讨与“人”相关的一切事物,例如“生存”、“智慧”、“本质”、“理想”、“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管理”。而德鲁克本人,也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社会思想家”,而后被人荣冠的“管理学大师”。


德鲁克理解的管理的核心价值,可以概括为:“人”决定“管理”:一个天然生存意义上的“人”(human beings),而后才是“智者”、“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文化人”、“理想家”和“管理者”等。


德鲁克(1909-2005)一生活了96岁,他对自己做了三个方面的定位,自己讲清楚了“我是谁”的问题。


首先是“旁观者”(a bystander)


其次是“贡献者”。


第三个是“社会生态学家”,


德鲁克在著作中引用了歌德的一句名言:Born to see; Meant to look(天赐慧眼,追寻不息)。这句话正是他上下求索的一生最好的写照。



人与社会

德鲁克讲,管理的基础是人与社会这里的人指的是天然生存意义上的人(human beings)。一个人,即便是国家领袖到教堂礼拜,也是出于一个“人”的需要,跟他的头衔无关。是人要信仰,而不是头衔需要信仰。社会(society)/社群(community)是指人的群体生活状态。人讲究“人性”,而社会讲究“社会性”。无论公司多大,它都一个是社群,无论一个公司多小,它都是一个社会。


德鲁克在理论上解决人跟社会关系的基石是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看一个人从本质上如何去与社会相关联。社会学理论把人视为社会动物园里的动物,所以你争我夺是正常的,但是在管理学里面需要谨慎这个视角。


德鲁克说,个人在社会中的失落,不仅是个人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现在是网络时代,理解这句话更加没有困难。一个人在一个很小的地方遇到的问题,在网络上流传开以后,在下面跟贴的人无数。这就是人的社会性,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单独的个案,传播开来以后会在社会上产生共鸣。


他又说,人是拿着自己的幸福、生计和性命作赌注,在一个陌生的社会中做一个不知道规则的游戏。人容易“失根”,容易被“放逐”。今天的社会上有多少人是这种状态?你的1000多个员工不是这样吗?他们怎么知道你老总在想什么?他们怎么知道你老总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只有社会与个人的对应项(比如目标、理想、观念、地位和功能)产生意义时,个人与社会才可能成为一个整体;否则社会对个人将失去意义。——这里讲到一个很关键的话题,社会与个人的对应项,比如说员工的目标跟企业的目标一致的情况下,你放心,这肯定就是齐心协力一起奋进的状态。这是管理者需要做好的一个工作,他们需要让员工明白,告诉他们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方向是什么,这样让员工的梦想与企业的梦想一致起来。反之,那些管理不好、缺乏连接的企业很快就会变成一盘散沙。


德鲁克说,社会存在的意义就是人生存的意义之一,人虽然需要并依赖社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一定存在”。设想每一个人都是一粒沙子,沙子之间如果没有任何联系可以让他们粘在一起的话,那么社会就不一定存在,它就只是临时构成的一群人,如此而已。


社会的团结强调社会价值、社会规范、社会权力、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一个公司,或者其他任何一个组织机构都是这样,这些要素都在其中,麻雀虽小五脏必须俱全,这个麻雀才能飞起来。


德鲁克指出,一个可正常运作的良性的社会不可能完全依赖物质现象,而是需要由社会现实性建构的价值、规范、理想、传统、正当的权力。企业的领导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确保自己管理权力的正当性,否则底下的人天天嚼耳朵,你会受不了。



有趣的例子

德鲁克先生举了几个例子,都非常的有意思,也都非常经典。


比如,他提到这样一个例子,说船难发生时惊惶逃窜的一群人不能称为“社会”。因为这群人不是因为恐慌而瓦解,而是因为所在群体之社会性瓦解而恐慌。“虽然有一群人,但社会并不存在”。而重建一个社会,不是只要有“一群人”即可,而是需要价值、规范、组织和权力的良性存在。这就体现出了管理的意义之所在。


上面这个例子《圣经》的源典是这样讲的: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啦!”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仰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希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路8:22-25)


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门徒惊慌失措不是因惊涛骇浪而是因为“耶稣睡着了”。惊涛骇浪对渔夫来说本是习以为常的生存环境,他们有过无数次相似的遭遇和经历;而耶稣同在同行就是他们的精神和信念的主心骨,耶稣是他们这艘“船”、这个“社会”继续存在的最高意识。当耶稣睡着时,门徒意识到他们只是分散的“一群人”而不是团结的“核心社会”,平时驾驭船只与克服风浪的生存技巧在没有核心社会性的主导下失去意义。耶稣斥责风浪,但更多斥责门徒缺少信念;风浪只是象征人的社会的生存状态,生存个人的信念与生存群体的团结才是社会良性运作的可能动力。这个比喻是非常到位的。


第二个例子是《鲁宾逊漂流记》,鲁滨逊和他的仆人星期五尽管只有二人在孤岛生存,但他们有自己的“社会”。他们不是与世隔绝的个人主义经济人(individualist economic man),而是有社会性存在的基础元素,比如说有价值、习惯、禁忌、权力、规矩、信念和社会生活等。


这两个例子都非常恰当。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人与社会的关系:一种是特定,一种是相融。特定的关系是说,人先是自然人,而非“经济人”;“自然人”组成“人的社会”,而不是“经济人”组成“经济群体”。一个社会无论多少人都是生存形态的缩影。


同时,人的社会强调有信仰、价值、有规范、有秩序、有正当的权力以及精神生活,符合所有这些条件,个人和社会共融成为一个有机体。每一个人的合适的生存目的、目标、动机和行为是融入整个社会的生存资本。


人应该拥有“特定的”而非固定的”社会地位。“特定的”意味着人即便是个体但依然是活泼的、特殊性的和可变化的生存实体,而“固定的”容易形成体制僵化、利益集团和集权统治。“特定的”在于推动个人在社会中生存机体的灵活性和创新力,而“固定的”不利于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社会。


一旦个人无法被社会接纳,个人就成为“失根的、反社会的、未融入社会的个人”,这样的人即便是少数,也容易形成“危险的”、“神秘、阴暗、恐怖、破坏的力量。”所以这个世界依然需要大家的共同关怀,才能保持其健康活泼的社会性。


德鲁克在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十九世纪以来现代人的核心问题:“社会何以能够存在?”他分析,无论以何种方式询问,这个问题必然导致一个答案:人除了活在社会里,否则不可能生存下去。“人”天生具有的共存性和互相依赖性,在一个良性的社会中,“人”的共存性和互相依赖性并不破坏“人”的个体性和独立性。但是,“人”的共存性和互相依赖性优先于“人”的个体性和独立性。“人”的共存性和互相依赖性就是社会性,而“人”的个体性和独立性只是社会性在人个体上的体现。“人”的实质,“社会性”的核心内容便是“人性”,“社会人”的概念基础是“人”和“社会”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的热衷就是对人生存性和社会性的关怀,表面上讨论的是现存的“人”和“社会”,实则指向人和社会的发展、未来以及希望。所以,詹文明先生认为,德鲁克对“人”的热衷,是对人类终极关怀的具体表现。



德鲁克眼中的祁克果

德鲁克的思想中隐含着基督教存在主义思想(Existentialism)。存在主义思想涉及人生存的一切,因而它可以涉猎许多的学科诸如戏剧、文学、诗歌、艺术、政治、心理分析以及哲学和神学。


在社会学中,人的生存焦虑就是人对社会存在价值的焦虑。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做过一个针对中国大学大学生群体的调查,研究显示当时大学生的焦虑是“无家可归感”。这个答案让很多人震惊,大学生作为中国最好的社会群体都觉得无家可归,那广大农民怎么办?哪里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地?这个问题背后就是我们的价值理念出了大问题。


存在主义神学基本上与生存世界的现实主义同根同源,而与生存现实性失去联系的唯理性主义和因生存恐惧而逃避现实的浪漫主义分道扬镳。存在主义不一定符合管理学理论,但它一定合适于“人”与“社会”的生存结构和现实主义批判。存在主义哲学所关心的就是“人”的最基本生存问题,而存在主义神学似乎正在试图提供生存状态的合理解释。


真理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真理必须“对每一个我”是真理,“对每一个我”意味着对所有个体生存及其现实性。获得真理的是主体性个人,当个体与真理有主动性关联时,他或她才算是抉择并参与了真理;否则,这个真理依然与“我”无关无干。


德鲁克对存在主义神学家祈克果情有独钟。存在主义神学的核心是“人的社会性与社会的人性”关系,德鲁克完全了解并把握了祈克果的精神元素和信仰内涵。德鲁克主张应该把“社会何以能够存在?”的问题与“人何以能够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他使用了祈克果的回答:“人的存在只有在紧张对立之中才可能,而这种紧张来自人的两种并存的生命,因为人既是精神上的独立个体,也是社会公民。”


德鲁克注重的还有人”的实质,人不仅是“社会性”存在,而且是“精神性”存在。“只有同时拥有精神上的存在和社会中的存在,人的存在才可能。”在精神领域里,人只能以个人形式存在,完全单独、孤立、完全被自己的良心包围。在社会里的存在,让人必须把社会价值、信仰、公义当成真实。但是,在精神上的存在,‘在神的眼中’(祈克果语)的存在,让人必须把所有社会价值和信仰当成全然的幻象、空洞、虚假、毫无价值和不真实。


耶稣已经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4:4)耶稣自然不会否认物质对人生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他强调的是超物质的精神性需要才是人生存的真正的需要,因为精神性需要体现人的尊严、本质、信仰以及与上帝的关系。生存之道本不是肤浅的物质化和社会化进程,而是更加高贵的实质、优化的精神以及存在的良知。“人”在精神性需要中被弃绝,那才是真正的被弃绝。



总结

  • 谈论“管理”而不谈“社会”是纸上谈兵。所以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讨论社会话题。

  • 懂“社会”而不懂“人道”是隔靴抓痒。很多人说这个社会我太了解了,实际上你能了解多少呢?如果不明白人道,只了解一些所谓的社会秘密、阴暗的一面,或者是你觉得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所以你就欣喜若狂,但是那些东西可能正是害死你的地方。

  • 深谙“人道”却不剖析人性与自由就是无的放矢。如果我们知道人道非常重要,我们也知道意念可以做什么,但是你缺少对人性和自由方面的了解,你就等于没有靶子,只是拉着箭和弓,这时组织机构的迷失就会开始出现。

  • 社会本身并不是绝对或完全自由的。即便是在“自由社会”中也有“不自由的机构”;在“平等社会”里也有“不平等的现象”。

  • 社会是“一群人”,而且是“一群罪人”。

  • 对人性关怀和生命意义的尊重体现在公共道德的社会整体意识和公民个体的道德敏感性和自觉性。

  • 社会现实如何知道?这个思想显然不是德鲁克的创造,而是来自《圣经》中耶稣所讲的《麦子与稗子》比喻(太13:24-30,37-42):在真实的世界中,麦子与稗子的确是俱存的,在生存状态下的人的社会中,对立矛盾体就是生存的现实性。人性内在的自我对立和冲突、人的自我傲慢偏见与自救的无能为力、喜好与厌倦等等都是“麦子与稗子”共存的写照。基督教人性论为不完美的社会结构组织提供了生存理论的现实性解释,从圣奥古斯丁到马丁·路德都是如此。

  • 人的自由必须是按照人性的生存轨迹而走的:自由-选择-决定-负责;个人的自由本质上也是社会的自由、群体的自由。如果人们不为自己在善恶之间、真实与错误间的决定负责,自由就不可能存在。

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组织机构,不同的职业,但是你一旦选定了,你就必须为这些选择负起责任,这就是说人为社会的自由承担责任。比如你选择做一名CEO,在你坐上老板椅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做千斤重担压肩头。当你理解了一个人的自由本质是为了社会的自由与群体的自由,你才能做出自由选择的决定。从这个角度看,管理的确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我希望你们都是自由的人,同时必须也是负责任的人,即便是千斤重担压肩头,依然是一个自由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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