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蒂勒曼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国家大剧院演出。
文 | 唐若甫
10月26日于上海举行的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七届年会的自由讨论环节，指挥家卞祖善提到一个小插曲。一次他受邀和维也纳爱乐乐团时任主席安得利亚斯·格罗斯鲍尔进餐，当时正逢乐团在中国五年落地开启，出于好奇他问乐团会否在中国演中国作品，对方坦言没有规划。卞祖善进而提问：为什么这些外国乐团一次一次来中国，甚至前来驻场，演出中国作品者却少之又少呢？
笔者曾在前作《外国乐团如何驻场》中讨论柏林爱乐乐团和费城交响乐团最近两次中国驻场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社区进驻、大师班甚至是联合演出，但的确外国乐团来华演出中国作品甚少，这与中国乐团出国演当地作品相比简直不成比例。比如当中国爱乐乐团由余隆指挥在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会演出时，曲目单上便有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身影。
卞祖善的提问是有事实依据的。类似于像与中国最具粘合度的费城交响乐团在中国演出谭盾《女书》这样的案例凤毛麟角，在更多场合来访乐团带来的都是巡演曲目，现代曲目不多见，中国现代作曲家的作品更是万中无一。比如此番琉森节日乐团的上海驻节，五场音乐会中即使有南美作曲家作品，还是没有中国作曲家作品。柏林爱乐乐团2011年由西蒙·拉特带队的亚洲巡演带来了日本作曲家细川俊夫的圆号协奏曲《那时花开》，却不见中国作曲家作品。伦敦交响乐团6月走访7座城市，履及深圳、长沙、上海、南京、武汉、天津和北京，也并未演出中国作曲家作品。维也纳爱乐乐团虽然今年会带来中国钢琴家郎朗，但还是没有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诚然，外国乐团偶尔会在中国巡演时礼节性地加演一首重新编配的《茉莉花》回馈乐迷，但中国当代作曲家在本土缺席外国乐团音乐会的现象大量存在。造成这一问题，笔者觉得有两大原因。根本原因是票房，试问哪位中国作曲家能具有拉赫玛尼诺夫或马勒般的影响力、知名度和票房号召力？作为商业演出操作，利益至上是为天经地义，票房最大化和利益最大化是巡演安身立命之本。
次要原因是中国作曲家与巡演的各个环节脱节。乐团巡演由指挥家、乐团、独奏家、场地、赞助方和巡演公司等组成，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能对乐团的曲目施加影响力。但大部分中国作曲家都与促成巡演的商业机构少有交集，代表作曲家利益的机构少与巡演机构发生关系，本土的场地方和经纪公司也不会主动为作曲家向外方施加影响力，少数拥有海外代理的作曲家则受限于代理机构的慵懒和不作为。这使得大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长期不被巡演环节认知或看好。推广不力导致演出不力，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便是这个道理。
一些作曲家依托教育机构或公家单位的专项资金，邀请外国乐团到国内演出他们的作品，但这种“刷简历”的做法弊大于利。更好的办法是打通作曲家阵营通往巡演乐团阵营的管道，借调平日用于现代音乐的经费补贴到巡演成本中，聘请一流的说客游说沟通，再由场地方、巡演公司和作曲家代理机构联合发力，向团方施加影响力，促成中国作品进驻。政府部门的文化“走出去”专项基金也应对在中国上演中国作品的外国一流乐团有所表示。久而久之，这将成为一个良性循环。
期盼维也纳爱乐乐团下次到访中国，能带来一部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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