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官员称，当前权钱交易日常化，犯罪行为市场化，收受贿赂间接化，实现利益期权化
“权钱交易日常化，犯罪行为市场化，收受贿赂间接化，实现利益期权化，犯罪手段智能化，谋利方式隐秘化。”6月1日，第九届全国商业防损管理高级论坛在北京举行。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四局业务指导处处长赵武安分析了反腐风暴下的职务犯罪新形势。
赵武安称，当前反腐败形势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案件数量居高不下，犯罪人数连年上升，同时群体性腐败多发，系统性、行业性、单位性、地区性、家族性、塌方式腐败亦不罕见。“比如刘志军案，牵出了包括多个地方铁路局，以及物流、劳务、贸易、广告等铁路系统相关行业的系列腐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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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军系原铁道部部长，2012年5月被开除党籍，官方通报指其“滥用职权帮助他人获取巨额非法利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和贵重物品”“对铁路系统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等。2013年7月，刘志军因犯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法院判死缓。
赵武安透露，当前腐败风险排名第一的“高危行业”是金融保险行业，“现在正在加大对金融保险行业腐败的惩治力度，已经办了几个大案了”。
稍早前的4月9日，中央纪委通报时任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因严重违纪被查，同日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夫妇均告失联，5月23日官方证实杨家才落马；再早些时候，中国人保集团总裁王银成在今年初束手，2月交通银行首席风险官杨东平被“双开”。
赵武安提出，近年反腐败斗争的另一个特点是，地厅级以上干部犯罪数量上升，“这跟中央‘打虎’力度的加强有关”。但同时，基层腐败严重，“蚁贪”现象突出。“农村基层组织腐败案件频发，贿选腐败、小官大贪现象并不少见。”他说。
在赵武安看来，职务犯罪的趋势还包括，贿赂犯罪比重不断增高，行贿领域广泛，行贿情节严重，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中介组织行贿犯罪案件高发。
“以前是国企中贪污犯罪现象较突出，近几年随着权力使用的规范，贪污罪数量大幅减少。从1998年开始，贿赂犯罪已经上升为最常见的职务犯罪。”他说。
赵武安还指出，近年来，职务犯罪出现了年龄泛化现象。他解释，从前有一个“天花板现象”，指59岁左右的干部抱着“反正升不上去了，退休前捞一把”的心理大胆贪腐，但近几年却发现，职务犯罪中越来越多地开始出现年轻干部的身影。
比如，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原副局长肖明辉，出生于1980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作为人才引进海南，担任建设工程管理主管。然而在2012年，32岁的肖明辉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本来很有前途的优秀年青干部，在他负责的一个安置房项目中，通过司机从招投标公司那里收取了1600多万元好处费。”赵武安称。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职务犯罪方式渐趋隐蔽化、市场化。“比如，季建业不是直接收现金，他是到什么地方，开发商就跟到什么地方，挣的钱有他一份。”绰号“季挖挖”的南京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季建业，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以大拆大建闻名。2013年10月季建业落马，2015年4月法院认定他在昆山、扬州、南京等地任一把手期间受贿，一审获刑15年。
“有的是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实现。比如马建，借钱低价买入房产，高价转手后得到差价。”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马建2015年1月被查，今年2月最高检以涉嫌受贿罪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财新网曾报道，马建与北京政泉控股实际控制人郭文贵结成攫财同盟，郭文贵曾两次以“借钱”的方式给马建及其亲属提供资金，先后购买了郭文贵开发的金泉家园六套住宅和金泉广场的10套写字楼物业，后又安排了回购，使得马建及其亲属净获利2000多万元（详见财新网：“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始末 与马建张越勾结内幕曝光”）。
“用市场交易来掩盖的受贿行为，终究离不开权钱交易的本质。”赵武安总结。
赵武安认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但他同时表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盲目乐观。
“周永康等政法系统高层落马，说明‘刀把子’出了问题；中央办公厅原主任令计划落马，说明‘中枢机构’出了问题；徐才厚郭伯雄等高级‘军虎’被查，说明‘枪杆子’出了问题；国企腐败、官商勾结现象，危及经济基础；四川南充的党内选举、湖南衡阳的省级人大选举、辽宁的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出了问题，选举腐败问题不能轻视。这说明腐败涉及的方面之广、层次之高、危害之深，都到了一定程度。”他分析。
当前，北京、山西、浙江三省正试行监察体制改革，由各级人大产生监察委，将现有行政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对此，赵武安表示，试点将形成一个统一的反腐败力量，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办事效率，加大反腐败力度。他预测，中共十九大后，反腐败力度可能还会继续加大。
本次论坛由中国商业联合会商业防损专业委员会主办，不少民营企业的代表出席了论坛。赵武安提醒，民营企业腐败犯罪的风险点，主要包括企业融资、财务管理、安全生产、工程建设、产品质量、办理各种执照批文等。
他分析，民企腐败犯罪的成因中，根本因素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未能理顺，“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直接因素有民企融资难、市场准入受限等；制度因素表现为政府转型中的副产品，“有人趁机谋取私利”；客观因素为规则缺失、监管不力导致官商勾结；内部因素包括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监督失灵等；在文化因素方面，商业伦理、企业家精神的缺失及传统礼仪的异化带来影响；个体方面则体现在企业家角色和价值观的错位及侥幸心理。
有观点认为，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赵武安驳斥了这种观点。他举例称，中共十八大前，国内每年因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13%至16%；在基建领域，偷工减料造成楼倒人亡等事故，其中40%都由腐败造成，每年在基建领域由于权钱交易造成的资金损失达到100多亿。
“腐败对经济的破坏之大，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都很可观，更关键的是对市场规则的破坏。”赵武安表示，“劣币驱逐良币”，真正有实力的企业在竞争中输给了送钱行贿的企业，长久之下造成优秀企业反而被市场淘汰，这对整体经济和每个企业都危害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