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任教海外名校，北大光华院长刘俏：万物生长，各自高贵

前不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 刘海洋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 的消息刷屏，这位“90后”让大众对青年优秀人才又多了一分新的认知，在北大光华院长刘俏教授眼中，刘海洋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水平能获得国际顶级大学认可并不让人惊奇，而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 他预测，中国未来将会有成批的“90后”像刘海洋一样，踏上海外名校任教之路，立足中国问题，挖掘“富矿”，在国际上展现一流学术水平。

刘俏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相较于过去，如今人才培养环境更为优良。

“这些年，一大批70、80、90后都开始前赴后继用国际通行的方法做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慢慢被国际学术界和国际顶级期刊接受了，这逐渐带来学术自信。”刘俏指出，值得关注的是，90后群体身上更具备时代特质，他们可选择的方向和事物更多，学术更可能发自内心的热爱，一旦认定了做学术，更可能会充满热情地走下去，追逐自己的学术梦想。

“学术是思想的根。”在刘俏看来，当今时代需要一群人“甘坐冷板凳”静心搞学术。“现在把中国最好的商学院的教授学者聚集一起，也只有数百人从事商科学术研究，但国家发展却急需这些研究。”而因为供需不平衡，刘俏发现，市面上还出现了一些商科界的“心灵鸡汤”，误导大众认为商学研究就是中国式权谋和“炼金术”。

“真正的学术研究，经济学也好管理学也好，它绝对不是炼金术和屠龙术。我们做研究是为了增进对规律的理解，把人类知识的边界向外推进一点点。” 刘俏常跟博士生开玩笑说，你们做的是自由而无用的东西。

“什么叫无用？从实践角度讲，比如公司销售收入上不去，让博士生想想办法，博士生做的研究是没法帮公司提高业绩的；但他是在研究具有一般意义的重要问题，增进对规律的认知，让人们不至于在同一地方反复跌倒而不自知。”刘俏说，相比于在国外做学术，中国是一座“富矿”，可研究的问题很多，在国内做学术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

“美国100年前就完成工业革命，现在整个制度架构，可能在100年前就基本上已经成形。现在你做的工作就是解释这个制度，去完善这个制度。而我们研究中国的问题则可以是‘工业化进程该怎么完成’等等开放式的问题，我们有大量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需要搭建，其中的逻辑关系需要去研究；我们有大量的商业实践需要梳理总结，大量的问题需要以科学理性的方法去研究。这种机会换个其他环境就很少能见到。”刘俏解释道。

他进一步举例说：“比如经济总量爆发对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价值观，社会流动性，未来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分布等会带来什么样影响。” 1978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裂变，刘俏说，西方国家300年发生的事情，中国用40年就集中发生了，给学者提供了研究机会，“如果事情做得不好，我认为有点辜负这个机会”。

如今，“90后”正攥紧机遇，在前方带路，刘俏的目光也关注到新生力量“00后”。对于即将填报志愿，步入各大高校的“00后”，他也发出自己的“温柔”告诫，大众对金融学本身理解太过功利化，如果把学金融导向“挣大钱”，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愚蠢的。

在选择专业时，他希望中国的朝阳力量能“ 遵从内心和兴趣，追逐梦想 ”。“万物生长，各自高贵。 只要你按照这种规律在成长，不管做什么职业，做什么事情，怎么选择，都有你自己的高贵之处。不一定挣很多钱，有特别大的名气，我就做我自己，就算是卖煎饼果子，我觉得挺快乐也可以。”刘俏笑着说。

澎湃新闻：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90后”博士 刘海洋执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您对刘海洋有什么印象？怎么看待90后的本地博士到国外顶尖大学任教？

刘俏： 博士培养在学院工作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光华过去33年发展路径中，我们看到这方面的进步。我们现在毕业的博士生在国内顶级高校担任教职是比较常见的。刘海洋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拿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管理系助理教授的offer。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厚积薄发。过去这么多年，总是讲博士培养，现在到了收获的时候。从学院的角度这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得到国际顶级同行的认可。但我们也不吃惊，因为过去若干年，其实已经有很多光华毕业的博士生，在学术方面展现出非常好的潜力。他们可能不一定像刘海洋这样拿到国际顶级名校offer，但是他们陆续做出一些研究成果，展现出一流学者的素质。可以看到，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文章。 刘海洋所代表的90后群体其实不是突然放了卫星，石破天惊蹦出的，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延续。

对于“90后”的标签，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代际现象。但另外一个角度，我认为可能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有很多“90后”，不仅是北大光华的，可能也从国内其他高校，走着海洋走过的这条路，到海外名校任教。我想以前在理工科方面，可能本土博士到海外任教已经有一定的体量，但人文社科其实非常难，因为话语权在别人手上。我们的教学语言、工作语言是中文，这种情况下用国际语言去讲课，做前沿科研研究，其实会付出比一般人更大的努力。中国在国际商学教育研究的总体格局中，现在看起来影响还比较小，但是我想不久的将来，会蔚然成风。国内商学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得到国际认可， 本土博士到一流名校教书，这是“80后”不敢想象的事情，对于“70后”就更难了，但对于“90后”却有可实现的通路。

此外，“90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一个原因， 他们面临可选的东西很多，选择学术更可能发自内心的热爱。 如果说他认定了要做学术，基本上会对学术研究很有激情，因为他们做学术的机会成本会更高些。在光华这个氛围，给他提供了几年的时间，供他们去思考，去认知自己内心真正的兴趣所在。博士毕业后做学术的，并不是百分之百，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做学术的并不多。但是我认为这种情况在改变。

另外一个原因， 他们的培养环境更好 。这些年，一大批“70、80、90后”都开始前赴后继用国际通行的方法做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慢慢被国际学术界和国际顶级期刊接受了，这个过程也会逐渐带来学术自信。这更带动更多学者和学生在做研究的时候，聚焦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商业前沿实践相关的重大问题，通过严谨的学术训练，水到渠成，产生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澎湃新闻： 在商科学术研究方面，中国还处于追赶和学习国外高校的状态吗？

刘俏： 我认为中国商学院最了不起的一点是我们学习得很快，我们的学习曲线是非常陡峭的，而且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定位。虽然不能讲新的定位已经完全形成了，或者说已经找到，但这种尝试一直在持续。 我认为我们还在学习，但不是单纯被动去学，不是“我终于变成你”这种心态。我们是学习用科学精神去探讨一些严肃的，比较有深度的学术问题。

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的问题很不一样，这就注定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要选择一条国际通用的方法，即科学理性的方法，做出具有国际水准，扎根中国的学术研究的道路。

另外， 在国内当研究者会更激动人心，研究中国的问题会更让人兴奋 。以美国为例，美国不管做金融还是做经济，还是做组织行为研究，他们所研究的问题不如在中国遇到的问题那样意义重大。我经常讲， 好的研究必须看你研究的问题是first order（第一性）还是second order（第二性）的。中国有很多第一性的问题需要研究。 道理很简单，美国100年前就完成工业革命，现在整个制度架构，可能在100年前就基本上已经成形。现在你做的工作就是解释这个制度，去完善这个制度。而我们研究中国的问题则可以是，工业化进程该怎么完成？我们有大量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需要搭建，其中的逻辑关系需要去研究；我们有大量的商业实践需要梳理总结，大量的问题需要以科学理性的方法去研究。都是第一性的大问题。这种机会换个其他环境就很少能见到。中国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富矿，可研究的问题太多。比如经济总量爆发对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价值观，社会流动性，未来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的分布等会带来什么样影响？西方国家300年发生的事情，中国用40年就集中发生了，然后给学者提供机会去做研究，如果事情做得不好，我认为有点辜负这个机会了。

澎湃新闻： “因思想而光华”，但您说“因学术而思想”，学术在思想之前，为什么您认为学术如此重要？

刘俏： 我甚至觉得 学术是根 。现在把中国最好的商学院教授学者聚集一起，也只有数百人从事商科学术研究，但国家发展却急需这些研究。现在更是一个去伪存真的时代，真正有学术基础的思想太匮乏。一方面，40年时间经济总量增长了35倍，在1978年之前，计划经济下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现在我们有数以千万计的企业，我们需要理解变迁过程中企业发展和管理的一般性规律；另一方面，我们也处在全球治理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一个在新技术冲击下未来产业格局会变得完全不一样的时代。这种情况下对管理思想，商业思想有很多需求，但供给非常之少。所以市面上才会出现一些心灵鸡汤、中国式权谋解读等伪商学思想。

真正做学术研究，经济学也好管理学也好，它绝对不是炼金术和屠龙术。我们 做研究是为了增进对规律的理解，把人类的知识的边界向外推进一点 。我经常开玩笑，对博士生讲，你们做的是自由而无用的东西。什么叫无用？从实践角度讲，比如公司销售收入上不去，让博士生想想办法，博士生做的研究是没法帮公司提高业绩的；但他是在研究具有一般意义的重要问题，增进对规律的认知，让人们不至于在同一地方反复跌倒而不自知。现在这个时代，供需严重失衡，出现的假冒伪劣很多，这种情况更能显出真正的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商学教育和研究的实质不在于迎合，而在于引领。建立在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基础上的科学研究范式，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建立起对那些穿透时间、具有普适性的商业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基本认知。

澎湃新闻： “00后”马上进入大学。近期也会开始填报高考志愿。目前人们大多对金融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直接印象还是“毕业后好找工作”，“挣钱快”，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刘俏： 第一点，我从来不认为大学本科教育是一个职业训练。18岁到22岁4年时间是理性和荷尔蒙可以比较平衡的一段时间，是培养“批判性思维”最好的一段时间。 大学本科定位更多在于培养视野和批判性思维，寻找到inner passion（内心激情所在），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分析理解问题的框架体系，绝不是简单的知识积攒。 学生在这段期间应该充分地去拥抱、去体验。如果只是想到我选择什么专业能对口什么职业，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在经济金融这一方面，很多人认为来光华就读就是为了找到好工作。但讲一个简单的数字，我们本科每年毕业近200名同学，只有三分之一的同学直接工作，到一线投行、咨询公司工作或是自己创业；更多的同学选择继续深造，要么追寻已有的学术兴趣，立志走学术之路，要么追寻在其它领域的兴趣，他们中间有当作家的，有学习艺术的，有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常多元化的选择。第二点，大众对金融学本身可能理解太过功利化，如果把学金融导向“挣大钱”，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愚蠢的。学金融更多的是学习一种思维模式，学习一些基本的分析框架，使你具备好的思维习惯和一些基本知识与技能，去从事你真正有激情的领域。未来新技术会全方位冲击现在处于主导地位的行业，改变的力度很大、速度很快。现在就业率高的热门专业在学生毕业后很可能会发生改变。如果一窝蜂地为了挣钱去学金融，其实是严重地误读金融，那很可能会做一些坏金融而不是实体经济发展真正需要的好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