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增科，河南灵宝人，现任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二级教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廉政分会会长，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子课题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腐败与反腐败、政府创新与政治改革、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国家治理与大国兴衰、人类早期政治状态等。主持国内外各类社会科学基金课题30余项，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200余篇，代表性论文有《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近现代大国崛起问题研究引论》《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政府治理现代化与政府治理改革》等；著有《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反腐新路——中国转型期腐败问题研究》《廉洁政治与国家治理》等10余部著作。

作为中国政治学界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政治通鉴》丛书填补了我国政治学基础性工具文献的不足，有力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涵盖古今中外重要政治经典、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思潮与政治制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学术价值。其中，“基本政治制度研究”子课题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何增科教授担纲。

《政治通鉴》强调有优良的政治制度才有优良的治理，政治制度深刻影响着政治文明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在《政治通鉴》的研究视野中，政治制度在政治发展进程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理想的政治制度是怎样的？政治制度研究具有何种当代价值？何增科教授作为国内较早从事政治制度研究的学者之一，不仅将制度主义视角引入反腐败问题研究，提出了“选择性惩治”“法纪软约束”“廉能政治”等重要概念，还关注社会治理领域的制度创新，从国家治理制度的角度探索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一般规律。本期专访，政治学人将与何增科教授展开对话，从《政治通鉴》的宏观研究视野出发，找寻蕴含于政治发展背后的制度密码，以飨读者。

■ 何增科

我在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师从赵宝煦教授，攻读中国政治方向博士研究生。我的导师赵宝煦先生建议我以政治腐化问题为研究主题，从事博士论文写作，我自己也觉得这个题目新颖、重要而且有趣，博士论文就以此为题进行研究和写作。此后腐败问题研究就成为我学术研究的“自留地”和根据地，30多年来始终没有放弃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由于我长期从事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被同事们戏称为“何腐败”。1991年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我进入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在俞可平老师领导下从事研究工作。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那些年进了一批政治学博士，俞可平老师带着我们从事当代中国政治的相关研究。我在中央编译局也不断成长，2004年起先后担任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长、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等领导职务十年。在中央编译局期间，俞可平老师带领我们这个研究团队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为中心选择重大课题展开研究，同时我们也承接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委托的重要课题，主要从事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性研究，发挥着所谓“智库”的作用。

在这期间，除了继续从事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外，我还重点研究了基层治理、地方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社会创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等重大现实政治问题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基础理论问题，提交过内部咨询报告，发表过一系列论文，出版过相关论著。为了专心从事我所深爱的学术研究工作，2014年起我主动辞去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职务，改任巡视员。随后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学术访问。2015年10月我的老领导俞可平老师调往北京大学任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我第一时间提出申请希望重回北大到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工作。2016年初我如愿以偿，顺利调入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工作。按照时任北大校长林建华和中心主任俞可平老师的规划，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要以从事政治学基础研究为主，同时在政府管理学院承担教学任务。俞可平老师与我谈话希望我能完成学术转型，从应用研究转向基础研究，和他一起“仰望星空”做“天国的学问”。于是，他邀请我担任大型学术工程《政治通鉴》“政治制度”分卷的主编并每年撰写一个条目。这是一个艰难的学术转型。好在我从2013年起学术兴趣就开始发生转移。那时我作为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承担了局里委托的“国家治理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研究项目。随即着手开展相关研究，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我开始关注近代史上九个大国的兴衰史。在我辞任领导职务后，我开始深入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与大国兴衰的关系问题。进入北大工作后，我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在完成了近现代大国崛起与国家治理的相关研究后，我的学术视野进一步拓展，希望研究近代以前人类早期政治史中的国家治理与国家兴衰问题。在政治制度卷条目撰写中，我发觉人类基本政治制度梳理要从酋邦、早期国家做起，进而研究人类早期各种基本政治制度及其变迁问题。因此我目前的研究遵从学术发展自身逻辑，从酋邦、早期国家、古代民主、古代共和等人类早期基本政治制度开始进行研究，逐步深化对人类早期政治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

■ 何增科

俞可平老师对《政治通鉴》整体框架有自己构想，即分为政治经典、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思潮和政治制度五大部分，他自己亲自兼任政治经典分卷主编并参与撰写条目，为中心学人树立了一个学习的好榜样。中心新进来的每个教学研究人员均参与《政治通鉴》条目撰写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中心学术工作。俞可平老师邀请了政治学界有政治哲学、历史学等学术素养的三位素有盛名的老师担任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和政治思潮分卷的主编，同时结合我的学术特长让我担任政治制度分卷主编。正如中国政治学界德高望重的李景鹏老师所说，“《政治通鉴》的编辑和研究是一项伟大的基础研究工程，为中国的政治学大厦树立起了又一根支柱，将会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能加入这项伟大的基础研究工程中去，既深感荣幸又感到责任重大。我也是在干中学，在组织编撰《政治通鉴》条目过程中，与自己的学术助理一起建立起一个作者库，同时在对相关条目编审中不断积累经验，深化认识。我自己在教学之外全部研究精力都投入到《政治制度分卷》条目撰写中，每个条目从阅读文献、撰写提纲、动笔写作，基本上要花到16个月左右时间，对政治学基础研究的甘苦有了深深的体会。从应用研究转向基础研究，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转向比较历史政治研究，视野更加宏阔，思考问题更具有普遍性。例如，以往政治发展理论侧重于从现代化特别是政治现代化角度研究政治发展，对酋邦和早期国家理论的关注和研究，促使我思考人类早期基本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变迁问题，从而对人类早期政治发展及其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 何增科

《政治通鉴》主编俞可平老师要求每个分卷主编在遍阅国内外相关百科全书基础上提出自己分卷的编撰条目。我自己查阅了包括《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在内的十多种百科全书，最后提出了包含有220多个条目的编撰计划。俞可平老师组织编委会多次开会，就各分卷编撰条目进行深入研讨，最后敲定的编撰条目中，《政治制度分卷》计划编撰的条目缩减到50多个，全部聚焦于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国家间关系结构等人类基本政治制度问题。同时在编撰和研究过程中，我感到人类基本政治制度研究有必要增加酋邦、早期国家、古代民主、古代共和等新的条目并由我来撰写，总主编俞可平老师从善如流，采纳了我的建议。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绩效都是在基本政治制度框架内实现的。人类基本政治制度为政治主体从事政治行为设定规则，框定范围，提供激励机制、机会结构和约束机制，塑造着政治主体间的互动关系结构，从而最终影响着治乱兴衰成败等政治绩效。《政治通鉴》把人类基本政治制度设定为其重要研究主题是完全有必要的。政治人物是人类政治史上举足轻重的政治主体，政治事件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行为在政治史上产生重大绩效的历史性事件。政治经典是是人类政治史上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对人类基本政治制度、重大政治活动、重要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政治思潮是政治思想家们在特定的基本政治价值指导下对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后提出的解决方案。政治人物、政治制度、政治绩效、政治思想之间形成一种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补充的关系，《政治通鉴》五大部分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政治通鉴》计划编撰的条目是编委会集体研究的智慧结晶，正如俞可平老师所说带有“知识产权专利”性质，未经授权，我不能透漏我们的具体条目设置。已经出版的前五卷的政治制度部分收录的条目有酋邦、早期国家、民族国家、帝国、共和制、法治、专制、联邦制、贤能政治、军人政权等，可以看出这些都是人类基本政治制度，条目的设置体现了基础性和经典性的特色。同时这些条目在撰写过程中也都充分介绍了该领域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作品中的代表性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从而使相关条目站在了本领域的学术前沿。

《政治通鉴（第四·五卷）》

俞可平 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4年1月

■ 何增科

《政治通鉴》“政治制度”分卷条目撰写首先要求撰写者充分掌握有关政治制度研究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作品的代表性观点，做好述评工作。其次，选取若干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特定政治制度的产生、兴盛、绩效、衰亡及其原因。我们的研究特色有这么几条：（一）把思想家们有关理想政体、优良政体、乌托邦社会、自然状态等问题所展开的思想实验和世界政治史上各种政体的历史的自然实验加以对照研究，把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围绕特定政治制度的研究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从而力争有新的发现。（二）在人类早期基本政治制度研究中，充分吸收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古典学等相关学科在人类基本政治制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三）采用政治学新理论新方法对选定的基本政治制度进行研究，行为主义、制度主义、文化分析、比较历史政治分析、结构-能动者分析等方法以及政体可持续性与转型理论等都用于政治制度相关条目的分析，力求在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传统问题过程中有新发现实现新突破。我们希望未来学者们在从事相关政治制度问题研究时会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选为重要的参阅文献。 

■ 何增科

将国家区分为“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对国家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进行深入分析，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克赖森等人重要的学术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曾邀请克赖森来华做过学术讲座，他的论文也被翻译成中文。我国史学界谢维扬、易建平、王震中和考古学界陈淳等学者均曾就早期国家以及中国的早期国家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发表过相关论文或专著。但国内政治学界对早期国家研究确实非常少。当我担任《政治通鉴》“政治制度”分卷主编工作后，发觉古代各种基本政治制度都是在早期国家这颗大树上生发出来的，理解古代基本政治制度变迁也离不开对早期国家发展演变趋势的分析。早期民主、古代共和、早期专制、古代王权、古代宪制等基本政治制度都是早期国家中的一些具体国家形态。因此我就不揣冒昧，选择早期国家这一专题进行跟踪研究，试图挖掘早期国家理论的政治学意义。在对早期国家理论的跟踪研究中，我对政治的涵义、国家的形成机理、国家的本质、国家性的成长、政权的发育程度、国家形态类型学的认识都在不断加深。而这些都属于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举例来说：国家性从硬件要素方面来说包括领土、人口、政权三个要素，从软件要素方面来说包括国际承认和国家认同两大要素，从国家性的成长角度来看，国家性的成长意味着这五个方面的要素的逐步发育和成长，国家性这五个方面某一个或多个要素的衰退则意味着国家性的衰退，而后者将导致国家的解体、消亡或衰落。国家性的构成要素、国家性的成长、国家性的衰减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是动态国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了国家安全学的元理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早期国家”条目历经一年多的时间撰写完成后，我又发觉必须要追溯到“早期国家”之前的“酋邦”理论。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依据1860年代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对部落和部落联盟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经典著作。随后100多年来，人类学界对前国家政治组织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和相关资料又有了新的重大发现，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酋邦”理论中。国内考古学界、民族学界、历史学界围绕酋邦概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政治学界的关注较少。而酋邦理论对我们理解国家的形成、国家的起源、权力和权威及其相互关系、国家形态的历史分野等问题具有基础性意义。因此我又转入酋邦理论的跟踪研究，并努力从政治学的角度对酋邦理论进行新的概括。酋邦理论告诉我们，在人类早期小规模的人群结合体中没有强制性力量为后盾的权力，率先产生的是权威，权威基于劝告、建议的正确性和共识而形成，平等的自由人在没有权力只有权威的情况下也能联合起来组织集体行动。这使我们对权力和权威的关系又有了新的认识。在从事这两个条目撰写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从事政治学基础研究不能只局限在政治学这个单一学科中，必须注意从其他学科相关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才能把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打牢。当然，政治学基础研究需要不断向前推进，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

■ 何增科

人类政治制度变迁史和人类政治文明演进史这两个题目每一个都很大，都值得深入研究。早期国家研究能提供一些启发，但对于回答这两个问题还远远不够。汤因比、福山、包刚升等学者对这两个宏大的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并有专著。我只能谈一点自己在对早期国家和酋邦理论进行跟踪研究过程中的粗浅体会。国家的产生被公认为是文明的一大标志，是人类早期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可是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会发现，人类早期政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先分野后合流的趋势。早期国家出现了两大类国家形态，一类是表现为平等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公民城邦国家，另一类是基于等级划分的王国、贵族国家等。前者由公民参与议事决策，担任公职和参加司法审判工作，信奉法治，这是一种由平等公民组成的业余型国家，其规模不大，往往限于城邦的小规模之内。城邦国家独立意识强，彼此之间难以实现紧密联合，而且战争频繁。后者由王族或贵族垄断政治领导、行政管理和司法、祭司等工作，是一种实现了政治上职业化和专业化分工的国家，其国家能力更强，规模也更大，但其统治奠基于等级划分和政治上的主奴关系之上，难以避免暴政和政权频繁更迭的政治周期率。这两类早期国家就其政治文明程度来说各有优长，前者在驯服国家使其造福于公民方面更胜一筹，后者在有效国家建设方面更具优势。但在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中却是王国、帝国打败并淘汰了公民城邦国家。近代以来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反转。联邦制、代议制、普选制、竞争性政党制度、分权制衡等现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的发明，使民主制度走出了古代直接民主的藩篱，使国家规模的扩大和国家能力的提升建立在政治平等的原则基础之上，并在缔造民族国家的同时完成了依靠现代民主和法治驯服国家使之造福于全体国民的目标。经历过多波次民主化浪潮的洗礼，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法治民主国家的行列。现代政治文明与早期政治文明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通过发明一系列现代政治制度，创造国家与驯服国家这两大目标在许多成熟发达的法治民主国家都已完成，这和早期政治文明中两大类国家形态均只完成一个任务有了实质性的区别。现代政治文明在文明程度上和早期政治文明有了根本的不同。

■ 何增科

《政治通鉴》“政治制度”分卷设计的条目中已经包含了民主政治、共和制等条目，但已有条目的撰写重点在于现代民主政治和共和制。我自己的研究发现，世界古代史对古代民主和古代共和有很多重要的研究，为了弥补现有条目设计的不足，我向总主编俞可平老师建议增设古代民主和古代共和两个条目并由我自己来撰写。经过慎重考虑，俞可平老师同意了我的建议。“古代民主”条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已于2024上半年完成了撰写。“古代共和”条目仍在撰写过程中。

“古代民主”条目的撰写将我的研究视野引向国内史学界以施治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的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为了深入研究古代民主及其典型案例，我又开始阅读古典学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阅读民主思想史和民主制度史相关代表性著作和论文，需要阅读的文献数量之多超乎想象。历时一年多方才完成文献阅读和该条目的编撰。我的研究发现，人类从前国家政治系统特别是从酋邦进化为国家政治系统之后，早期国家大多按照等级政治或阶等政治原则组织为王国进而发展为专制国家。政治首领职位从常设转为终身制乃至家族世袭制，行政主管乃至具体的行政管理职位也出现了常任制/终身制乃至世袭化趋势。政治统治和行政领导与管理在由王族和贵族常任乃至世袭基础上实现了专业化、职业化和理性化发展，但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借助政治和行政权力而独占统治地位，其余政治上无权的人则处于受统治被奴役的地位，政治上的主奴关系因特定的政治分工而被固定化和永久化。这种政体中，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人在经济社会生活领域也处于支配地位，从而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社会的主人。但在古代世界也出现了另一类可贵的政体实验，这就是按照政治平等原则组织自己的共和国。在这类由平等的自由人联合而成的古代公民共和国中，平等的自由人普遍参政轮流执政，公民普遍服从法律而非更高的政治等级，官员的权威来自公民的授权并接受公民的审查而且短暂的任期结束后又回归于公民群体，不会因长期把持权力不放而成为凌驾于公民群体之上作威作福的主人，尽管这种政体实验付出的代价是政治、行政和法律的专业化、职业化程度相对较低、国家规模不大等。古代民主政治作为人类政治平等原则的早期实验，作为国家产生后政治进化的一个分支其命运坎坷最终夭亡，但却为日后的政治发展、行政发展和法律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近现代民主是对古代民主的一种历史性大跨越。近现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建立现代共和与民主国家过程中反思了古代民主与共和传统的不足，发明出了新的政治制度。雅典民主制是古代民主制的主要代表。雅典民主制作为人类政治平等原则的一种早期实验，仍有其当代意义和借鉴作用。雅典民主制的当代意义在于，凸显民主政体在统治效果上相比于其他政体更加具有合法性。雅典民主制是人类不甘于政治上的等级服从和主奴关系，基于政治平等原则而创造出来的新型政体。如果单从国家的规模、强大、稳定等维度来衡量政体的优劣，古代那些实行民主政治的城邦国家相比于君主制国家、贵族制国家也许不具有优势，但若从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全面发展、基本福利、创造力和活力、艺术和科学的繁荣等角度来衡量，民主政体则一再显示出其优越性。雅典民主政体的绩效表现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证明。在民族国家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民主化经历了多次高潮和低谷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日益为成为世界潮流，究其原因在于近现代民主制度汲取了古代民主特别是雅典民主制蜕变和失败的教训，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代民主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随着民主国家的日益增多和民主政体的逐步完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和谐等民主政治基本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国际社会评价政体合法性和优越性的主要标准，同时对民主政治的信仰超越了国界和族群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摆脱等级政治和政治上的主奴关系，按照政治平等原则组织国家，追求自由和平等，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动力。雅典先贤们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从这个角度说，雅典民主制的当代意义不容低估。

■ 何增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是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我自己的长期研究发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通过国家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和治理制度建设，实现强有力的国家、负责任的国家、受约束的国家和包容性国家等四大目标，建立起四大目标均衡发展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这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可以推动经济社会现代化，增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助推大国的崛起。国家治理现代化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家治理现代化如若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长期滞后或某一方面单兵突进过度发展，都有可能导致国家治理制度的蜕变，出现掠夺性国家、自大任性国家、分利性国家和汲取性国家等病症，任其发展则会阻滞经济增长，导致制度僵化、起义革命或战败等局面，从而导致现代化进程出现挫折和大国崛起进程中断等。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历史表明，国家治理现代化内部的均衡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的前提，国家治理现代化竞赛的胜负是大国崛起竞赛制胜的关键。

■ 何增科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的过程，它和反腐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现代国家治理结构是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彼此分离相互制约的新型权力结构，建立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对于遏止“一把手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在2015年提出通过反腐败方式的转型实现制度化反腐、建设廉能政治的观点。“制度化反腐”是对自上而下依靠权力反腐的人治化反腐败的一种超越，同时也是对时紧时松忽严忽宽的“运动式”反腐败的一种超越，它是法治反腐和制度反腐的一种有机结合。制度化反腐的目标是实现廉能政治，使干部廉而有为，机构廉而有能，使政府成为勤廉政府、专业政府、效益政府、低行政成本政府和优质政府。制度化反腐败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惩治和约束保廉洁，一手抓激励和机遇促干事。制度化反腐败需要理顺各级各部门干部面临的总体激励机制，从收入待遇和用人导向上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制度化反腐败需要增加决策过程透明度和参与性，发展政策过程民主，“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制度化反腐败需要破除资源分配权高度垄断的体制，简政放权，鼓励竞争， 建立包容性的经济社会体制，从而减少行贿竞争的必要性。制度化反腐败迫切需要解决公共部门内部的“制度冗余”“制度陷阱”“过度管制”“过度问责”问题，破除人们干事创业的制度束缚。制度化反腐败需要走法治反腐的道路。法治反腐由于反腐败的法律程序和标准的稳定性、普遍适用性和可预期性而减少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打消那些投机分子逃避制裁的侥幸心理。

■ 何增科

对理想政体、优良政体的探讨一直是政治学人孜孜以求的学术志业。同时政治制度史又是人类各种政体的天然的实验室，对这些人类基本政治制度及其绩效的深入分析，对政治思想家们思考理想政体的思想轨迹的详细探查，无疑是实现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结合的重要途径。《政治通鉴》“政治制度”分卷对于各种人类基本政治制度的思想实验和历史实验的逐一分析和解剖，我们对于什么是人类理想的、优良的政治制度及其政治绩效的理解越来越接近现实，同时对思想实验付诸现实后的实际后果或绩效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抛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抛弃了会给人类造成灾难的思想实验。在世界范围内从人类基本政治制度角度进行比较历史政治研究，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人类理想政治制度或优良制度及其评价标准的理解。人类理想政治制度研究中理想的官员是什么样的官员，理想的公民是什么样的公民，理想的统治方式是什么，理想的政治绩效的评价标准是什么，这些都是政治学中聚讼纷纭的重大问题。惟有对政治制度史和围绕政治制度的思想史进行“通鉴式”考察，才能形成关于人类理想政治制度的洞见。

■ 何增科

以学术研究推动政治科学的发展，促进社会政治进步，是学者的职责所在。我们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可以发生转换，但学术志向不能发生变化。从这一角度来说，学术转型中我在与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学者的学术对话中所获得的精神愉悦和心理享受，远大于自己所感受到的挑战和困难。置身于美丽的燕园心无旁骛的从事学术研究我乐在其中，因为我信奉这样的座右铭：一切皆如过眼云烟，惟有思想和美德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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