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出庭作证的孩子遭受“二次伤害” | 社论前沿

关于“性”的固有认知影响了人们对于谁能不能被强奸的一般看法，因此性侵犯一直是性别化的存在。除此以外，年龄、性别、种族、阶级和性经历等因素，也共同塑造了受害者的经历和刑事司法过程。在美国密尔沃基巡回法庭上，受理儿童性侵案时陪审团通常会被建议在充分考虑“其他影响可信度的因素”基础上，评估儿童的证词。这些“其他因素”显示了刑事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对于性别、年龄、种族和阶级的刻板印象。本研究从包含了儿童受害者证人的性侵犯陪审团审判文件中提取数据，通过交叉分析，展现法律体系中儿童多层次、边缘化的身份建构机制，揭示性别、种族、年龄、性和阶级等因素是如何“始终处于创造权力和被权力创造的过程中”的。

“童年和暴力都是文化建构的范畴，暴力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童年也不是”。 缺乏对儿童性侵案的研究着实令人不安，公开资料表明在美国， 1/5 的女孩和 1/20 的男孩遭到过性侵犯。 而 以长期贫困和暴力为特征的非裔、拉丁裔美国儿童，遭受性侵犯的风险更大。

当这些案件被起诉时，孩子们在法庭上遇到了一系列独特的挑战。 一方面，长期以来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性侵犯审判案例中，充斥着对受害群体种族、道德的刻板批判：黑人妇女尤其容易受到法律虐待，遭受“ 双重强奸的命运 ”；检察官也会通过对陈述一致性、延迟披露、行为举止、道德品行的考量，评估受害者是否符合“真正强奸案受害者”的期望；甚至在法庭审判中， 四岁以下儿童 的证词“可信度”往往还会受到他们在法庭上所展现出来的种族化和性别化的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 司法系统仍然对儿童的证词持怀疑态度 。许多孩子因为尴尬或害怕报复而不会立即透露自己的信息，而且 实物证据是罕见的 ， 因此在缺乏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 陪审员倾向于在审议过程中依赖于对儿童的成见和成见 。

对模拟陪审员的研究表明， 女性陪审员更容易对儿童受害者产生同情，陪审员普遍认为 5 岁以下的儿童比 14 岁以上的儿童更可信，更不受谴责 。 成年人通常认为少数族裔的孩子比白人儿童更有过错 ，即使他们在遭受严重贫困和暴力的社区中遭受性侵犯的风险更大。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法庭叙事是如何利用现有的性别、种族和年龄刻板印象来呈现法律上令人信服的可信性证据。

样本： 研究团队于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4 月在密尔沃基县巡回法院的 4 个分支中观察了 33 个性侵陪审团审判。排除了不涉及儿童证词的案件后，样本包括 18 名被告，其中两人是共同被告。 17 个案件包括 24 名儿童受害者证人 (22 名女孩和 2 名男孩 ) ，年龄在 5 岁到 16 岁之间，据报道，大多数的儿童性侵案件都涉及非裔和拉丁裔儿童 (22 人 21 人 ) 和被告 (18 人 14 人 ) 。

本次样本的所有被告都是男性，熟人作案。在 18 名被告中，有 13 人被判有罪，一人被判无罪，四名被告因陪审团意见获无效审判。这些不同的结果表明，尽管有固定的审判程序，但法律叙事（narratives）无处不在。每个陪审团都由 12 名陪审员组成，代表着不同的种族、年龄、社区和职业。

作为观察者，本文研究者 —— 三个美国人种学家，黑人，白人，和亚洲人 —— 在研究过程中体会到了他们的种族和性别地位是如何导致差别待遇的。

数据： 包括威斯康辛综合法庭自动化项目 (CCAP) 收集的正式数据（陪审团审判时间表、案件历史和被告的人口信息） 和 田野笔记，后者包括对证据的承认、旁侧、陪审团的选择、初步和最终的陪审团说明、开庭陈述、证据陈述和结案陈词等详细记录，涉及广泛的现场对话，手势，以及法庭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例如短暂的谈话和陈述，或者在法庭的走廊和电梯里的非正式会议。

编码分析： 第一轮分析 在公开的编码规则中逐行地回顾法庭记录，将跨维度身份特征和可信性的敏感概念标注出来。 第二轮中 ，将新增概念分组并编成广义的代表类别。 第三轮 把广泛的主题分为三个具体的理论叙述，强调性别和种族，这些主题由原始数据中体现的模式定义。 最后的分析 再次聚焦对法庭参与者来说最重要的叙述内容。研究者据此分析了庭上叙事的具体内容，并再现了整个审判过程中不平等的叙事经过。

需要强调的是，作者并没有质疑被告的真实无罪或有罪，而仅仅只是 揭示了律师是如何通过特定的叙事策略影响法律量刑的 。

分析提炼出了三个中心主题，展现了法庭叙事对受害儿童的“标签化”过程。

“ 隐形的伤口 ” 强调了身体和心理创伤的存在或缺失，指的是被强奸的身体是一个被破坏的身体的常识。这个常识与性别脆弱性的观念有关，甚至不同性别和种族的身体被认为脆弱性是不一的。检察官们努力消除对儿童、尤其是对青春期前的孩子是脆弱的这一防御性假设。

“叛逆的青少年” 主题给青少年贴上 “ 不值得信任 ” 的标签，比孩子们更不可信。年轻人所谓的蔑视和欺骗表现被认为是受到年龄段与性启蒙的双重影响，因为青春期与性欲望、性经历有关 (Elliot 2010) 。种族问题在青少年的性经历问题上也是反复出现，因为律师们利用刻板印象来描述黑人和棕色青年的性冲动和失控。

最后， “功能失调的家庭” 主题将年轻人与他们生活中的成年人联系起来。辩护律师认为，由于家庭冲突的持续，家庭成员有操纵孩子谎报性侵犯的嫌疑。律师们重现了长期以来关于黑人家庭的歧视，包括单亲家庭和多代家庭，没有父亲，以及过度性行为的黑人母亲。律师们通过暗示和直接引用了密尔沃基城市景观中孩子的社会和地理定位，有力地渲染了这些主题。

在法庭审判中，证据不能与叙述分开 。 事实上， “ 叙述常常成为他们自己的最佳证据 ” 。叙事主题不仅明确了对受害者先前行为的期望，而且还反映了他们在法庭上的具体行为表现。换句话说， 一个 “ 真正的强奸受害者 ” 不仅要在袭击的时候受到创伤，而且还要在证词中通过她的举止和反应来达到创伤受害者的标准 。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辩护律师 使用了孩子的证词、身份、历史以及他们的家庭，来建立“合理”的怀疑， 通过使用性别和种族刻板印象和关于妇女和儿童的“成见”，影响审判的结果；法庭的制度设计在其回应和干预过程中进一步延续了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同时，检察官也通过用一种可能与陪审员产生共鸣的方式，来执行类似的功能，美国性侵研究指出， 检察官对案件结果的关注会影响哪些案件被驳回，而且往往会取代受害者的需要 。

公正的结果被不公正的过程所破坏，这种不公正的过程延续了结构性的不平等， 这份研究提供了对儿童性侵案裁决，以及对儿童受压迫和更广泛的刑事司法实践中隐藏的不平等制度的批判性见解。法律的公正需要制度公平守护，受到侵犯的孩子乃至任何人都应该无差别地享有法律的保护，而非审判的非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