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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社会学 | AJS：阶级普遍主义的民族根源：重思俄国革命

Political理论志 · 公众号 · · 2021-03-03 14:07

正文

阶级普遍主义的民族根源：重思俄国革命

编者按 ：

本文探讨了普遍主义阶级思想基础的民族根源。它以经验为重点关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出现，对俄国革命的精英们进行了传记分析，发现三分之二是俄罗斯帝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在探讨阶级和民族作为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具有不同意义的交叉经历之后，本文认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普遍主义与寻求世俗主义以回应宗教紧张局势的人们有联系，并认为这是一种将民族暴力和宗派主义被排斥在外的普遍主义政治。民族中立和宽容的“帝国”假想，在俄罗斯化和地缘政治之中尤其具有威胁性。苏联Communist的阶级普遍主义与其构成的Communist一样，既是民族特殊主义的产物。

作者信息 ：

Liliana Riga ，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

Liliana Riga, 2008. “The Ethnic Roots of Class Universalism: Rethink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Eli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 649-705.

Dr Liliana Riga

阶级 、民族和布主义（bolshevikism）

本文将这项研究纳入对布和布主义的重新理论化。这意味着要超越革命知识分子的阶级异化理论，将早期的苏联精英在社会学上纳入民族主义的“第四时区”（fourth time zone）（Gellner 1994）-这是一个复杂的民族分层和民族政治的帝国领域，在这里帝国统治意味着社会上有民族地区别对待精英阶层，专业阶层和官僚阶层，帝国的负担和利益在阶级和族裔之间分配不均。阶级和民族成为俄罗斯人和少数民族的交往社会经历，而社会不平等现象在其民族标志中最为明显。因此，如果革命之前出现了独特的社会流动模式（Goldstone 1991）。那么，如果我们要更好地理解激进动员的途径，就应该关注那些承担了帝国负担的人。

但这还需要进行分析性重新定位。它从将革命的俄罗斯激进政治概念化为对工人阶级的形成或特权精英和知识分子的疏远的反映，转向对公民社会中主要社会（民族）群体以及专业人员和“特别是中产阶级”群体（例如，Zhao 1998，2001; Goldstone 2001; Mann 2004; Clemens 2007）。如果边缘群体在阐明替代性社会秩序时对于“变革性”意识形态的传播至关重要（Skocpol 1979；Goldstone 1991），那么其他形式多样的社会群体可以共享经验或社会的共同维度。使他们融入革命政治的地理位置：例如，我强调了帝国的边境地区，多民族的城市主义以及准或有问题的同化等经验共享维度。

但是，变革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需要一种“全面和另类”（totality andalternative）的感觉（Mann 1993）。当阶级政治仅限于工作场所并且不涉及民族空间时，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就会受到损害（Katznelson 1981）。然而，族裔纽带可以提供必要的共享经验和社会信任，以形成某些工作场所激进主义的基础，Gould 关于革命性法国的工作表明，1871年在巴黎，叛乱分子的身份扎根于社区和城市社区，成为了基础统一的阶级意识激进主义的出现（Gould 1995，27–29、154、181、197–201）。

在俄罗斯帝国，阶级（经济）和地位（政治）都是围绕民族专制地组织的。想象中的阶级社区通常是围绕民族团结而建立的。这以及社会不平等与民族或文化标志相结合的事实，使得对更大的社会秩序的挑战更加容易：政治压制首先被纳入，然后压制了民族分裂，因此有助于在帝国边缘塑造由民族构成的阶级普世主义意识形态。

讨论

尤里 · 斯莱兹肯（ Yuri Slezkine ）在其著名著作中指出，学者们倾向于忽略早期苏联政权中长期隐含的民族倾向 ( Slezkine 1994 , pp. 414–15, 420, 439 ) 在阶级普遍性的统一之下蕴含着明显的民族特殊性。可以论证的是，这一特征的某些部分可以追溯回早期苏联精英作为一个苏联化多民族帝国的产物和回应的过程。上述的民族传记部分阐述了布的激进主义是如何吸引到那些珍惜现世的，普遍的，普世教会合一的，或民族中立的帝国政策的人们，尤其是在那些民族暴力，宗教宗派主义，俄国化和地缘政治最具威胁的社会区域。布的阶级普遍主义意识形态根植于民族特殊条件或是帝国社会和政治的条件中。通过把民族文化身份和体验塑造成一个普遍的阶级为主的意识形态，布回应了古老政权的社会和政治排斥。想象的阶级群体通常以民族团结为体验方式与建设基础。然而，当政治压迫抑制了民族分裂并强化了以阶级为基础的动员身份，民族文化的边缘化被深深植入了阶级运动的核心身份中。

因此，我提出了四个分析结论。第一，尽管大部分的社会学文献将几乎全部的目光放在了俄国革命运动的阶级身份上，在革命前的帝国社会中，民族文化身份，比起阶级身份而言，对于许多的社会经验—例如身份和政治—有着更明显的影响。 Gellner （ 1996 ）在研究民族主义运动国家与阶级的关系时称，阶级差异与文化差异的共同作用赋予了革命的潜力。单一的元素不能创造革命，但是当他们被结合起来时，则可以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影响。 Mann （ 2005 ）在研究民族屠杀时分析，“在包涵了其他形式的剥削时，民族民族主义会变得最强。” Suny （ 1993 ）同样发现当社会冲突以文化差异形式表达出来时，或是当社会不平等被文化差别强化时，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运动会应运而生。广义来说，这些研究可以被应用到俄布的案例上。然而，社会阶级对于领导的精英来说只是一个影响力不断变化的要素，我的发现指出其并不是经验上最重要的部分。对于布社会世界的传记重构为我的发现提供了至少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正如 Gould （ 1995 ）论证，革命者的动员和征用通常依赖于已经存在的住户，工作，群体和朋友网络。布尔什维克的传记显示，民族与社会经济的体验是通过农村文化网络、民族社区、俄国化的学校，和民族职业网络为媒介的。第二，由于社会身份受到帝国政策的影响，更具体来说，受到身份形成与政治排除与边缘化的共同影响，民族政治排斥在革命者的社会体验中最为显著。

第二个结论分析了俄国化，或者文化同化，与非民主的帝国政策的结合影响。 布主义者在广义上是一个同化的文化外来者，在国家边疆的元素上尤其明显。在一个多民族的语境下，俄国化或者同化实际上加强了社会边缘化，因为类同化的民众们被悬挂在了两个文化群体之间。为了对抗这个现状，在列宁的主要影响下，民族身份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帝国身份显著的塑造了对整个革命运动的民族容忍度。作为一个中立的社会环境，布主义道德责难了阶级归因而非民族民族身份，并借此纠正了俄国帝国社会中的政治排斥、边缘化，与社会冲突的根源。

第三个结论发现更细化的社会民族和形态的多样性给革命条件下创造了一个全社会的多样的动员基础。 同样重要的是布主义通过文化，将社会民族身份复杂的精英同化成一个在功能上与民族主义运动类似的精英的能力。

第四个关键的发现解读了布利益和他们引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选择性的联结。 当布主义包含了帝国主义理想，反民族主义，对民族和宗教宗派化的反对，和普遍的政治视野回应了那些帝国主义排斥的困境，它成功地规划出了一场由受困于民族身份的多民族帝国向一个受困于阶级问题的多民族苏联的革命转化。社会主义阶级的普遍化即参与了民族特殊化的创造，也成为了民族特殊化的产物。

一个传记研究的附录

附录 A 主要记录了除了布尔什维克者自传，传记，和个人回忆录之外的其他素材。作者对参与者的父亲的社会背景（阶级或资产）国籍，民族，职业进行了归纳分析。附录 B 具体解释了七种不同的合并中的社会阶级，包括：牧师有产者、贵族有产者、商人和达官显贵有产者、 meshchanstvo 的有产者（小资产阶级和镇民）、农民有产者、外国人或外来少数民族（包括犹太人和其他不能被同化的民族），和哥萨克军队有产者。

政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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