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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女人到底为什么会被性侵?

BIE别的  · 公众号  · 国际  · 2017-05-16 16:30

正文

与其说我们想谈谈性侵,应该说我们真的无法不去谈论它。平日里很多所谓的媒体热点话题我们其实都不太在乎,但这一次林奕含到阿廖沙所引发的舆论旋风,把我们用力地卷了进去 —— 对我们中的一些人而言,这甚至是一场风暴。

“我们” 是指 VICE 办公室的女孩们。

我不能代表她们,也用不着。她们的故事她们自己会讲,有人已经在讲了。我加入这个话语风暴想谈的是:这场风暴中人们的恶意和温情究竟来自哪里?

VICE 有一个女员工的微信群,目前30人。几天前的早晨,有人发问 “你是否有被性侵或者接近性侵的经历?” 十分钟内14个人做了答复,全部是 “有”。剩下人的答案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结果已经让所有人都有些意外。

于是我去补习了性侵犯(sexual assault)的定义。

百度是这样写的:“性侵犯泛指一切种类与性相关、且违反他人意愿,对他人作与性有关的行为。包括强奸、性骚扰在内都可算是一种性侵犯,像露体、窥淫等也可算是性侵犯的一种”。

美国最大的反性侵组织 Rape, Abuse & Incest National Network(强奸、虐待和乱伦国家网络,RAINN)和美国司法部对性侵犯的定义相似:任何未经受害者明确允许的性接触或性行为,包括强奸或企图强奸、不想要的抚摸和碰触、强迫的性行为(包括口交,插入或被插入)。

Merriam-Webster 辞典上对性侵犯的定义除了未经允许的强迫的非法性接触,还特别说明:当受害者处于(因为年龄、身体或精神能力)无法给出允许的状态(比如未成年或神志不清),或者出于对施暴者的信任(比如一名医生告诉你这样是检查的一部分),或是因为其权威位置(比如上司、老师)产生的非意愿性接触,都属于性侵犯。

这些答案和我的理解是一致的:性侵犯包括但不限于强奸,同时很多形式的性骚扰都属于性侵犯。其实标准很简单 —— 一个人出于性意图违背你的意愿对你做了些什么,让你感到了被侵犯,这就是性侵犯。

但是被侵犯的感觉,并非每个人都理解;而对此的不察,有的因为无知,有的因为恶意,都成了对受害者二次伤害的刀。“那女生一定很骚”,“他这样又不是第一次了,就你成天唧唧歪歪负能量”,“谁让你喝酒的”,“你为什么不拒绝” —— 以上全部是对性侵经历真实的回应。

一位友人在微博上发表了自己在14岁时曾被性侵的经历,这是一条评论

“为什么是你呢?” “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招致这种事?” 我们不会对癌症患者和车祸伤者问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对性侵受害者这样问?答案或许就在林奕含写的这句话中:“人对他者的痛苦是毫无想象力的……因为人不愿意承认世界上确实存在非人的痛苦”。

这里面有两层意思:1,人们不能想象;2,人们并不愿想象。


 想象屈辱感 

情感是否可以虚拟?

我们在读故事读小说的时候,可能是在体验自己没有的经历,体会着他人的情感,但这种想象的基础在于我们共享对于一种情感的感受经验,比如爱、愤怒、悲伤。但屈辱感不是这种原色般的基础情感,就好像焦虑、绝望、狂躁 —— 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的情绪很难将它们具象化。因为这种无觉,人们常对别人的经历不以为然:“你有焦虑/抑郁/狂躁症?哈哈哈我也有啊,我天天焦虑/抑郁/狂躁好几次呢”。

照片来源,摄影:曾原信

林奕含风暴带出了无数来自被性侵者的叙述。阅读这些叙述可以塑造人们对性侵更完整的理解,但是这是否能模拟并让没有类似经历的人真正感知到叙述人的情感?

我非常幸运。我的性侵犯经历很少,除了青春期有一次被一个露阴癖尾随到家门口(仍然记得当时感觉很害怕)外,还有两次可以脱身的边缘经历,都在我年纪足够大以后 —— 不过其中一次我真切地感到了危险:在一间积了薄灰的教室里,我与他告别,他要拥抱,然后双手伸进了我的衣服。那也是一个老师,好在并不是我的老师。我去看他的时候,以为我们算得上怀有共同理念的友人或同志。被这两只手钳住的时间可能只有五秒钟,但已经足够让我感到极度恐慌,因为我意识到我挣脱不开,而他的手还在往上移。我准备大叫,同时绝望地意识到学期刚刚结束,走廊上空无一人。“坏了”,我脑子被这两个字占据。

最终他还是放手了。我走出校园的时候发现手在抖。这是应激反应,我可以调整,但我无法调整那种屈辱感。并不是因为和一个男人发生了身体接触而感到屈辱,而是因为被挟制、被强迫、被人夺走了尊严。屈辱感的核心是,你失去了自尊和主权,失去了对自己身体和身体行为的掌握。

尊严这个东西不是自己的么?为什么别人可以拿走?

你自以为是一个独立自由的现代女性,那一刻却发现照样可以被人这么轻易地夺去自主,照样无力,照样输给性别暴力。我很生气很不甘心。而且,当侵犯我的身体主权的人是一个我本以为和我一样尊重女性和平等的人,这更让我愤怒。就算他不至于拥有一颗作为学人 “应该有的千锤百炼的真心”,这也足以让我感到背叛。

这样的经验之后,我或许可以说,我能够体会林奕含阿廖沙们的感受,但这种体会仍然何其有限。我不能骗别人和自己说,我能和那些被翻倒、被扣住手脚、甚至被插入的人 “感同”,因为我并没有 “身受” 过。我更不能,也没权利,对一个跟我说 “性侵犯对我而言是核爆” 的人,说 TA 在小题大做。

如果你没有感受过这种剥夺感,你可以说 “对不起,我不能想象”,或者说你恰恰应该这么说。而你最不应该做的,是告诉有过这种经历的人该如何自处。

事实上,我想过这种屈辱感的体会是否可以 “翻译”。所以我问了身边的男性,让他们感到最屈辱的经历是什么?一个说是小时候被小混混围殴,打完了然后扔给他50块钱。这听起来是不是和性侵够接近了?后来一个有过性侵经验的女孩说,这差远了,除非他是被按在地上扒了裤子,然后被人围观。

造成屈辱感的不是性本身,而是其中的暴力 —— 不光是肢体的暴力,一切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所导致的强迫行为,都是暴力。这就是性侵犯得不到应有的讨论和重视的原因。屈辱感人们或许还可以尝试去想象,虽然想象能力受限于同理心和经历,但关于暴力与权力,人们则可能根本没有去想象的意愿。


 想象权力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不受侵犯的人身权利。对性侵受害者们,这个权利(right)却被权力(power)侵犯了。如果有人非要问出这个问题 “这些女人为什么被性侵?”,这其实是唯一答案:因为有人滥用了自己的权力 —— 自己在体能、权威、地位、情感等方面,高于受害者的 power。

我们前几天采访了一位视障女性,她叫婷婷,以前做过按摩师,现在一家帮助残障人士的机构工作。婷婷给了如下的叙述:

“我从小是留守儿童。因为视障,我父母送我去学算命,从我10岁我师傅就开始对我非礼,当时家里不重视,我说完 TA 们也不相信……我当时对发生什么一知半解,我家人对我这方面的教育也不多,我记得以前只说过 ‘你千万不要跟人有了孩子,否则我们会把你扔进河里’。TA 们的教育方法很粗鲁,TA 们不是们残忍,是粗鲁,TA 们不知道要性教育要如何引导这些事情。而且TA 们就觉得我要好门技术,能生存就可以了。”

“到了按摩店之后,有人会跟你谈,给你多少钱,让你干什么,也有的人真的会伸手。有一次有一个客人闯进房间袭击了我,被同事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跑了,我也抓不住他。这些事情给我的心理状态很大刺激,也抑郁过,想过跳楼什么的。但每到最后那一刻的时候,我都觉得还是舍不得,觉得我不能这么做,觉得人生应该不止于此,所以就一直坚持了下来。现在说这些我很平静,但以前我还是多少会怕揭这样的伤疤,还是挺痛苦的事,偶尔也会做噩梦,看到一些留守儿童过得不好的时候也会难过,但是相对会平和一些。一路下来我发现你身边的人真是对你帮助很大,我的恢复离不开我最亲近的人,比如我的丈夫的鼓励。其实我现在还在恢复期。”

婷婷说的时候轻描淡写,采访的同事倒是快哭了 —— 她想起了自己被性侵的经历。

残障、留守儿童、女性,这些身份在婷婷身上交织,让她成为人们眼中一个绝对的弱势个体。这样的位置上,她比一般人更可能遭受性暴力。然而她对性暴力的理解可能比很多人都透彻,让人心生敬意:“现在只是(我们)这个群体被报道了,被聚焦了,其实其他群体也一样存在的。不是谁比谁更容易,还有没被发觉的呢?”

是的,性侵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得多。而这些没有被发觉的事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教室、家庭、办公室里。

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2013年的《强奸危机》报告,年龄段在16岁到59岁之间的女性中,20%曾遭受过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性侵犯,其中却只有15%向警方报案。另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的数据,在2016年,台湾地区有约8100人遭受性侵害,其中超过80%受害人是女性,半数受害人未成年。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在2016年底发布了由大样本(6592人)采集的《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情况调查》。7成受访者报告曾遭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75%的女性受访者遭受过至少一次性骚扰,61.8%的人报告曾经历不受欢迎的性企图,8.5%经历过性强迫,性强迫者自杀倾向是其他性骚扰的近3 倍。9成性骚扰实施者为男性。在遭遇性骚扰后,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沉默和忍耐,报案率不到4%。

这些数据阐述了权力更深广的一层含义:它是一个网络,一个体系,全部人都置身其中,除了性侵者和受害者,还包括那些 “在性教育中已经缺席了,却以为还没开学” 的父母,对你的求助置若罔闻的校方和警方,以及对你的经历进行质疑和嘲讽的 “朋友” 和陌生人。对于权力体系中的弱势者,性侵只是一连串伤痛的起点:因为羞耻默默承受会带来伤痛,说出来却可能招致更多的羞辱和伤痛。正像《阴道独白》的中文改编版《阴道之道》中的台词:“一旦我说出来,一旦我为自己的尊严有所要求,我将加倍地失去她!”

对友人性侵经历的又一种评论

所以该怎么做才是对的?这不是一个该扔给性侵受害者的问题,而是该指向我们所有人。可是,在高墙和蛋之间,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站在蛋的一边。对于人们对现有权力秩序的维护倾向,很多学科都有各自的理论和讲法(比如心理学上叫社会正当化理论,哲学上有argumentum ad antiquitatem)。人们倾向于为不公正找理由,于是利用责备受害者(victim blaming)以解决自己面对不良社会秩序的不适感。更可怕的是父权秩序运行基础之一,就是让女性之间进行攻击和敌视,把彼此看作对手而不是伙伴。

于是人们更关心这样的问题:“这些(女)人为什么会被性侵?”,而不是 “这些人为什么会对他人施暴?”

 荡妇羞辱已经成为人们的 “常识”,而责备受害人是惯性


 想象 “我们” 

正如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在《脆弱不安的生命》中说,“如果那些生命一直不为人知,如果他们仍然无法受到人们的悼念,如果他们的形象不是那么脆弱不安、满目疮痍,我们就永远不会为之所动。我们不会产生义愤填膺的情感,这份特殊的情感乃是以他者的名义,为他者感到义愤。”

林奕含就是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生命。这个生命的逝去终于让我们为之所动,感到义愤。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保守地区至今仍有对父权秩序下被视为行为 “不检点” 的女性家庭成员进行 “荣誉杀害”(honor killing)的传统(还有 “荣誉抛弃”、“荣誉家暴”、“荣誉侮辱” 等)。直到巴基斯坦女模特巴鲁奇被亲弟弟 “荣誉杀害”,因为她生前在网络上的知名度这个事件才得到曝光并引起社会关注。暴力是光荣的,受害者却因为被施暴而失去了荣誉,这个权力关系如此荒谬,却要经由多少生命的代价才能换来反思?

在这里更准确的对 honor 的翻译应该是 “荣誉“ 而不是 “贞操”

而就算林奕含死去了,活着的阿廖沙一旦发声,面对的仍然是一整个权力体系。更多的阿廖沙们甚至无法发声,因为这是一个仍然会有 “女德班” 这种东西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想教给女人的是 “孝、顺、柔、和、慈、良、贞、静”,是如何做一个完美的受害者,而不是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反抗暴力、如何变得强大。

阿廖沙揭露的北影性侵事件后,事件相关的教师所带的班级发出了集体声明,为教师洗白,对其中原因的分析请去截图中账号自行阅读

好在我们还没有失去义愤填膺的能力,没有失去对同类的温情和善意。这个 “我们” 不仅是 VICE 办公室的女孩们。几天前,一个女性友人也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下了被性侵的经历。海量的回复中,有至少100起性侵的描述。她看得很难过,因为她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无法更早的说出来,无法告诉父母和恋人,这又有多折磨。她说,“我想拥抱所有的女孩子”。

林奕含在她的婚礼上说,“我想要成为一个对他人痛苦有更多想象力的人”。看到了世界阴影的一面,有些人却更加想要去保护别人,安慰别人,去理解和承担他人的痛苦。就是因为这样我仍然相信一切会慢慢变好,就算现状是这么糟糕。

来自电影《熔炉》

钱穆先生曾这样希冀过,越是困乏艰险,越应奋进多情。对别人苦难的想象就是一种多情。能想象,才会在乎,才会想做点什么,想改变点什么。当一些人有勇气说出自己的经历,这已经是改变的开始。而它会带我们去向哪里,是更好的文明还是淤浊的野蛮,是看我们怎么做。当我们明白性暴力其实关乎着我们的共同命运,我们应该和这些讲述了自己性侵经历的女人们说的,除了 “抱歉”,或许还有一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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