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按：最近“棉花”的话题爆热，听说连《棉花帝国》一书都卖脱销，也有很多人来问我看法。国事不敢议论（哪怕“奉旨议政”），但史事还是可以谈的。今天发一篇《棉的全球史》一书的书评，其实是两年前的旧作，供大家参见。
现在上海的市花，众所周知是白玉兰；但不为人知的是：1929年上海特别市评选市花时，获得票数最高的却是棉花。
确实，如果就历史渊源而言，棉花可说是上海这座城市当之无愧的象征——从1291年建城起，上海在七百多年的时间里能由滨海小城发展为国际大都市，棉纺织业极有可能是起到最关键作用的一个产业。
上海最初就是因黄道婆在乌泥泾传授棉纺织技艺而逐步繁荣起来，因而明清两代每年都要在先棉祠祭祀黄道婆，到了近代，上海又是国内发展近现代棉纺织产业最大最先进的城市。
正如英国工业革命所证实的，
棉纺织业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现代工业的母体，孕育、催生、带动了无数相关技术和产业发展。
“棉的全球史”之所以重要，原因不外如此：不夸张地说，我们整个现代世界，都依赖于棉纺织产业驱动的工业化进程，这是第一个进入机械化的产业，而生产之后的贸易、流通又极大地影响并重塑了一个“新全球体系”。
[意] 乔吉奥·列略 / 刘媺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8-1
近年来，很多学者都试图追溯这段历史，理解影响我们至今的工业化、全球化进程是如何发生的。《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更偏向历史学的写法，历史脉络条理清晰，对辨析技术、概念、理论则多一笔带过或融入叙述之中。这种写法更加“读者友好”一点，但弱在理论对话：它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观点是指出
“战争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角色）对全球化的推动，但他未回答，为何欧洲的“国家”能带来战争资本主义，别处却不行
。
相比起来，《棉的全球史》在写法上围绕问题（尤其是“大分流”）展开，辨析各种因素，更偏向社科分析的理路。乔吉奥·列略的用意并不是为了书写棉花的传奇故事，而旨在回答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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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工业革命不是诞生在棉纺织业早先的中心亚洲（尤其是印度），而这些亚洲技术、知识和原料进入欧洲后，却催生了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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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是棉花改变了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改变了棉花？
显然，
这些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棉花本身，而在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的起源。
多少年来，无数学者都在争论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特殊因素，让工业革命诞生在西方（更特定地说是英国）？
美国加州学派的历史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直至1750年左右，身处工业革命核心区的英格兰仍然与同时期的中国江南地区在社会发展水平上相差无几，但之后就出现了“大分流”，彼此走上了全然不同的道路。
实际上，此后的两三百年里，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在技术、社会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鸿沟，也都是那时候奠定的。
乔吉奥·列略也注意到，那一切的变化正是随着棉纺织业的工业化进程开始的：1750年后，纺纱机在西欧的普及应用，使得18世纪末一位欧洲妇女纺出的纱线达到一名印度妇女的300倍。古老的亚洲社会自此逐渐从全球的生产国沦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对象，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都一直未能摆脱这种地位。
为何双方的命运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为何又是西方推动了全球化并在其中取得支配地位，这样一个巨大的话题极难回答，但通过棉纺织业这“一滴水”却可以折射出全景。
要理解这一点，就要先回到“西方到来之前”的历史，也就是说，
在这一变革中，“英国是终点”，而“印度是起点”。
棉纺织虽然在长达一千多年里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业，但在17世纪之前它所缔造的世界却迥然不同：那时棉纺织产业的中心是印度，生产各种不同种类的棉布并行销到印度洋以外的各地，但这却是一个通过“中间者的网络”进行贸易的体系，印度虽然是生产中心，但却不能掌控各个贸易节点。
列略着重指出：
这是一个“离心体系”，以资源、技术、知识的扩散和利润分享为基础；而此后欧洲创设的却是一种“向心体系”，其基础是“中心”从它的生产和商业体系中剥削资源和利润，“新的体系是竞争和排他的，而不是合作和共生的”。
现在印度国旗中央的图案是阿育王的脉轮，但一度争议最大的，是要不要把象征印度的纺车轮取而代之，在圣雄甘地的理念中，纺车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
轧棉、纺纱、织布这些一向都相对简单，因而在亚洲各地，普遍都很容易融入到家庭生产中。
这是一种“嵌入”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生产活动，千百年来既没有催生大机器生产，也极少人去着手改进技术，因为人们从事棉纺织生产只是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并不像西欧资本家那样强烈地追求利润。
与别处不同的是：欧洲的商人不是满足于成为一个贸易网络上的“节点”，而是出资推动集中化生产和规模经济，通过官僚性的管理，
谋求掌控从生产到流通的整个体系，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
但这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事实上，欧洲的这一体系特征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如此，应用于从糖料到棉纺织的各种不同生产体系，因此，
真正重要的并非原材料和技术本身，而是其组织管理原则。
不可否认，在欧洲逐渐支配棉纺织业生产的过程中，来自亚洲的原材料、技术和知识都曾起到推动作用，但真正革命性的却是资本主义对从生产到消费整个过程的重组。
固然，本书强调了棉本身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样具有极高供应弹性的原材料，那么在棉纺织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生产成本将会剧增，甚至导向生态崩溃而无法持续，
只有原棉才是耗能低、成本低、单位利润高、贸易量大的理想材料，因而具有非凡的全球贸易潜力
。
这乍看是棉花塑造了新的生产体系，但如果我们暂时把目光从纺织业上挪开，就会发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第一种采用种植园、奴隶劳工和机器生产的产业是制糖业，而且在咖啡、可可等不同产业上都具有相似的模式，即资本来自欧洲、劳动力来自非洲，全部产品用于出口，以专业化生产和规模经济追求利润。
这意味着，
是资本主义生产“选择”了棉花，发现棉花刚好是最能适应生产需要的理想原料，但如果没有棉花，那它极有可能也会找到另一个产业进行投资。
原因或许正在于经济史学者伊斯特凡·洪特在《贸易的猜忌》中指出的一个特点，即
欧洲的经济发展是以“倒序”发生的：它始于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相当繁荣的远途贸易，国内贸易随之逐渐发展起来，直到最后农业才变得商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