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美国政坛掀起了新一页。被公知粉饰的各种高大上外衣被一层层撕去，露出党争、内斗、阴谋、倾轧的政治大戏，让人应接不暇。
如果将表现美国政治内幕的电视剧《纸牌屋》与现实一比，不禁让人感叹：
艺术来源于生活，居然tm还不如生活精彩。
其实，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坛，才是“民主政治”的本来面目。美国政治制度继承自其前宗主国英国，在英国这种以党划线，党同伐异的残酷政治倾轧更是历史悠久，其中一个典型时期就是都铎王朝，特别是本篇主角托马斯·克伦威尔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让我们来看看都铎时代的“纸牌屋”都发生了什么。
托马斯·莫尔执掌大权后，露出比沃尔西更加凶恶的面孔。新教徒们甚至有些怀念沃尔西的时代，虽然他贪腐，但是他还有些人性；而莫尔私德高尚，清廉如水，却穷凶极恶地烧书烧人，更衬托出他没有人性的恶魔本质！
在宫廷上层，亨利八世则对于莫尔的不为己用和辜负信任，深感恼怒。而安妮·博林目的是要将英国变成新教国家，莫尔上台后却大肆迫害新教徒，成了比沃尔西更强硬的障碍，必须将其粉碎。
在朝野上下强大的压力之下，莫尔被迫于1532年辞去大法官职务。安妮·博林借机将自己的盟友托马斯·克伦威尔扶上首席国务大臣的位置，成为英国政坛的权力核心。以克伦威尔上台为标志，英国宗教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中国人通常熟知的那个克伦威尔，砍了国王查理一世，自己当“护国主”，叫做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年），比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约1485年－1540年7月28日）晚了一百多年，是十七世纪清教革命（或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关键人物。
这两个克伦威尔都是著名权臣，都曾在英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能有人会好奇，这两个克伦威尔之间有关系吗？
“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
还真有。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外甥理查德，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曾祖父。理查德是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姐姐凯瑟琳和其丈夫摩根•威廉姆斯的儿子，1528年那场险些使得安妮·博林挂掉的汗热病瘟疫，夺走了克伦威尔的妻子和两个幼女以及姐姐姐夫的生命，于是理查德被克伦威尔收为继子。克伦威尔还有一个亲生儿子，他不忍儿子沾染政治的肮脏，始终没有让儿子从政。
有一次他自嘲地与儿子对话：“有个给安妮·博林跑腿的傻小子，我听他说我看起来像个杀人犯。”儿子的回答是：“你难道不是吗？”可以看出，克伦威尔的儿子完全不理解其父的内心世界。
但是理查德则不同，他被克伦威尔当作助手，并被作为其衣钵继承人而着力培养。理查德把自己的姓改成了克伦威尔。托马斯•克伦威尔死后，理查德继承了其主要遗产和爵位，并一直传到奥利弗。从家族传承的角度来说，说奥利弗是托马斯的后代也无不可。奥利弗从小将托马斯·克伦威尔作为榜样，其行事风格，也处处存在着模仿着这位先祖的痕迹。
托马斯·克伦威尔从政期间，历任财政大臣、掌玺大臣、首席国务大臣，获封艾萨克斯伯爵，亨利八世身边第一权臣，被誉为亨利八世的“右臂”。他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坚定拥护者，是英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甚至有人称其为第一位近代政治家。他才是英国宗教改革的真正操盘手和掌舵人！
托马斯·克伦威尔
1485年，也就是亨利七世击败约克家族的理查三世，定鼎江山的那一年，
托马斯·克伦威尔生于伦敦的一个平民之家。托马斯的父亲沃尔特·克伦威尔是个白手起家的工厂主，他拥有一家啤酒厂，并在一家缩绒机厂或者也可能是一家铁匠铺有点股份，相对富裕的家境使得克伦威尔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
然而，他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酗酒后爱发酒疯的英国男人，克伦威尔小时候一言不合就要被他爹揍，特别是在他爹喝酒以后。克伦威尔一方面继承了父亲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其生活环境又造就了独立、叛逆的性格，而他骨子里又被打上了崇尚专制暴力的烙印。
大约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大约是再也受不了专制暴力的父亲，克伦威尔离开英国去外面闯荡，这段时间他的经历是个谜，据他自述，是作为法国的雇佣军赴意大利参战，并随军在意大利参与了政治活动。对于这几年的黑暗经历，他曾用一句话概括：“年轻的时候我是个恶棍”。
随着法国的战败，他作为一位佛罗伦萨银行家的随从留在了意大利。很快，克伦威尔因为头脑灵活和表达能力出众获得提拔。三十岁之前，他已经在威尼斯、罗马和安特卫普崭露头角，成为一个银行家、实习律师以及羊毛交易经纪人。当他在三十岁左右返回伦敦后，很快就因为精明能干，得到同样出身平民的大主教沃尔西的赏识，被他选作助手并作为接班人着力培养。
在克伦威尔同时代人的眼中，他有着天然的魅力和敏捷的社交手段，并且思想前卫、乐于取悦别人，言谈举止风趣得体，他的精力似乎永无止境。
在优雅风趣的面具之下，隐藏着一颗强硬、多疑、冷酷的内心。
克伦威尔在国外漂泊的这些年，使他见识了人世间的各种险恶，塑造了他狐疑善变、冷酷无情的性格；而他从商过程中接触到很多持新教思想的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克伦威尔成为一名坚定的新教徒。
新教与天主教的对抗，绝不仅仅是宗教信仰不同那么简单，而是新兴而又雄心勃勃的资产阶级新贵 ，向行将没落却又专横跋扈的老贵族发起全面挑战。像沃尔西和克伦威尔这样的人，拥有巨大的金钱与权力，却因为出身低贱，被那些拥有悠久历史的老贵族肆意轻贱，甚至当面出言侮辱。在克伦威尔看来，这帮纨绔子弟不过是一帮依靠祖宗荫庇，自命不凡却又眼高手低的废物而已。
致力于推动宗教改革的安妮·博林，到处物色得力帮手，很快注意到大主教沃尔西身边的这个精明强干的助手，在接触和试探的过程中，发现他和自己一样是坚定的新教徒，于是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同盟。
当时安妮·博林已经是亨利八世的心头肉，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王后，克伦威尔自然看出，这是一个绝佳的向上爬的机会。尽管他也知道，博林家族在扳倒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沃尔西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错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因此他仍然接过了安妮抛过来的橄榄枝。
于是，安妮·博林、托马斯·克伦威尔和托马斯·克兰麦结成了三头同盟，成为驱动英国宗教改革的核心力量。安妮·博林身后站着的诺福克公爵、安妮·博林的父亲兄弟等人，也因为利益捆绑加入进来，共同形成了国王身边的改革派集团。
其中，诺福克公爵虽然是旧贵族又是天主教徒，但由于他是安妮的舅舅，为了权势，只能暂时忘记自己的信仰，成为改革派的一员。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新教改革派”的这些人能走到一起来，除了为了“志同道合的理想”，更多的是为了共同的利益。理想固然重要，但是共同的利益基础，才是干事业的基石！
在沃尔西失势的1529年，克伦威尔当选为国会议员。克伦威尔还来不及为沃尔西的凄惨下场感到悲伤，就马不停蹄地投入激烈的政治斗争中。
当时旧贵族已经式微，上议院被天主教会的高层把持。以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为首的上议院坚决反对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案，认为国王没有得到罗马教皇的批准一意孤行与王后离婚，最终只能导致英国教会和罗马教廷的对立，亨利八世的做法将毁灭英国教会。
这些人如此反对国王离婚再娶，其实并不是对国王的性生活有多大意见，或者对天主教有多虔诚，出发点还是自身的利益。
都铎王朝建立以来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大力打击旧势力，旧贵族在亨利七世手下哀嚎遍野，人被杀得七零八落，财产被没收充公，幸存下来的旧贵族无不对都铎王权恨得咬牙切齿。
亨利八世上台以来表面上比他爹宽厚，但是白金汉公爵突然倒台让旧贵族明白，亨利八世平时和蔼可亲的面孔，随时可能变成令人不寒而栗的另一副模样。天主教士阶层对于旧贵族的遭遇本就有兔死狐悲之感，再加上亨利八世对修道院财富的垂涎之心已是昭然若揭，他们无不心存强烈不安。
因此，旧贵族和天主教士们心中都巴不得天杀的都铎王朝赶紧倒台。现在居然出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机会能让都铎王室绝嗣，这么好的机会还不赶紧抓住？说什么也不能让国王诞下男丁！
这样一来，大家就没得谈了。在英国国会的框架之下，不能“友好协商”，那就只能党同伐异，肉体清洗。
用政治铁腕搞人，正是克伦威尔最拿手的的本领。
克伦威尔的第一步任务，是打击天主教士的特权。
一直以来，教士之所以这么牛，就是在于他们是世俗法律管不到的一群人，是拥有“治外法权”的特权阶层。克伦威尔在下议院展开活动，广泛联系对教士特权早就心怀不满的新兴资产阶级议员，对天主教士的特权宣战。
克伦威尔是英国历史上首位玩弄议会政治的高手，通过暗中串联、操纵选举、控制提案和表决程序通过符合己方目的的提案，否决对方议案的目的，成为国会的实际操纵者。
从1529年开始的英国国会被称为“改革国会”，一共存在了7年之久，召开了8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宗教改革法案。
天主教会包办了婚丧嫁娶的一应事宜，并从中大肆敛财。克伦威尔首先从民愤极大的乱收费项目入手，打击宗教界的财源。
在“改革国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颁布了《遗嘱检验法案》、《丧葬费法案》、《兼领圣俸法案》，限制了教会揽收遗嘱检验费和丧葬费的权力，对兼任圣职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并禁止教士领有土地和经营农业。
在1529年底，国会通过了《剥夺教士司法特权法案》，从此，天主教士犯罪将与普通平民一视同仁。教士的法律保护伞没了，就可以进一步对其下手了。
在克伦威尔的大力推动下，1530年国会进一步通过了《藐视王权法案》，其中规定了藐视王权罪，任何英国人若是企图请求外国势力干涉英国本土事务，将触犯此法案。
用现代话语来讲，该法案就是宣布国家内政不容外来势力干涉，外来势力不得以“人权”等借口干涉英国“主权”（王权）。在当时的背景下，这部法案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打击那些承认罗马教廷至尊权威的人。也正是这部法案，使得时任大法官的托马斯·莫尔感受到空前的压力，从而加强了反宗教改革、迫害新教徒的行动。
与此同时，教士们也展开了反击。他们联合部分律师，宣称从法理上国会无权授权大主教违背教皇的命令。这些律师对于英国法律体系浸淫多年，论证严密，无懈可击。如果克伦威尔也从法律上进行反击，以英国习惯法盘根错节的先例法案，双方将会陷入旷日持久的司法扯皮与文字游戏中，没个十年八年搞不出个结果。
这种政治伎俩在民主政体中十分常见：我要反对你的议案，但又找不到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想办法把它拖下去，最好拖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
别说十年八年，国王连一天也不想多等，办事不力的沃尔西的下场大家心知肚明，克伦威尔也不可能被这种花样绊住。议会辩论解决不了的事情，那就放在议会之外解决好了。
正在教士们弹冠相庆之时，一桩离奇的投毒案发生了。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的仆人吃粥后中毒身亡，主教大人则躲过一劫。这本是一桩普通的下毒案，但是查来查去，完全找不到头绪。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政治恐吓，其意思是：费舍尔与国王意志作对，将会随时死于非命，这一次只是警告，下一次就来真的了。
就在教士们人人自危的同时，1531年，亨利八世宣布所有反对他离婚的教士犯有藐视王权罪，将会受到严惩。不过他又表示，如果坎特伯雷教士会议愿意拿出十万英镑的罚款，教士们就可以免受处罚。
亨利八世这是赤裸裸地耍流氓！这等于是警告教士们，再与国王作对，有得是办法整死你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亨利八世之前一向还是顾及面子的，突然使出这么流氓的招数，不用问，肯定是有人教唆的，而那个人十有八九就是诡计多端的克伦威尔。
托马斯·克伦威尔漫画
经此一役，天主教士们终于认清了“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严峻现实，教士代表与克伦威尔等人通过一番讨价还价，草拟了一份谅解协议。协议中规定，坎特伯雷教士会议五年内付清10万英镑，并且承认亨利八世为英国教会的至尊首脑，英国教会将服从国王的领导，教会付出这么大代价，国王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撤销对教士们藐视王权罪的指控。
当协议被拿到教士会议上讨论时，与会的教士们都义愤填膺：这就是赤裸裸的强权压迫！但是下毒案的阴影还在每个人的心头萦绕，于是所有人都沉默以对，没有一个人发言。
主持会议的沃汉姆大主教事先已经被克伦威尔“打过招呼”，他说：“不说话就表示同意”。结果全体教士齐声说：“那我们就不说话。”于是，这份协议就在诡异的沉默气氛中通过了。
1531年克伦威尔由于功勋卓著，进入当时英国的权力中枢枢密院，成为国王的智囊团成员，并很快取得核心地位。1532年托马斯·莫尔被迫辞去大法官职务后，克伦威尔接替了莫尔成为国王身边的第一权臣。
随后，在克伦威尔的运筹帷幄下，安妮·博林小三上位与宗教改革同步展开。
国家推动的宗教改革，也算是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第一遭，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克伦威尔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打算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既要稳步推进改革，又不至于导致社会矛盾过于激化，酿成不可挽回的全面动乱。
1532年3月，克伦威尔代表下议院草拟了《反教区主教请愿书》，谴责了教会独立的司法权力，主张废除与世俗法律精神相违背的所有现存的教会法。在1529年废除了教士特权之后，这次是更进一步，要彻底废除所有的教会法律。
这就是宗教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前奏。克伦威尔的目的是就是在舆论上先投石问路，探探大家对此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