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一个有趣的历史时期,没有哪段历史像它的评价这样两极分化。
推崇它的人认为其思想文化达到
造极之境
,指斥它的人认为其政治经济
积贫积弱
。但如果对于宋史的理解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便过于简单。
后人喜欢评价前代某某制度的不足或缺点,评价某某政治政策的目光短浅等,好像前人都是愚蠢的,但这些评价毕竟是事后诸葛。且既已过去的事情,无论如何批判也不能使历史重演,历史毕竟是不停地向前走(不论方向正确与否)。因此在评价某一政治制度之外,更重要的是理解其为何存在。但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是僵硬的,简单罗列制度的起源、形成、变迁和衰亡,这样是无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制度存在的内在逻辑。
或许每一个今人无法理解的决策,在当时都是有其合理性的。
因此,我们要注意到
政治制度中“人”的能动性
。历史学家并非法官执裁,高高在上地掌握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生杀大权”。而应当是一个理解者,站在时人的立场和角度,体察他们是如何思考当时的政治制度、如何实践这套政治制度以及这套政治制度又如何反过来影响其思想。
加入“人”的视角,政治制度史便“活”了
,这也是近来学界提出“过程·行为·关系”方法论的缘由,政治制度史研究必须引入“人的行为”。而
理解“人的行为”,则需要借助思想史与政治文化史的视角。
熟稔宋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么一句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但宋代的士大夫们为何能够提出这样的话,他们为何坚持与皇帝“共定国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又有何底气如此做?宋代科举制的继续发展催生了新型士人群体的产生,北宋早期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和宽松的政治氛围,这种情况下为何会发生中后期的“党争”?
政治学认为,政治社会是一个混沌模型,混沌模型根本无法进行简单的概括总结。
传统的政治史研究简单地给人物贴上标签,按照地域、政治主张不同划分为不同的地域集团、政治集团。但“人”的不一般就在于每个人都是复杂的,
如果严格考究时人的政治态度,可能难以说他完全从属于某一被划分的群体。因此“党争”仅仅是因为新旧不同政治集团而引发的吗?
儒家思想一直强调内圣外王之道,将内在精神超越与外在政治抱负结合起来,但为何宋代后期的士人们似乎主要追求形而上的内在精神世界,而较少抱有改造现实世界的热情和兴趣,使得整个宋代社会趋于内向化?
回答以上诸问题需要对于宋代历史进行重新思考,期待同学们可以在“思想和制度”的探索中对于宋代有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
2019级历史学(师范) 韩浩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