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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一天，
我们几个双廊民宿主聚会谈到这个话题时，
沮丧地发现，
我们怎么里外不是人了呢？
很多语境中，
乡村民宿多被寄予乡建启蒙者、
践行者的人文情怀，
怎么我们却成了破坏者呢？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碧山10：“民宿主义”》封面专题
一个孤独的大理民宿主的遐思（节选）
文 | 古拉格
5年前的今天，2010年10月10日，一个“十足十全十美”的日子，我在飞往大理的空中俯瞰雾霾中的广州城，正如2003年南下广州的火车上回望暮色中的南昌街巷。从体制内省报到高擎理想主义大旗的市场化媒体，再到老无所依的大理乌托邦，每一次离开，都是到了时候。只是5年前的广州大道中，还不至于像今天这般惨烈，昔日豪聚的战友们已作鸟兽散，理想主义沦为遭人耻笑的遮羞布。后来好些朋友说我走得真及时，但我自己明白，倒不是我真的看到了纸媒的末日，而是发现自己被两种病缠身。
一种是“媒体职业病”，居无定所，风餐露宿，奔波在自然和人性双重灾难的现场，半夜醒来不知身处何方。被怀疑，被驱逐，被利用，被背叛，被打压，被揶揄。不知不觉自己也变成了阴谋论、偏执狂、易怒者、精神洁癖、观念先行、机会主义者，对时代、人性和幸福生活的绝望者、轻度抑郁者，转而恼怒于选择了这份职业。
第二种是“城市病”，雾霾、毒奶粉、转基因、潲水油、重金属、飞车抢夺、交通拥堵、生化隐患、职场倾轧、人情冷漠，无论在家里煮一把绿莹莹的蔬菜，还是赶公车去赴一场美丽的约会，危机都无处不在。城市之大，足以让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的渺小和虚无。为缓解城市病，我每年都要拿出一个月以上时间，独赴藏疆等地来一场艰苦卓绝的山野徒步，那会是我一年中最快活的时光。
和许多大理新移民一样，我们乐意自嘲是loser，去你的城市精英，去你的家国大义，老子不和你们玩了！那时的大理还很安静，经历1990年代大众旅游业辉煌后，被临近的丽江超越，沦为陪衬，在其阴影下偏安一隅，游客在南门城墙下和三塔外拍了几张照片后就匆匆离开。但这正是我们的理想国：外来人谦卑，本地人温和，一并在古城人民路、在城外村落里各自安生，慵懒在高原煦日普照下的暖风与花香里。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惊诧于这片动荡的国土上还有大理这个地方。它就像回不去的童年，抵不到的将来，失落的河山——又在梦里重现。
洱海
我在一家小民宿的多人间住下，广州运来的17个大包裹堆在房东杂物间里，但很少去翻动，因为大理的生活需求太简单了。我跟着几个朋友跑去怒江和独龙江探秘，差点被大雪封在山里面。依稀想过做户外旅行写手，或者开一家民宿，但文人的毛病就是拖拉，可以指点江山，但仅此而已。转眼就是来年的春天，对生活着落仍是不急，只要别让我回城市。
和农民打交道和在城市经商谈判完全不一样，不仅仅是租金高低的问题，更因为在踏破门槛的租客面前，平日里只埋头耕作和打渔的农民根本不知道房子价值几何。
环洱海度假市场勃兴初期，包括接受过现代商业洗礼的外来租客对前景其实也感到茫然，大多数人只为拥有一栋海边属于自己的院子而来。在和性情不一、屡屡变卦的村民交往后，很多人选择了退却，还有人觉得租金高企投入不菲的风险太大。
一对非常喜欢洱海的夫妻开车环洱海数十圈，如此屡战屡败，最后心灰意冷在苍山脚下的村子住下了，他们告诫我说，海边的村子尚未开化，进入需谨慎。
但我那时候只觉得他们运气不好，通过朋友介绍，辗转去了洱海东边的双廊，认识了现在的房东。这里是环洱海最偏远落后的渔业村落，道路极其坑洼，政府机关人员被认为是发配至此。长期与世隔绝，让这里古风犹存，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村民遵循本土白族信仰，且互为亲戚，是个传统的宗族社会，谁家有个事全村人都去帮忙，然后大摆流水席，吃上三天三夜。
白族流水席
村子没法不让人喜欢，还是看洱海日落的最佳所在。白族舞蹈家杨丽萍也在这里安了家，外来人的民宿陆陆续续开了起来，而我，在2011年5月，终于成为了梦想中的新大理人，新双廊人。
我找来了玉几岛村长八旬给我盖房子并负责建筑设计。他是我和房东的介绍人，还是杨丽萍的妹夫，经常接触慕名而来的外来艺术家、建筑师、媒体人、商人。他乐意促成这些有趣的人留在双廊，包括上海艺术家沈建华。他组建双廊白族农民画社，教目不识丁的老嬢嬢们画出美丽的家乡，一幅画能卖出几千、上万元。还有著名导演张杨，在这里盖房度假、生儿育女。
白族阿嬢与她的农民画
八旬是个自学成才的白族本土建筑师，有一头飘逸长发和俊朗外形。他长在渔民造船世家，对白族文化充满了感情，对外来精英的进入也持欢迎态度。他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天南地北的人聚在一起举杯畅聊至夜深。
2012年夏，八旬组织了一场双廊乡村文化发展建设论坛，外脑们对双廊怎样在传统与现代变革中找到结合点侃侃而谈。大理市市长穿着白族蓝褂到会参加。艺术家们甚至还想到了为各个村子草拟村规民约。
双廊开发初期一次新双廊人的聚会
左二为杨丽萍，左五为八旬
那是一段至今仍觉得痛苦的回忆。没有城市的专业施工队，没有监理，没有规则，承诺是虚的，人心是乱的。几个合作伙伴远在城市职场打拼，帮不上太多忙。预算一加再加，只好四处举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面对陌生乡村的人事江湖和躁动不安的周遭社会，常被孤独无力感吞噬。
但这也是我成长最快的时期，从一个与社会保持距离的观察者、批判者，到一砖一瓦逐渐累积起来终将接近梦想的建设者、实干者，我一共走了1年零8个月。
2013年大年初一，在通宵达旦的挂窗帘后，民宿仓促开业了，连一挂鞭炮都来不及放。我已连续48小时没怎么睡觉，就忙着招待客人去了。
开业后的客栈一角
双廊俨然已是大理最火爆的旅游小镇，人们把这里当成值得炫耀的时尚度假地。营业第一年，仅靠我的微博宣传，民宿就达到了7成入住率。第二年和携程合作后，入住率一直稳定在9成以上。400万元的初期投资仅两年就回了本。
我在一楼做了咖啡厅和书吧，很受客人的喜爱。服务团队稳定而专业，减轻我很多压力。我开始有时间骑车、爬山、会友，把照片分享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也像是在向疲惫不堪的过往刷存在感。
对这些乱相最初我是报以冷眼旁观，但很不幸它也很快席卷而来。
村民在我家门口海边摆满了摊位，出租电动车，兜售廉价的旅游纪念品、油炸鱼虾，晚上的烧烤摊营业到零点以后，喧闹声不绝于耳，民宿被浓烟覆盖。客人好不容易睡着，天未亮又被楼下拖着铝盆锅灶准备早点的村民吵醒。
民宿前台因此被客人迁怒，要求提前退房，还有几次客人气得从楼上把玻璃瓶砸向烧烤摊，差点酿成流血事件。
我和房东多次前去交涉，并投诉到镇政府，领导勒令烧烤摊须于零点前结束，但收效甚微。门前这块空地多年前即被政府征收，但烧烤摊主认为他们还有使用权，政府也懒得管理。
几年时间里，镇领导班子换了三茬，很难说他们是坏官。他们比我接触过的内地绝大多数镇长更温和谦逊，但也惰于勤政，尤其是双廊发展初期，没有及时管治，让民间之恶如肿瘤迅速扩散，政令法规毫无威严。面对占道摆摊，政府几次发文禁止，村民起初很配合，但发现政府禁而不管后，摆摊的反而更多了，海边步行道比赶集日还热闹。
为缓解镇街交通压力，政府调整单行道进出方向，北双廊村民认为会被边缘化，集结施压，让政令成了一纸空文。在强悍起来的村民面前，政府节节败退。
双廊经历大拆大建，去向如何存有争议
在古城见过好几次八旬，他是来散心的。这位白族青年才俊，在一定程度上启蒙了双廊度假小镇的成长，但后来不可控的混乱糟糕让他始料未及。当年我们批评双廊变得不再可爱时，他还很生气，说要给它时间，慢慢会好起来的，着什么急呢。
后来，沈建华搬到了后山的小村子居住，张杨和我一样也很少回双廊，越来越多的第一批民宿主离开了，或被房东赶走，或把民宿转让，或是像我这样寻找清净去了。后来进入双廊的外来人，多为投资而来，和我们少有共同话题。那些互相串门，围炉喝酒吹箫弹吉他的美好时光已经不复返。
洱海边是否还能容下一间清静的客房？
找八旬合作的人仍然不少，但他在双廊找不到一起谈笑的小伙伴了，八旬的孤独远甚于我。在我看来，他和生于斯长于斯满含爱恋的村庄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但他无法像我这样抽离、四处远行。他辞去了村官，很少出现在村子的公众场合。村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敬重他。他们不敬重任何人，除了自己。
每个人都因焦虑表现得很强大。
很不幸的是，像我这样的外来民宿主也被归入这个“有罪”的行列。很多民宿营业好几年都是黑户，政府对办证的政策一直在改变，要么就冻结；据说还准备高额征收洱海资源保护费，一个十几间海景房的民宿每年要交纳二三十万元。
本地人认为外来人利用他们的善良无知，用很便宜的价格抢租了他们的房子，类似欺骗行为，现在应该涨租到市场价格，不行就毁约赶人。但他们似乎忘了，当年此地租金已经是洱海圈最高的，十年一付，比丽江更狠，还花了几百万元重新盖了房。
外界舆论包括大理古城一些朋友则认为，如果没有我们外人进入，双廊还是个安静美丽的白族渔村，当地人按照自己节奏掌握命运循序发展，就不会有这么多民宿和游客，洱海就不会污染，社会秩序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糟糕。
所以有一天，我们几个双廊民宿主聚会谈到这个话题时，沮丧地发现，我们怎么里外不是人了呢？很多语境中，乡村民宿多被寄予乡建启蒙者、践行者的人文情怀，怎么我们却成了破坏者呢？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诗与远方”是民宿营造的梦想表象
注：本文为节选，因微信排版需要，内容有所调整。完整、正式版本请购买纸质版《碧山09：“民宿主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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