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黄征宇 宇仔资本论（ID：ImmCapital）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也在不断壮大。有报告数据显示，如果以美国作为基准国家，以拥有 5 万至 50 万美元的财富来界定中产阶级成年人的话，在 2015 年中国内地达到中产阶级收入水平的成年人数量就已经超过 1 亿，高于美国的 0.92 亿，排名全球第一位。
中产阶级对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很多社会学家都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能否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产阶级，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社会的中间水平，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较好满足，但尚未达到或刚开始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
用一句俗话来概括中产阶级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按道理这个群体的幸福感是不低的，但所谓的“中产阶级焦虑”似乎成为了中国人近几年频频提及的话题。作为经济能力已经提升到一定地位、衣食住行都不愁、每年时常旅游的中产们，为什么反而会产生更多的焦虑感呢？
在美国，中产阶级同样有焦虑感。美国绝大多数中产阶级每月都会有一笔固定的医疗开销，那就是看心理医生的费用。几乎每个月，他们都会准时向自己的心理医生报到，倾诉自己的焦虑和不安。可见，美国的中产阶级因焦虑而产生的心理疾病问题一点也不比中国少。尤其因心理问题而衍生出的药品滥用问题在现今的美国更成为了一个灾难性现象。
据统计，目前在美国已经有数万名儿童因父母滥用止疼药去世而成为了孤儿；在2016 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和希拉里曾将这一问题作为重要的内政话题分别进行阐述。
希拉里当时提出，政府需要增加心理医疗费用方面的投入；而特朗普的解决方式则是进一步完善法制，杜绝贩毒和医生滥开药品的行为。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中产阶级的焦虑以及因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美国面临的形势比中国更加严峻。
“中产阶级的焦虑感”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是很多美国社会学家所研究的课题。引发中产阶级焦虑的原因，有两点是学界目前一致同意的。
第一，很多媒体的报道方向，让人们看到一个“永远达不到的标准”。如果将时间向前拨回一两百年，那时的媒体可不如现在那么发达，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相对单一。举个例子，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村庄里，你的信息传播途径很可能只是整个村庄这一二百号人。假设和这些人相比你属于颜值不错的，那你就会觉得自己应该算一个长得漂亮的人。
但是，在现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只要上网或者打开电视，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全世界范围内挑选出的最漂亮或最英俊的人。于是下意识里，我们的审美标准就从“近距离人群标准”提高到了“世界最高标准”，两者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同样，从生活消费标准来看，现在充斥在媒体平台上的，无论是真实的人生还是电视剧里虚构的人设，往往都是一些最顶级阶层的角色——那些亿万富翁或百亿万富翁，开着私人飞机，坐着豪华轿车，过着奢靡的日子。在这样的媒体冲击下，很多人就会不自觉地认为，这就是一个衡量成功和幸福的标准，或者说成功就应该过那样的生活。
我们现在在电视上很少能看到一个故事，里面主角是一个长得非常普通的人，过着平凡但有意义的生活；绝大多数故事的主角都是高富帅，颜值特别高，脑子特别聪明，还特别有钱。
所以，媒体在不经意间把人们对成功和幸福的衡量标准推到了极高的水平。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是常情，但如果所有事情都给自己不断设置越来越高的标准，其实并不客观，也会让人很辛苦。
例如，对家长来说，孩子进不了好学校，开始忧虑；进了好学校，排名不进前十，又忧虑；进了前十，读国内名校还是出国留学？还是忧虑……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我赚到第一个 100 万，我会很开心；也有人说，当我赚到第一个 1000 万，我会很开心；
王健林曾说，先定一个小目标，赚一个亿吧！然后大家纷纷把这一个亿作为衡量标准去跟自己的财富作对比，内心感觉可谓是五味杂陈，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是抱着调侃和好玩的态度，但这样的标准被说多了其实没什么好处。
人到底快不快乐，很多时候是取决于选择什么参照物，也就是怎么定义标准。比方说，你有两个孩子，你同时告诉他们，每人每天可以喝半杯果汁，这时候他们都会很开心。但如果你说，哥哥可以喝一杯，弟弟只能喝半杯。这样的话弟弟肯定会不开心。
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每天从媒体上看到的都是那些喝很多果汁的人，而你的手里可能连一杯果汁都没有。而且更让人沮丧的是，无论你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跟他们相比或超越他们，那种巨大差距所引发的失落和焦虑也就油然而生。
第二，小概率负面事件被报道和放大，让人容易联想过度，感觉问题很严重。曾经有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做过一项统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因战争、天灾和疾病死亡的总人口是有史以来最少的。也就是说，现在是人类历史上最太平的年代。
但是，每天打开报纸，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今天，一架飞机坠机了；明天，俄罗斯大使在土耳其被极端分子刺杀了。就像之前所说的，在媒体还没那么发达的年代，你最多只能知道自己居住地附近发生的事情。
但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在以前来说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的事情，你随时可以清楚地了解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非但能看到这些新闻，还能不断看到很多人对此的评论。
于是，我们的脑海里便会充斥着那些问题，而且不自觉地联想自己所在环境里可能会发生的类似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和我们自身没什么关联，或者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概率很小，但因为我们每天从外界接收到这样的信息，所以会不断产生不安感和焦虑感。
尤其当某些媒体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不自觉甚至不负责任地将小概率事件放大的时候，我们会感觉问题很严重，不安和焦虑的感觉将越发厉害。
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真正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有多少？仔细想想会发觉很少！ 与此相对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很小一件事情就能让人不开心或者产生焦虑。小到什么程度？比如开车遇到塞车，自己的心也塞了，“路怒症”人士越来越多；办事排个队，看着长长的队伍，气就不打一处来；甚至去餐厅吃饭，服务员稍有怠慢也会觉得不开心。这些不顺心的小事情往往会影响人一整天的心情。
所以，在现代社会中，你往往需要达到很高的高度，或者实现很大的目标，才能令自己开心，但是想让自己不开心的话，很小一件事情就可以。古人曾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意思是不因外物的好坏和自己的得失而或喜或悲。然而现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却截然相反，把自己个人的悲喜和外部环境每个细节都绑定起来了。
前不久，我有机会回到斯坦福大学，参加了“Stanford wellness center”（斯坦福大学健康中心）进行的交流活动；在会上，斯坦福的教授们针对“中产阶级的焦虑”提出了几个很好的建议：
首先，人类和高科技之间需要划分一个清晰的界限。
我们必须直面一点，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很多人已经不知不觉成为了高科技的奴隶。斯坦福曾在美国做过一项调查发现，美国绝大多数年轻人一天拿出手机的次数大约是 200 次。这是个很惊人的数字！想想看，我们每天和身边的亲人或朋友的交流，一天和他们讲话能超过 200 句吗？和父母，和孩子和配偶，全部加起来估计都没有 200 句。但是，很多人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还是看手机。
所以，教授们就建议，人类和高科技之间的界限必须清晰地划定出来。比如每天减少看手机的次数和时间，将这段时间空出来做一些其他事情，比如运动健身，看书画画，或者和亲人朋友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在这个段时间里，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就是不要去看手机或者上网。
对此我深有感触，因为之前我也是这样成为了高科技的奴隶，幸好后来慢慢改变了。
比如，现在每天晚上八点之后，我就不看邮件了。周末的时候更是会腾出一天或半天时间不看手机，也不上网。刚开始做的时候的确很辛苦，但后来发现，这样调整了以后再回到工作中，专注力和工作效率都会比之前提高很多。
而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似乎已经慢慢忘记了手机或网络之外的很多其他乐趣，而唯有“切断”网络，身临其境去参与体会才能重拾这些乐趣。尤其人与人之间，更是需要真正的互动和接触才能了解彼此，加深情感。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新闻或信息都值得汲取，要筛选对自己最重要的。
在硅谷，很多成功人士都喜欢说一个单词“FOMO”，翻译成中文意思是“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错过）。其实，越成功的人就越在意“FOMO”，他们觉得每天世界上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如果不能随时随刻了解的话，就害怕错过些什么。对于我来说更是如此，之前在白宫工作的时候，很多人几乎每隔一两分钟就要看一下有什么新闻更新，因为对白宫行政人员来说，新闻就是影响力，甚至权力！
如果你知道一些其他人不知道的消息，那你的特殊影响力就会马上凸显出来，因为你可以根据这些独家信息，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所以我在那时养成的习惯就是非常喜欢看新闻，每天最少要看 5 到 10次新闻，而我当时也非常自豪对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了如指掌。
但是，斯坦福大学教授提出的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你看了那么多的新闻，其中有多少对你真正产生影响？有多少对你有切身的意义？
我们现在每天被大量碎片化信息所包围着，我们的大脑需要对这些信息的处理也就越来越多，但要知道，我们每天的时间只有 24 小时，而且人类的大脑是不适合一直绷紧着去处理那么多信息。
即使我们拼命去处理信息，但在那么多信息的辅助下，我们做事真的比以前仔细和正确吗？并不是！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仍然沿用简单的道理或直觉去决定一些事情。
比如：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这个人有名，所以他代言的产品我都相信；……。
要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很轻松地在网上找到各类信息，也有机会对产品或服务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比对。但是，很多人仍然沿用最简单的方式，或根本没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和分析信息。
所以，斯坦福教授当时给出的建议就是：新闻，并不需要看很多。你每天可以花很少时间去了解一下当天发生的大事，但并不需要整天关注和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绝大多数信息跟你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影响不了你任何决定。
比如，恐怖分子在土耳其、德国、法国搞那么多恐怖活动，但这些事对一个中国公民的影响有多大？几乎是零！
可是在大量阅读了相关信息之后，很多中国人的负面情绪和焦虑感却会大大提升。并不是说要屏蔽这些新闻，两耳不闻窗外事也是不对的，但没必要把时间花在处理这些信息上，不要让自己被过多干扰。
我现在每天早上一般只花不超过 5 分钟的时间浏览一下新闻。晚上也是如此。除非在特别感兴趣的信息上会稍微再多花一点时间，其他信息就不会再过分关注。尤其对于那些时刻变化着的信息，很多人都不必花太多时间关注。
比如股市的波动，今天大涨，你感觉会特别好，明天大跌，你的心情又会变差。但其实除了真正的证券从业人员之外，股市三天五天的涨跌，对你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屏蔽这些信息，会免除你心里的很多不安定感。
最后，人类最珍贵的是大脑。所以必须在大脑外设立一道防火墙（stand at the gateof your mind），同时还得不断为大脑补充养分。
如果没有防火墙，很多杂乱的信息便会如病毒般入侵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庭院，如果没有定期维护，便会有很多杂草疯狂生长，所以你一定要非常警惕。
光是除草还不足以打造漂亮的庭院，所以教授还建议说，每天最好花至少半个小时来看一本对自己来说很有意义的书，科学、艺术、历史等任何你感兴趣的内容都可以。
因为大脑是产生焦虑感的源头，而我们的焦虑绝大多数又都来自于外界的信息，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为大脑设置护栏，另一方面就需要丰富和充实自己的头脑，让它越来越富有智慧。
有研究显示，爱读书的人对生活满意度更高。很多受访者认为读书能带给自己最大的安慰，适时摆脱日常烦恼，成为最佳的减压方式；也有一部分受访者表示会在书籍的影响下去旅行，开阔视野；还有一部分人因为读书而在生活中做出积极的改变，例如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或更重视健康，或把人际关系处理得更好。
作为家长，中国人是非常操心和忙碌的，总是给孩子报不同的辅导班，上各种各样的课，这些都很重要；但我也观察到在机场、地铁、酒店和餐厅等公共场所，家长和孩子手里拿的往往不是书，而是手机或 iPad，而且他们之间各看各的，并没有交流。这些现象如果不得到改善，将非常令人担忧。
总结下来，把自己和高科技适当地划分开来，让大脑有充分休息的时间；选择性屏蔽那些对自己没有意义的信息，只留下那些最重要的；每天让一些好的、正能量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大脑，这三点对抑制人的焦虑非常有帮助，而且还会让人更专注，更有效率，更有幸福感。
而这三点也深深融入我现在的工作和生活中。比如每周我给自己的规划是看 4 个小时的书，所以不管去哪里，我都会带一本纸质书，只要有空就会看一会儿。在我看来，阅读可以带来很多新的想法和思维，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很多有智慧的人的钻研、思考和创新。和他们相比，我们的担心和焦虑显得多么的渺小。
说了那么多，也许大家会好奇，我几乎没有谈到钱和快乐的关系。在美国，早就有科学家研究并发现一个定理：如果没有钱，你很难快乐，但是在达到一定的生活标准之后，钱的多少和人是否幸福就没有直接关系了。在中国，中产阶级早就已经达到了这条生活标准线，所以他们的幸福感已经和钱没有太大的关联了。
赚了那么多钱为什么你还不快乐？答案不在钱袋里，其实在脑袋里。
【延伸阅读：看懂了《小别离》，就看懂了中国中产阶级的焦虑】
来源：张畅 新京报书评周刊（ID： ibookreview）
热映的一部电视剧《小别离》，围绕孩子的升学和留学问题，讲述了三个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紧张而复杂的关系。当护工出身的社区医生和她的的士司机丈夫，处于普通的工薪阶层，一心想让学霸女儿金琴琴改写自己一辈子受欺负的命运。靠白手起家、身家过亿的丈夫，和他的二婚的年轻妻子则希望靠将儿子张小宇送出国，让家族扬眉吐气，也好继承家族产业。另一个家庭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方朵朵的爸爸是眼科医生，妈妈是公司高管，住着不错的小区，虽然不算多富有，但收入稳定，女儿还算乖巧，在外受人尊敬。尽管如此，夫妻二人还是时常因为女儿的教育问题发生争吵。尤其是妈妈，更是将朵朵的考试成绩和前途、幸福、出息相挂钩，向朵朵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母女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三种家庭，在当下的中国都不鲜见，甚至就在我们身边。家境稍有余力的中产阶级，“当妈妈的只要想到小孩有个好前景，哪怕只有一条门缝宽的机会，都会不顾一切向里挤，哪顾得想后面的事”（《小别离》原作者鲁引弓）。对子女近乎偏激的爱、过高的期待，不仅影响了年轻一代看待自身婚姻和家庭的方式，也加剧了父母辈对待子女的成长、求学、离家、结婚、生子的焦虑。虽然看起来，他们的生活什么都不缺，却在面对日常生活的起起伏伏时，脆弱得不堪一击。虽然依靠自己的打拼，赢得了这一代生活的逆转，却难以将信心延续到下一代。只敢认认真真地生活，靠消耗健康和精力卖命工作，却不敢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表面上优雅风光，其实早已心力交瘁。中产阶级的这种焦虑症究竟从何而来？身负重任的他们，又如何和自身的困境共处呢？在这个语义含混的互联网话语时代，少有一个概念像“中产阶级”这样牵动神经，同时又充满理解上的不确定性。随着过去三十年间，阶级话语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的逐步淡化，阶级的辨识度已然不如从前那样清晰。直到21世纪，“权贵阶级”、“新农民工阶级”、“中产阶级”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的观念才再度被唤醒。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无论是从时间向度还是空间向度来谈，都相当繁复。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定义之一是：人们在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了满足，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相当满足，但尚未达到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的阶级或阶层。
1. 分布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
2. 年龄在25岁到45岁之间
3. 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某一领域或多个领域具有专业的能力
4. 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也有以技术为基础的体力劳动
5. 靠薪资为生，家庭年收入约在7万—28万人民币之间；每月能自由支配至少三分之一的个人薪资（房费、水电费、保险、各种贷款等基本花销除外）
6. 生活有一定闲暇，对生活质量要求较高，对劳动、工作对象多有一定的管理权和分配权。
2015年10月13日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度《全球财富报告》称，如果以财富存量来测算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一个成年人至少拥有28000美元的中产群体超过1.09亿，相较于21世纪初规模扩大了5倍，占总人口的10.3%。时至今日，这一数量已经增长到2.25亿，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和财富总额均居世界首位。
中国当前的中产阶级有着相当可观的消费能力，正逐渐成为世界领先的消费群体。中产阶级在生活各方面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直接带动了诸多产业的兴旺，比如海外代购、旅游产品、电影和视频网站、汽油消费、时尚奢侈品、广告业等等。随着网上购物、网络平台支付、境外旅游业的极速发展，消费主义这一浪潮的势头之猛，甚至远超出西方一些消费主义泛滥的发达国家。和二三十年之前相比，子女的海外教育也日渐成为中产家庭的重要投资。就像《小别离》中演的那样，每个中产家庭，尤其是那些由于年代原因，自身教育有缺憾的父母，都将子女的教育视作对自身地位、阶层、幸福感的一种弥补。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几乎可以勾画出这些中产家庭辛酸而又现实的脸谱：尽力维持现有收入、迫切渴望子女成功、通过家庭内部的资金周转获得子女有限的教育资金、子女出国之后在自我安慰中度过一生。尽管数据表明了在中国这一阶层的庞大数量，但现实中却少有人认同自己是中产。在大多数国人心目中，对于中产的印象源于由美剧或美国电影勾画出的美好蓝图：林荫大道、两三层高的小楼、修建整齐的草坪、独立车库、一辆敞篷轿车、两三个孩子在院子里嬉戏，每逢周末夫妻二人带上孩子和狗，开车到海边追浪或到山顶宿营……此般惬意、闲适、富足、无忧无虑的画面，显然还没有完全进入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物质水准达到了，消费水平符合了客观标准，但却难以对中产这一身份产生真正的认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调查”（2015年），从全国范围来说（排除特大城市），个人年收入10万元以上，应该可以维持中等生活水平，但达到这一收入水平的人只有约四成认同中产身份。个人年收入20万元以上，即使在大城市也可维持相当水准的生活，而个人年收入超过30万元应该可以过上较高水平的生活，但达到这种收入水平的人只有约半数认同中产身份。更多时候，人们虽然赚着符合中产标准的钱，内心渴望着中产的生活，口头上依然会把中产当句玩笑话，甚至以此自嘲：“等我还完了房贷，交完了保险和孩子的学费，解决了父母的养老问题之后，再来和我谈中产吧。”为什么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难以形成普遍的中产身份认同？为什么明明收入可观，却依然觉得自己“被中产”？对于自身产生的焦虑，看起来和收入的关系并不明晰，哪怕财富聚集，心态依然萎靡。物质增长的背后是社会、文化、价值、道德、行政等各个维度的扭变，任一维度的滞后或错位都有可能带来不安和急躁的心态。对于那些准中产的青年群体而言，他们的压力似乎每一年都在加重。大学时代自由的余温尚未散去，前一天还在谈论诗歌和梦想，一旦踏出象牙塔，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他们从小接受的信条多半是“知识改变命运”，道理本身依然成立，却在短期内无法在他们身上适用。当诗歌和梦想的话题，变成了车子、房子和票子，他们发现，“能实现的就不叫梦想了”原来还有另一层意思。现实和固有认识的断裂，让他们不得不自寻出路，一方面通过拼命工作、牺牲休息或健康。另一方面，他们却发现，职位竞争的激烈超出想象，他们有可能随时失掉工作，也可能沮丧地发现自己的工资还不如保姆和保洁。房价自2006年以来，经历了十年狂飙突进，已让人望而却步。海外移民潮、购房潮不再止步于上流社会，而是渗透进了中产阶级，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对于35岁以后的中产阶级而言，虽然眼下日子过得不错，但一场大病或意外就可能会一贫如洗。除了医疗，子女的教育、结婚、自身的养老费用，都开销不菲。自己几乎是在用生命在赚钱，钱却好像始终不够用。是大多数人的心理常态。飞速的经济增长和急剧的社会变迁，让人们有了强烈的物质欲求，这种物质欲求只会不断提升，不会封顶。当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薪资的高速增长很难持续，但欲望确是无穷无尽。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自我怀疑、希望落空的倦怠感。而这种倦怠感，恰恰是快乐和健康的大敌。于是人们想到了逃避、逃离，只是逃来逃去，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
除了和金钱有关的顾虑之外，食品安全、个人隐私安全和环境污染也让中产阶级倍感困扰。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72.8％的中产阶级认为“食品安全”没有保障，54.6%认为缺乏“个人信息、隐私安全”，48.3%认为缺乏“生态环境安全”，39.8％认为缺乏“交通安全”，28.5％认为缺乏“医疗安全”，22.5％认为缺乏“劳动安全”。认为缺乏“人身安全”和“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的比例分别为11.7% 和13.8%。
引用前阶段引发热议的《节节败退的中产阶级》中的一段话：“他们曾无比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奋斗能带来成功；他们强调法制化，需要权益与尊严得到保障；他们认可全球化，认可自由主义，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他们的价值获得最大体现；他们强调个人价值，强调生活质量，强调教育质量与公平。但是，目前的形势，正在逐一否定他们的价值观。”做了父母的焦躁的中产，深知自己奋斗的艰辛、生活中诸多力不能及的无奈，以及重压之下的精神抑郁，他们一方面对自己的现状不满，一方面对下一代是否能维持中产、同时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没有信心。久而久之，他们变得越来越焦躁。无形之中，他们将这种近乎狂暴的急功近利传递给家庭和孩子。这体现在教育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考试是向另一阶层流动的唯一有效途径之后，会想尽一切办法，哪怕牺牲自己，让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
在一二线城市，我们处处都能看到这样的父母：为了给孩子争取教育机会，学区房的争夺大战年年都在上演；因为老师能力不足而恼羞成怒的家长围攻了校长办公室；减少录取名额之后，校门前的家长情绪激动；为了送孩子出国留学，卖掉家里的房子，甚至不惜负债……似乎，说孩子是这些父母悬于高崖时眼前的唯一稻草，死死抓住，以命相搏，都不为过。
于是，父母、甚至父母的父母，都将各种可用的资源用于独生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原因很简单：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后代继续接力，在保住精英阶层的基础上，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目的也很简单：让他们在长大之后不必像自己一样，经历贫穷、依靠关系、看人脸色、在规则的灰色地带摸爬滚打。然而，生活如同流沙，越抗争，越深陷。当父母们发觉，孩子未来的处境，很有可能依然只是考试、学习、毕业、工作、失业时，便开始为他们寻求更好的上升途径。海外留学，从众多选项之中脱颖而出，成为稍有财力的中产家庭的首选。
对于一些70后、80后的父母而言，他们或者自己早年就有过出国留学的经验，对海外的高校有着感情上的联络；或是自己当年受条件和视野所限，未能接受海外教育，就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比自己更出色。
随着国内的竞争压力呈几何级数增长，加上媒体报道的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一些父母就将国外视为理想生活的翻版。今年3月份，一位自称是上海的中产阶级在博客中写，孩子的教育费用已经取代房子，成为家庭最大的支出负担。为了让孩子有海外教育的经历，一些中产家庭会选择将孩子送入私立国际学校就读中学。在上海，这样的学校每年需要至少10万的开销，孩子出国之后还要每年将人民币换成美元。似乎从此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和50后、60后的家庭教育不同的是，70后、80后的中产家庭不再将国内的应试教育视作唯一的砝码。他们大多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比前辈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同时自身也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上大学已经不是他们培养子女的唯一目标，教育渗透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孩子婴幼儿时期的国外绘本开始，他们会自主选择更适合的，筛除那些不利于孩子价值观确立的部分。在幼儿园和小学的选择上，大部分家长都会综合考察教师的能力、性格、水平、爱心、耐心，以便自己的孩子能够全方位地感受优质的集体生活。
一些家庭深知语言对于未来视野的影响，较早对孩子开始进行双语甚至多语教育，为他们找合适的外教，或是送他们到国外参加各式各样的夏令营活动，开拓眼界。兴趣班依然颇受欢迎，乐器、棋类、运动、表达、艺术等训练班如雨后春笋般滋生。以早教、亲子等名目进入市场的课程，更是层出不穷。亲子旅游团也成为各大旅行社比较抢手的项目之一。
一位80年出生的母亲曾亲口对我说，一放假，自己就不得不领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处旅游。原因很简单：幼儿园其他的小朋友都会在假期去旅游，回到幼儿园之后会分享旅行的经历，没有旅行过的儿子就会感到失落和沮丧。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失落，她只能带着他跑来跑去。“前年去了杭州，去年去了海南，今年估计要去马尔代夫。明年可能就是欧洲了吧。”年轻的妈妈眼神里并没有太多兴奋。
孩子的教育是提升了，家长们却累得喘息不得。他们几乎是在用生命为自己和家庭拼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像《小别离》中的方圆（黄磊饰）、董文洁（海清饰）这样，将几乎全部的生活围建在孩子周围，让彼此都负荷极重的父母，让人觉得辛酸又好笑、隐忍又乖戾、可怜又让人心疼。在中国，这样的父母千千万。这样的家庭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当有一天，孩子通过努力走进了父母期待的象牙塔之后，反而会无所适从。第一次为了自己而活，他们反而染上了“空心病”，于是孤独、茫然、无原因地感到痛苦和焦虑。殊不知，这些情绪早就渗透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来自同样焦虑、痛苦、不知所措的父母。焦虑的孩子，焦虑的父母，一个个焦虑的个体，构成了当下这个焦虑的时代。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曾说：“生活在一个焦虑时代的少数幸事之一是，我们不得不去认识自己。”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个焦虑的时代，有幸成为这个焦虑时代症候群的一分子，剩下的事，就是如何认识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