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微末与操作——记万历十五年的一场乌龙 | 政治学与社会

误传的午朝大典、戏剧性的事件、毫无结果的调查、圣心震怒的万历。万历十五年的一场闹剧作为开端，黄仁宇向读者呈现了纵横于历史之内而遨游于史料之外的“故事”。朝堂中的风云变幻，江湖里的明争暗斗，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末端小节，实质上却是大事的症结所在，是将在以后掀起轩然大波的“机缘”。（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三联书店，2015：1-3.）

一个王朝的溃烂和衰败可能并无特定的起点，因而通常是深藏不露的。 在那个看起来依旧祥和的太平盛世背后，整个体系可能早已病入膏肓。在学者林金树看来，万历十年张居正逝世至崇祯十七年，为明代政治迅速败坏，局面失控时期。

黄仁宇以这1587年为出发点，娓娓道来，在这看似不重要的一年里，内部早已暗潮汹涌，明王朝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内忧外患，大厦的倒塌只是早晚的事。

万历十岁的时候，就能写径尺以上的大字。在一次赏赐御笔之后，张居正谢恩领受，但在第二天他就启奏皇帝：陛下现在已经不宜书法上花费过多的精力，自古以来的圣君明主以德行治理天下，艺术的精湛，对苍生并无补益……在1578年之后，万历的日课之中就取消了书法而只留下了经史。 （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三联书店，2015：13-14.）

自明太祖开创皇权高度集中的新局面后，太祖的继任者面对的是权力分配结构失衡带来的种种问题。 明太祖废相，将权力从外廷转移到内廷，造成内重外轻的权力失衡，但是由于机构空缺、官制不完备，就连励精图治的皇帝都自顾不暇。

建文四年，明成祖设立内阁，本为顾问机构，却逐渐发展成为“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并且其并不由法律规定权力之大小，而一切由主阁者的强弱为水标。 内廷成为决策中心，由于权力制约与平衡的支点在于皇帝，宦官和内阁本为皇帝一人而服务，但在实际操作中却相互脱节、分配失衡。 “政归一人”的君主极权，在洪、永年间实际上悄然发生着变化。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张居正的被参是从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开始的，内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过许多不法行为，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大批严格办理丈量的官员被参劾，他们都直接或间接与张居正有关，反张的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 （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三联书店，2015：35-36.）

白银货币化与赋役改革是张居正改革的两条主线。 万历初年，张居正以国家法令贯彻行政整顿为开头，实为财政改革的前奏。考成法的颁布，旨在整肃吏治、提高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总体来看， 其实施主要在于建立一种“以文书御天下”的簿册制度。

黄仁宇在结语“大历史观”的阐释中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结构类比当年之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 上面是文官集团，下面是成千上万的农民。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因其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脱节。

在社会结构早期的演变中，道德占压倒性地位的，正所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中国皇权政治制度深深的道德情结，把所有的显性的矛盾和冲突压制为一种隐性的自我。礼制和儒学相结合的"礼治"在秦朝"一锤定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皇权统治之下，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臣民只有义务去服从， 以尊卑男女老幼作为组织原则，是纯道德性的角度，而没有一个涉及经济法治和人权，也就意味着没有能够提供社会转型动力的操作价值，因此，封建帝制的成长更表现为一种更朝换代式的“轮回”。

明朝末年传统社会结构转型的现代性和传统性产生对撞。 正如张居正改革有很高的技术性要求，比如说对官员的绩效考核，这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但不符合传统文化的逻辑。 行政的技术理性和四书所言之宗旨在无过渡的改革下发生冲突，而他本人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和弥补臃肿低效的文官行政的不足，以自己为中心另外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私人的行政机构。

表面上看，张居正的行政改革就是给各个官员设定任务，但怎么对任务进行合理化的量化，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有效的调控，很容易陷入死板僵化。可想而知，在当时技术欠发展的情况下，有很多任务实际上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完成的。比如，把没有犯罪的人抓起来，或者强制收税等等。 在技术条件没达到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掌握和控制改革的具体情况和操作，也就是黄仁宇在书中说的“数目字管理”，而这就一定会引起其他的社会问题。

历史的“脉络”与政治的“逻辑”的两相嵌合，产生了了这本书。 我们不仅仅再是看史学家的记载，那一年那一日发生了侍卫御前策马狂奔等等非常事件，我们还更能看到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这件事对近的历史以及远的历史会发生怎样的影响，这是历史的脉络。 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为其铺设背景与基调，沿用着历史的惯性与偶发的多然， 政治的逻辑便贯穿人物的行为，台前与幕后上演着微末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