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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华罗庚回国前后｜科学春秋

知识分子 · 公众号 · 科学 · 2017-07-09 07:14

正文

我回去与否呢？最后我决定了，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家乡，我是穷人出身，革命有利于穷人。而且，我想我可以做一些对于中国数学来说是重要的事情。

——华罗庚　1981年在美国

撰文｜王丹红

责编｜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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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27日，中国各大城市的报纸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条新闻：“闻名全世界的我国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已于本月16日自美国返抵首都北京，并已回清华大学任教。华氏系于1946年应美国伊利诺大学之聘，前往讲学。华氏回到清华大学以后，受到该校学生的热烈欢迎。华氏在回国途中曾发表一封信给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留美学生回国为伟大的祖国建设和发展而努力。”

这则新闻中的一句话与史实不符：“华氏系于1946年应美国伊利诺大学之聘，前往讲学”。真实的情况是：1946年7月，华罗庚和曾昭抡两位教授，带领孙本旺、唐敖庆、朱光亚、王瑞駪等学生一行7人，从上海登船前往美国，并非讲学，而是受民国政府派遣，赴美考察原子能科学。

2017年5月30日，为期一天的“近现代中国留学史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旁的一家学者沙龙里举行，会议主题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留美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中国留美历史”及“当代中国留美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教授刘志光主持，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出席并讲话，12位学者发表演讲，包括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协作研究员姚蜀平，《1950年代归国留美访谈录》作者王德禄，幼童孙辈王泽养（王泽养先生的曾祖父吴应科是1873年清政府派遣的第二批幼童留学生，1912年出任海军右司令），首届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计划项目（CUSPEA）学生华新民，哈佛大学留学生陈丹等。

我因最近两年在《知识分子》上写李佩先生的系列文章，应邀作了题为“从李佩（1917.12.20—2017.1.12）的百年人生，回望中国百年留学史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留美学者的回国经历”的报告。

►2017年5月30日，“近现代中国留学史学研讨会”　（摄影：程宏）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近现代中国留学史，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谈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华罗庚。

1950年3月11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送了华罗庚在归国途经香港时写下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这句话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引起相当共鸣，余音绕梁，回荡至今。

如今，我看见：历史在这里交汇。在波士顿科学博物馆数学馆的墙壁上镌刻着几十位当代伟大数学家的名字，其中有三位中国人：华罗庚、陈省身、丘成桐。

1949年底，当华罗庚携家眷回国之际，他的同行数学家陈省身和家人从中国到美国刚好一年。陈省身于1948年12月31日应奥本海默之邀举家离开上海赴美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了半年后，到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接替了E．P．Lane的教授职位，1960年，受聘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丘成桐1949年4月出生于广东汕头，同年9月随父母移居香港。1969年秋，丘成桐在香港中文大学提前一年修完了四年课程，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陈省身攻读博士学位。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追忆华罗庚先生留美与归国的心路历程。

1946年夏赴美考察

1946年7月的一个清晨，华罗庚与曾昭抡、孙本旺、唐敖庆、朱光亚、李政道、王瑞駪一行7人，在上海黄埔江畔，登上了“美格将军”号轮船，驶向美国。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原子武器的巨大能量举世瞩目，中国政府决定由军政部长陈诚、次长俞大维着手筹划中国原子能的发展计划。俞大维即委托曾昭抡（两人是姻亲关系，曾昭抡的夫人俞大絪是俞大维的妹妹）在西南联大酝酿此事。和华罗庚同一时期赴美的物理学家吴大猷回忆：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约十一月，由于原子弹的震撼，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思建国防科技，乃经由曾昭抡（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邀笔者与华氏（华罗庚先生）去渝商谈。笔者直陈我国科学毫无基础，国防高级科技，更非一蹴可致，我们只能由培育人才着手。此虽确是基本做法，但缓不济急，颇使陈氏失望。后陈、俞二氏决采此议，向学校借聘笔者、曾昭抡及华罗庚三人，遴选并率领物理、化学、数学质优青年学生数人出国研习，以二年为期。曾昭论与王瑞駪、唐敖庆（化学），华与孙本旺（数学）（到美国后补选已在美国的徐贤修），及笔者所选的李政道、朱光亚（物理）共七人，于三十五年七月初由沪乘船赴美。笔者则因奉朱家骅先生命，代表中央研究院及教育部去英伦，参加英国皇家学会牛顿300周年诞辰庆祝会，由欧绕道赴美。8人皆由军政部支予两年费用，我等3人每月各400美元，学生5人则数略小，令已不复记忆了。”

《一代宗师——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记载：1946年8月，华罗庚、曾昭抡和五位青年学者抵达美国加州。因为美国把原子能研究列为核心机密，五位青年学者无法到有关研究机构学习考察，只能到各自合适的大学去研究或进修；华罗庚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同时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数论课。

尽管赴美后未能进入具体的原子能研究机构，曾昭抡对原子能研究的认识和宣传是深刻的，他写道：“原子弹在美国之所以能发明，实乃半世纪许多第一流科学家潜心研究原子构造所得到的实用结果之一......划时代的新发明和新发现，向来是从高深的学理研究演化出来的。纯粹科学之极端重要，在原子弹上即得具体的证明。”曾昭抡后来还编著了《原子与原子能》、《原子学说的进展与现况》等面向公众的科普作品。

1947年春天，华罗庚在美国治疗腿疾。据当事人徐贤修回忆：“各大学纷纷请他演讲，在麻省理工学院时，该校算学教授N Levinson建议并介绍他的好友，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一名外科医师为华先生施行手术，割治痼疾。我听到消息到巴城探望，那正是动手术前一天，他已住进医院，因为他的家属不在场，可由友人签字，所以我负责代为签字。第二天医生花了4小时以上的手术时间，竟使18年痼疾一旦去除，左足也伸直了，真可谓巧夺天工。”

数学家王元在《华罗庚》一书写道（P136）：“又据报道，传闻华罗庚赴美研究与治疗腿疾是当年俞前署长安排的。罗顺德上校询及俞先生是否属实，俞先生即点头证实：‘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不久，是我促成华罗庚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并安排由政府出资诊治华的腿疾的。’”

1948年诺利诺伊大学正教授

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在代院长朱家骅主持下，选举出第一届院士81人，其中数学家5人，他们是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苏步青、姜立夫。

1948年春，38岁的华罗庚应伊利诺依大学之聘任数学系正教授，这一年，他决定要妻子吴筱元带领孩子们到美国团聚。

当时，20岁的大女儿华顺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华罗庚为她办好了在美国大学的入学手续，但她决定不去美国，她要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民主运动中去。吴筱元将母亲和年仅1岁多的小女儿华苏送回老家金坛，自己带着三个儿子——17岁华俊东、9岁的华陵和3岁华光——乘飞机到了美国。

►20世纪40年代华罗庚全家在美国合影

有关华罗庚这一时期在美国的工作，数学家S. Salaff在《华罗庚传记亚洲的科学和技术》一文中写道：“这些年来，认识华罗庚的美国数学家都对他清楚而直接的数学方法、知识深度和个人天才，怀着深深的印象。”“一位认识华罗庚、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工作的数论学家D.Lehmer告诉我：华罗庚有把握别人最好工作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并能准确地指出这些结果中可以改进的地方。他有许多自己的技巧，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论的所有制高点，他的主要兴趣是改进整个领域，他试图推广他所遇到的每一个结果......”

1949年归去来兮？

“坦白地说，这信中所说的是我这一年来思想战斗的结果，讲到决心归国的，有些是独自冷静思索的果实，有些是和朋友们谈话和通信所得的结论。”

这是1950年初，华罗庚带家人从旧金山乘船回国，2月途经香港时，在《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中谈到的自己决定回国的历程。

与他同期回国的留美学者中，有当年同船赴美的学生朱光亚。

1948-1949年，世界政局、中国时局急剧动荡，学者面临去留的痛苦抉择。

1948年12月，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先后乘飞机离开北平南下，辗转到美国。1948年12月31日，陈省身举家由上海乘泛美飞机飞向旧金山，1986年，他在文章《学算六十年》中写道：“我于1949年1月底抵达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虽宾至如归，而西望故国，归去无日，感慨万千，唯藉工作以忘情。现在有了家室，需要一个长期的职业，便应芝加哥大学之聘为教授。”

在著作《美国华裔》（The Chinese In American）一书中，华裔作家张纯如（Iris Shun-Ru Chang，1968.3.28－2004.11.9）记录了这一时期中国留学生的情况：

“在美国，共产革命震撼了学术界，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大约有5000人，他们陷于困境之中。这些中国学者，除了少数教授和学者外，绝大部分——4657人——是遍布全美各地的大学里的学生。”

“《时代》周刊估计，超过2500位的中国学生没有缴纳学费和租房的钱。美国部分大学通过免除学费、为中国学生提供兼职和贷款来为他们提供帮助，但问题的规模之大需要联邦政府干涉。1949年后，不管中国留学生是否打算回中国大陆，美国都为他们安排了紧急援助。1949-1955年间，美国政府大约耗资800万美元帮助处于困境的学生完成在美学业。”

1949年6月18日，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匹兹堡大学正式成立，他们主办了《留美科协通讯》，于同年7月创刊。该协会以“响应解放准备回国”为宗旨，发表了题为《我们的信念和行动》的宣言，号召大家及早准备回国，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贡献力量。

1949年夏天，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回国向周恩来汇报在美的工作，周恩来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归去来兮，学者们有诸多疑问，1950年3月4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刊发了留美学生12问：

1.新中国究竟走的是哪一条路？

2.有没有言论集会等自由？

3.我们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怎样？

4.中共会不会歧视留美学生？

5.是否我们一定要受训之后，才有资格做事？

6.是否我们只能埋头做事，而不能对新政权有任何批评和建议？

7.我们在这里学的回国后还有用没有？

8.是否新中国只要大家穷得公平，而不重视新技能、新知识？

9.中共目前固然爱护人民，但在得势之后会不会把人民一脚踢开？

10.它会不会像国民党一样渐渐腐败起来？

11.它会不会出卖民族利益？

12.会不会走上南斯拉夫的路?

1949年底，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西部区会主席朱光亚带着组织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中国留学生回国。1950年2月27日，朱光亚、侯祥麟、陈秀霞等57人在信上联合签名，并将信寄给《留美学生通讯》。

►《留美学生通讯》中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在谈到回国抉择时，王元在《华罗庚》书中指出，华罗庚曾经写道“幸而党的领导进入了我在美国的书斋，使我的较早地回到祖国怀抱”。王元说：“又一个说法是华罗庚回国是受他的女儿华顺的影响。有一定的道理，但不一定是最决定的。”从张友仁的回忆文章中也许能看出一些线索。

张友仁在《回忆华罗庚之女华顺同志》中写道，“华顺同志，早在少年时期，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她参加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四烈士的‘一二·一运动’。在运动中她积极到昆明街头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逐和殴打。”“1946年秋，她随同西南联大复员来到北平。先住在国会街北大第四院，后来来到沙滩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她阅读革命书刊，参加1946年12月30日以来的抗议美军暴行等学生游行示威活动。1947年通过竞选，她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理事。1948年2月她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北大理沙支部委员。‘理’是指北大理学院各系的学生，‘沙’是指北大工学院、农业院和医院在沙滩校区上课的一年级学生。“

1948年8月，国民党在北平大逮捕，华顺被“黑名单”，组织上安排她到解放区学习，“不久后，她回到北平，她常到北大西斋教师宿舍来看我（西斋大部分住学生，也住有少数教师），和我谈革命理论和革命工作，叫我提供北大教授们的种种情况，要我在北大图书馆内单间的教授研究室中保管党的许多秘密文件和资料。然后她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入党后，她是我在地下工作时期的单线联系人和直接领导人。”

1949年1月30日北平解放后，组织将尚未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华顺，调往北京市委任彭真的秘书。

华罗庚计划回国，伊利诺依大学竭诚挽留。徐贤修回忆：“伊大对他非常礼遇，除聘请他外，还可以由他选择两位杰出青年代数学家，使伊大成为研究代数的中心，他接受了聘约，接了他的夫人和三个儿子来团聚。算是他平生第一次过恬静的生活。不意1950年他决意要全家回大陆去，伊大千方设法挽留他，甚至于有‘你先回去看看，你的孩子由伊大照料’的建议，但是华先生怀着一种‘中国人应当站起来’的心情，举家成行了。我与华先生是道义之交，当时只觉得‘人各有志’，不必多言了。”

陈省身回忆：“1950年，华罗庚决定回国服务，我那时在芝加哥，他走之前，我们相聚了多次，谈到很多，有科学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及大家如何做出决定的问题，他回国服务之心比任何人都坚强，1950年他回国了。”

华罗庚和梅贻琦感情深厚，“1949年在伊大教书，梅先生在我那里住了一个月。每天谈笑，我们说了很多话。”王元写道，“据吴筱元回忆，华罗庚回国前，曾跟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谈过，梅贻琦表示‘政治很复杂的，留在美国可以超脱一些。’”

华罗庚决定乘船到香港，再转回大陆。当时他也作了这样的准备，即万一美国加以阻拦，他们就去欧洲，再从苏联回国，后来一切顺利。

与华罗庚一起出国的曾昭抡于1949年3月从香港回到大陆，在回国问题上与华罗庚有不同观点。1949年10月至1949年11月间，曾昭抡与在美学生王瑞駪有十多封通信，其中有建议学生暂时不要回国之言，比如，在1949年11月13日的信中，曾昭抡写道：

“九月二十四日来书收到。令尊系因精神不佳之故尔暂时休息。弟回于事无补。最好俟汇况通后，间空汇一点钱给老人家用，倒用所帮助。弟在原校升任副教授甚好。最好能潜心再研究三年，至一九五二年方返回，届时国内必已全上轨道，研究工作不难进行。”

1950年代北京

►华罗庚1950年3月16日抵达北京。这是他回国后与妻子、儿女在中南海合影

1950年3月，华罗庚从美国回到了他曾经熟悉的清华大学，家也安在清华园里。早在1930年，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的熊庆来在《科学》杂志上读到华罗庚的一篇论文，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并不认识华罗庚，于是他开始寻找华罗庚。巧的是，算学系教员唐培经是金坛人，认识华罗庚，于是联系上了。终于，伯乐找到了千里马。

1934年，清华大学算学系会员全景。前排左二：唐培经，左三：赵访熊，左四：郑之蕃，左五：杨武之，左六：周鸿经，左七：华罗庚。中排左一：陈省身，左四：段学复……来源：《陈省身文集》

彼时的清华数学系是一个很小的系，但对于当时的中国算学有相当影响，系主任是熊庆来先生，教授有孙光远先生、杨武之先生和郑桐荪先生，本科生有许宝騄、柯召、徐贤修、段学复。

当熊庆来、杨武之等教授知道华罗庚只是初中毕业生时，更为惊奇也愈加珍爱，系里的7位先生都赞成将华罗庚调来清华培养，于是，在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同意下，熊庆来聘请华罗庚到清华工作。

1931年8月，华罗庚从金坛老家坐火车到了北京，在清华，他成为数学系助理员，办公桌就在熊庆来办公室外面。陈省身是清华数学系当年唯一的一名研究生，他后来回忆说：“罗庚是一个很好的数学家，所以他不需要一般的数学训练，他很快就跟所有人，所有研究生、甚至于教员，可以在同一个阶段讲座数学问题。”

1933年，在郑桐荪和杨武之两位教授力荐下，清华破格提升华罗庚为教员；1935年，清华第三次破格提拔华罗庚为助教。1934年，陈省身研究生毕业，获清华资助赴德国留学。1936年，华罗庚获得中华文化基金会每年1200美元的资助，以访问学者身份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师从大数学家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1877.2.7－1947.12.1）。1938年，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时，陈省身和华罗庚先后回国，成为西南联大数学系的著名教授。

华罗庚曾说，在清华大学，引我走上数论道路的是杨武之教授，破格提我为助教的是郑桐荪教授，从英国回国，未经讲师、副教授直接提我为正教授的又是杨武之教授。他在给杨武之先生的一封中写道：“古人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之鲍叔乃杨师也。”

然而，当华罗庚从美国回到清华大学时，除郑桐荪教授外，却未见到恩师熊庆来和杨武之。此时，熊庆来在法国，杨武之在上海。

早在1937年6月，熊庆来离开清华大学，出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9月3日，云南大学学生参加反政府大游行，9月9月，云南省主席卢汉奉命解散云南大学。9月19日，熊庆来与陈源、李书华、袁同礼随团长梅贻琦，奉命到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第四次会议，会议于10月5日结束后，熊庆来已无校可归，暂留巴黎，以当家庭教师为生，课余到庞加莱研究所读书做研究，1951年不幸突然中风，致半身不遂，但仍坚持做研究和撰写论文。

1948年12月，杨武之搭乘国民政府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飞机到上海，后转机到昆明将家属接到上海。王元在书中写道：“解放后，这件事被认为是杨先生欲出国或去台湾，使他未能继续回清华工作，蒙受了不公正待遇。杨先生留在上海，应同济大学聘请，后又转复旦大学，继续执教。”

关于杨武之先生未能回清华工作之事，杨武之的女儿杨振玉在《父亲、大哥和我们》一文中写道：“1949年3月，父亲带着全家由昆明飞到上海，等待上海解放后返回北京清华续职。5月底上海解放了，父亲却得不到清华续聘的通知，而不被聘请的原因并不在父亲这边。”

1950年冬，华罗庚开始参加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工作，1951年，政务院第69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任华罗庚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

政治运动接踵而至

1951年9月，周恩来对京津地区高等院校的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

1952年，按照中央部署，中国科学院和各高校开始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华罗庚在数学界首当其冲，他被批判保存民国护照，未予焚毁，“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和留后路的打算”，他在斗争会上有口难辩。

当时华罗庚在芝加哥的朋友中曾盛传“华罗庚在三反、五反后自杀了”，这时恰有一个留学生回大陆，辗转写信告诉大家说：“在芝加哥，大家有华先生自杀传说，那是谣言，不过华先生坦白了九次，凡是知识分子都应该坦白九次的。”

王元在《华罗庚》书中指出，思想改造运动时间虽然只有半年，但影响却很大......一个明显的后遗症是造成了数学家间的不团结。

华罗庚回国后，除继续做研究工作外，他将工作重点转到了培养年轻数学家、致力于发展中国的数学事业，他在数学研究所的学生包括王元、潘承洞、万哲先、陈景润等，他亲自领导了数论组的两个讨论班：数论导引和哥德巴赫猜想，撰写《数论导引》、《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杨辉三角》、《数学归纳法》等、他为新中国培养一批数学人才。

►熊庆来在工作中

华罗庚得知熊庆来在法国的处境，很想邀请他回国服务，数次去信，但熊庆来仍顾虑重重，于是，华罗庚以数学所所长名义，请国务院专家局将熊庆来夫人姜菊缘和子女从昆明接到北京。

1957年6月8日，熊庆来乘飞机抵达北京，6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数学家熊庆来从法国回国的消息。熊庆来家安在北京中关村特级专家楼的一个三室一厅单元房，华罗庚邀请他担任数学所函数论研究室主任。

然而，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山雨欲来风满楼，那曾是众多知识分子的劫难，华罗庚也在劫难逃。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其中包括：提出中共和民主党派实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6月6月，在北京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召集所谓的“六教授”会议，会议由章伯钧和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主持，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六位教授参加。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斗争”开始了。

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弟周、钱伟长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

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民盟第一副主席章伯钧召集六教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开紧急会议，即所谓‘六教授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并决定行动，据称“曾昭抡估计目前形势是一触即发，共产党不要以为秀才不造反”。“钱伟长认为学生找领袖，在期望他们那班人站出来说话，”曾昭抡和钱伟长都是“意见”的署名者。

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在一届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题为《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郭沫若在文章中将六教授《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定性为“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6月23日和7月14日的《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华罗庚的检讨。

王元写道，至1958年2月，中国科学院共有167名“右派分子”，华罗庚虽然未被划为“右派”，但数学界有一个说法，“华罗庚是一个漏划右派分子”，他的政治地位就这样在在人们心中被定下来了。

年愈花甲的熊庆来受华罗庚之邀回到祖国后，一心想为发展中国数学事业尽心尽力，他主持了一个复变函数讨论班，在家中客厅挂了一个小黑板，参加讨论班的老数学家有庄圻泰、范会国、吴新课等，青年数学家有杨乐、张广厚、何育赞、萧修治等。

谁又曾想到，1969年2月3日，76岁的熊庆来白天还在家中写“检查”，夜晚随着一声喊叫，他离开了人世。华罗庚赴到八宝山，见到骨瘦如柴的熊庆来，失声痛哭，深深鞠躬，含悲而去。

1978年，科学院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熊庆来教授骨灰安放仪式，华罗庚写下“哭迪师”诗一首：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学生已有后起。苟有英灵在，可以安息矣。

归去来兮，经历了如此多劫难，也许，华罗庚和周围的人们会反复问这个问题：当初为何要回国？如果没有回国，会怎么样？

华罗庚曾回忆：“回国后的30年，对我来说，确实是风风雨雨。就是地球的那一面，对此也是有所感受的。这期间，我在科学研究方面经历了风调雨顺的收获季节，也遇到过难以抵挡的逆境。”“‘文革’中，许多手稿也是抄的抄，偷的偷，”“我图书馆也不能进，十几年不上图书馆，还能不落后吗？”

►20世纪70年代华罗庚与他的助手们讨论数学问题

也许，华罗庚从未想到，1960年代中，在香港的书店，一位高中生站在书店里读他的《高等数学引论》、《数论导此》等。这位因家贫买不起书而只能站在书店里读书的高中生就是丘成桐。1982年，33岁的丘成桐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国际数学家大会菲尔茨奖华人获得者。1979年，应华罗庚邀请，普林斯顿大学教授、30岁的丘成桐第一次回到祖国访问。

►2017年5月29日哈佛大学数学系丘成桐（右）教授办公室姚蜀平（左）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级核物理系学生，她曾慕名到数学系“蹭过一堂”华罗庚先生的数学课。图为丘成桐向姚蜀平询问华罗庚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的情况。（摄影：王丹红）

1981年，费弗曼在《旧金山周报》上发表“华罗庚教授在旅行”，文中写到华罗庚谈当年回国的想法：“我回去与否呢？最后我决定了，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家乡，我是穷人出身，革命有利于穷人。而且，我想我可以做一些对于中国数学来说，是重要的事情。”

1980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科拉达文章《华罗庚形成中国的数学》，文中列举了他所访问过的科学家对华罗庚的评价，其中，数学家赛尔贝格在深思熟虑后说：“要是华罗庚像他的许多同胞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留在美国的话，毫无疑问，他本来会对数学作出更多的贡献。另一方面，我认为他回国对中国数学是十分重要的，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的数学会怎么样。”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1946年夏天，受民国政府派遣,华罗庚、曾昭抡、吴大猷三位教授，带领朱光亚、李政道、孙本旺、唐敖庆、王瑞駪五位学生赴美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曾昭抡、华罗庚、朱光亚、唐敖庆等选择回国，归去来兮，命运从此迥异。

1984年8月25日，华罗庚在“述怀”中写有这样的话：“学术权威似浮云，百万富翁若敝屣。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