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革军委设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属于苏维埃政权机构，受中国共产党领导。长征时期，中革军委作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部，在外部环境复杂、斗争异常激烈的条件下，其地位与职能几经调整。但无论地位、职能如何变化，中革军委始终坚持并强化了党指挥枪的核心原则。1934年5月，国民党军日渐逼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同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长征开始后，由于博古、李德的独断专行，民主集中制一度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和空间，“三人团”完全凌驾于中革军委之上。中革军委甚至连向中央表达意见的正常渠道都完全被关闭。长征初期，虽有多人向“三人团”提出建议，但均未被采纳。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前，毛泽东提议，部队应进入湘南，休整待机，被“三人团”拒绝。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毛泽东又提出，应转移到蓝田、宝庆寻找战机，再次被“三人团”拒绝。进入广西边境时，毛泽东建议由文市北上，而“三人团”却坚持要从南面强渡湘江，最终导致数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面对如此情况，中革军委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三人团”的独断指挥。虽然博古、李德仍顽强地坚持错误，继续命令部队西行，但中革军委内部的集体领导开始逐步发挥作用。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决定临时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极力说服博古、李德采纳毛泽东提出的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会中，中革军委与“三人团”发生了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会议上，由于中革军委坚持不懈地要求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第一次使博古的错误主张“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使中革军委在军事上的一些正确意见能部分地形成决议。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强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三人团”处理一切的局面，将军事领导和指挥大权，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进行了回收，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明确了中革军委职能和地位上的关系。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彻底解决了“三人团”独断专行的问题。遵义会议明确决定：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同时，也恢复了中革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将红军最高领导权与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经过遵义会议解决军事问题以后，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挥下，红军先后取得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一系列胜利。但在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师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张国焘妄图利用手中的军权，向党谋求更大的权力。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就中央红军红、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继续北上，在川陕甘建立苏区的战略方针。电文落款一改遵义会议后的常态，既没有写“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没有写“中革军委”，而是署名“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这表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放低了姿态，以避免给红四方面军留下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对其发号施令的误会。电文中将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名字放在落款时的第一位，则意味深长。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为加强中革军委的领导，为解决红一、红四两个方面的军会合后的统一指挥问题，实现中共北上的战略方针，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但张国焘仍不满足，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的北上行动。此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经看出张国焘想凭借手中的军权来挟持党务和政治，谋求更大权力的企图。（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1万多人，四方面军有8万人），为维护团结、避免分裂，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首先提出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立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4人，现增为5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之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这一决定虽然指明张国焘负责中革军委，但又通过“恩来暂时帮助之”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对张国焘在军权方面进行了限制。党中央为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限制张国焘的政治野心，于8月4日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为了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点的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运动。”“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8月29日，中共中央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即由毛泽东主持全党军事工作，由王稼祥主持全军政治工作。这是中共中央针对张国焘企图攫取最高军事指挥权所采取的必要组织措施，以加强中央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严正指出张国焘“完全拒绝”中央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中革军委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要求红四方面军全体共产党员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以坚持巩固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后来，毛泽东在总结反对张国焘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深刻地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允许枪指挥党。”
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高实现形式。长征时期，探索和发展军委主席负责制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从红军军事指挥的参与者、帮助者，到最后成为红军统帅，掌握军事上的最终决策权的过程。遵义会议实现了党政军权的顺利转移，李德与博古的军事指挥权重新回归中革军委。“以后的军事行动仍由朱德下命令，但事先应由周恩来拍板认可；毛泽东虽被指定为周恩来的协助者，但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真正的出谋划策者。”1935年2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时，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央总负责人。为设法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在张闻天的提议下，3月4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总指挥部，朱德任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任前敌政治委员，毛泽东军事指挥权进一步增大。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在议事的场景再现3月1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军事“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决策者之一。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军事“三人团”实际已停止履行军事上的决策和指挥职能，此时毛泽东也没有再担任新的职务。8月，在四川沙窝，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由于负责党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因病缺席，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党中央军事工作。毛泽东以政治局常委身份，第一次被确立为党中央军事负责人。11月，在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革军委主席。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军的领导地位，他正式成为红军的最高统帅。自毛泽东当选中革军委主席后，在任军委主席的40余年中，牢牢掌握着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人民军队在反抗外敌入侵、巩固人民政权等方面与世界不少强国都交过手，最终都以人民军队取得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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