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我党首次提出的一个战略思想，这种战略是符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我们知道，
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和所处的地位是不尽相同的。
在前工业社会
，自然界处在一个强势地位，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是以人的生存为核心的，形成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竞争，在这种社会里，人的生存以及发展是与自然界获取的资源有关，只要人发明了获取资源的各种工具，便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工具的性能不同便形成了前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如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工业社会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形成了人与人改造后形成的自然界之间的竞争，改造后的社会便成为强势地位，能源、资本、现代组织、现代企业组织、互联网这些东西都是经过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后而形成的，每个不同的改造便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后工业社会
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人的智力与技术成为一种强势，社会的发展更多是依赖于人的智力和技术的发展，而不是从自然界的获取，我们从对能源的利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早期我们人类利用的能源是木材，后来发展到煤炭、石油、天然气，到可燃冰，人们从自然界获取的能源的物理容量不断地减少，人的智力与技术发展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
我国现阶段已处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发展的转变阶段，以经济增长为重心向以人的发展为重心的转变，便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旅游和休闲是人的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旅游来说，如何实现人的发展便成为今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择。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旅游，要解决好以下六个问题：
一、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旅游，要解决旅游流动性问题
我们知道，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在工业社会产生、发展，在后工业社会成熟，旅游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同时，旅游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旅游不仅需要经济制度的供给，也需要社会制度的供给。这是因为，
人们的旅游是一种空间流动，而空间流动需要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特别是连续性可自由支配时间作保障。
而这种可自由支配时间既取决于全社会的公共假期数量，也取决于公民的私人假期数量，
只有全社会实现了公民休假制度，全社会公民有了休假的制度与法律保障，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旅游才能实现。
长期以来，我国对国民休假制度特别是带薪年休假制度的实施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我国《劳动法》早已规定了劳动者享有带薪年休假的权利，但落实起来却非常困难。受我国文化和制度安排的影响，人们往往将个人休假与劳动或工作态度联系起来，管理者更希望 “白加黑”、“5加2”的工作态度，社会宣扬的是“多干活、少休息”的社会风尚。当公民的休假权利与社会道德联系起来，即便是规定的休假，人们也不会或不能争取自己的休假权利。当这种认识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接受的潜规则和软制度时，《劳动法》所规定的休假制度便成为一种形式上的东西了。
居民的私人假期不能有效地落实，人们旅游时间只好借助于国家公共假期。在国家公共假期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旅游便成为一种痛苦的事情。在公共假期内，大量旅游者前往主要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行路难、买票难、游览难，高速公路成了停车场，旅游景区成了集汇地，这些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国内旅游的惯常现象。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放松愉悦的活动，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异化现象。所有这些不能不说是与我国的休假制度供给有关。
每个社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生活方式，理应具有与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我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虽然我国已处在工业社会发展的后半阶段，但在社会制度安排方面，还具有许多农业社会的色彩。比如说，在工业社会休假制度安排方面，农业社会由于是自给自足的个人生产经济，休息与休假完全由个人决定，社会不需要休假制度的安排，然而工业社会是为他人生产的经济，劳动者个体不具有决定自由休息与休假的社会能力，因而，就需要国家和社会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人们的休假权利。
如果国家不进行这些制度的供给，完全由企业和社会团体自行安排，劳动者的休假权利是难以保障的。根据劳动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我国有1/3以上的在业人口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8小时，民营企业职工的劳动时间超过国有企业。在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职工是不享受带薪年休假的。劳动者带薪年休假这个在经济发达国家工业化中期便实行的制度，在即将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中国还是一件劳动者大声呼吁的事情，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从一个侧面来说，工业革命的历史就是一段劳动者争取休息与休假权利的历史。
劳动者从早先每周工作60多小时逐渐减少到每周工作40小时以下，从每周工作七天减少到五天，同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劳动者也获得了更多的休假权利。劳动者的带薪年休假制度最早始于1936年的法国，此后在世界各国普及。各国带薪年休假的天数是这样的：法国为30天，英国为4个星期，德国为24天，瑞典为25天，欧盟要求所有成员国要保证每年最少4周的带薪休假，包括全职职工和非全职职工。
世界发达国家对劳动者休假制度的规定，既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现代社会人们旅游生活方式的体现。我们生活工业化社会中，必须按照工业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来调整我们的态度和制度，来改变那些不适合这种社会的旧制度、旧文化、旧理念和旧习惯。
不同社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则，我们要主动建立适应我们生活方式所需要的社会规矩和制度。
在我国，要解决和落实劳动者带薪休假制度，不仅是发一个文件、制订一个政策纲要，重要的是在理论上对劳动者休假权利和权力的重新认识，要将劳动者休假问题放到公共道德和实现“中国梦”的高度去认识。
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是居民收入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满足，也表现为人们是否拥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和休假权利。
二、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旅游，要解决旅游空间形态的问题
世界旅游发展的历程表明，
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旅游，是国家形成了一个是能够满足不同旅游类型的供给体系和旅游服务体系。
同时，这个供给体系又是旅游产业与旅游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我国现存的观光旅游供给体系，是旅行社、酒店等旅游产业与景区等旅游空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供给体系，这个体系在我国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然而，对于度假旅游、休闲旅游、研学旅游、养老旅游等旅游形态，我们的旅游供给和旅游服务体系并没有形成。
长期以来，从旅游空间来说，主要是依托于各类景区的观光旅游，但这些空间，无论是风景区、文物保护单位、宗教艺术区、森林保护区都只是适应于观光旅游的空间，并不是其它旅游类型的空间。当我国旅游消费进入休闲时代和度假时代，仅靠这些空间的依托，是难以适应旅游者的需求。
我们知道，旅游形态与空间形态相关，当旅游形态发生变化，客观上会推动与其相适应的空间形态发生变化。要发展休闲旅游，就必须依托城市空间形态以及城市旅游环境。如果没有休闲街区、旅游街区、旅游风景道、旅游购物区或是旅游综合体，怎么发展休闲旅游？而如果没有度假区、旅游露营地、旅游功能小镇、旅游主题民宿、高尔夫球场，又拿什么发展度假旅游？
在小众化旅游时代，我国的旅游形态仅仅是观光旅游，因而我们可以依托景区空间形态来发展。然而，当我们进入大众化旅游时代时，随之而来的是度假旅游、休闲旅游的兴起，仅靠现有的适应观光旅游形态的旅游景区这种空间形态是难以满足旅游者需要的。
新世纪初始，我国就提出旅游产业转型问题，特别是旅游产品的转型。十多年过去了，我国的旅游转型之所以没有完成，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我国旅游产业发展建立的空间形态和旅游服务方式提供有关。
因为以景区为构架的空间形态是不支撑度假旅游和休闲旅游形态的，以旅行社为核心的服务体系是不支撑散客旅游形态的。
如果中国旅游还是在以往的景区空间下发展，在以旅游企业服务提供为核心的服务框架下运行，那么，适应多种旅游类型需要的供给体系和服务体系是难以建立起来的。
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旅游要打破原有的旅游空间形态，建立以适应旅游需求的新的空间形态，要构建起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旅游小镇、露营地、购物区、旅游综合体、旅游风景道、绿道等等点、线、面相结合的旅游空间系统。就现实来说，在这些旅游空间形态中，除了景区有法律保证之外，其它旅游空间形态都是缺少法律制度的保证，
因此，制度调整及改革是保证旅游空间形态完整的关键所在。
三、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旅游，要解决旅游的品质问题
近年来，有关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规模与消费已成为学术界和媒体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内地公民当年出境旅游首破1.3亿人次。回溯2000年，中国只有1050万人出境游，仅仅过了17年，中国的出境旅游人数便增长了13倍，其增长速度世界少见。
我们用很多相关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从社会经济与旅游需求关系来看，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增长、国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可以支持出境旅游的发展。我并不是对我国出境旅游快速发展有不同的看法，应该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展现我国大国形象，扩大国与国的经济交往、民与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在我国贸易出口大量顺差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公民大规模的出境旅游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际贸易的摩擦，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社会环境。问题是，这种发展的背后是什么？我们是否能通过出境旅游大规模发展的表象来解释些什么问题？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旅游市场是由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三大市场组成,这三个市场共同组成了我国统一的旅游市场。既然是一个统一的旅游市场，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经济联系。在西方经济学里，“溢出效应”与“回波效应”是一组对应的概念。一国总需求与国民收入增加对别国的影响，称为“溢出效应”，反过来，别国由于“溢出效应”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增加，又会通过进口的增加使最初引起“溢出效应”的国家的国民收入再增加，这种影响被称为“回波效应”。
对于旅游市场来说，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是整体旅游市场的组成部分。在资源限定和规模限定、经济能力限定下，每一种市场规模的变化都会对其它市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旅游效益的变化。
我国出境旅游在过去十年以年均近19%的增速快速发展，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高速增长，就连世界旅游组织都难以预计。世界旅游组织在1997年发布报告称，预计到2020年，中国入境旅游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出境旅游继美国、德国和日本之后为世界第四大出境国，然而，在报告发布不久后的2002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就超过了日本，2007年超德国，2010年便超了美国，成为世界了第一大出境旅游大国。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入境过夜人次数虽然早在2008年就超过西班牙，成为世界第三大入境旅游国，之后的入境旅游增长速度却不增反降，现在已退到第四位。
不管是从旅游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还是从旅游三大市场之间的关系来讲，我国出境旅游发展都有其必然性。但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出境旅游大规模发展是否具有合理性呢？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发达国家都有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就出境旅游都没有像我们国家这样持续高速发展的情况，无论是增长的速度，还是规模发展的时间，因此，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就不能用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解释，而只能从三大市场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了。
一个国家出境旅游快速发展，也就预示着，这个国家的国内旅游出问题了，一个国家出境旅游持续高速的增长，说明这个国家的国内旅游出的还不是一个小问题，也就是，
这个国家的国内旅游无论是产品形式、还是旅游方式特别是旅游品质不能充分满足本国居民旅游需要，人们放弃国内旅游进而出境旅游。
如果这种变量间的关系成立，那么，我们便可以从我国出境旅游高速发展、入境旅游持续下降的现象看出我国国内旅游品质存在的问题。
旅游是一个社会和经济现象，社会与经济的变化都会对旅游产生重要影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旅游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产物，是对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工业方式大大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变革。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旅游出游总规模取决于居民收入的总量，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断提高。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决定了这个国家出游规模，那么，出游的地区选择则将取决于出游的成本和出游的收益的比较。人们的旅游消费，可以通过国内旅游得到实现，也可以通过出境旅游得到满足，那么，旅游者选择国内旅游还是出境旅游，出游成本与出游收益的比较便是人们决策的主要依据。近年来，我国公民出境旅游规模性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内旅游与出境旅游在成本和收益存在巨大差距的结果。
从国内旅游与出境旅游成本来说，受我国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制约，我国的国内旅游主要是观光旅游，每一种旅游类型都有其依赖的要素。观光旅游依赖于资源，度假旅游依赖于环境。以观光旅游为核心，必然强化了我国旅游对景区的依赖性，形成了以景区为重心的门票经济。在旅游需求的推动下，我国的景区门票价格正不断提升。据统计，目前国内5A级景区中，门票价格大多已过百元，部分甚至超过300元，虽说国家发改委的“禁涨令”已经实行7年，但景区门票涨价的脚步却从没停止。
根据社科院报告，这样的门票均价，在我国居民月收入中的占比远远高于国外的景区。比如黄山风景区，整体打包价格达到了550元。而用这笔钱，把法国卢浮宫、美国黄石公园、印度泰姬陵、日本富士山全部都玩一遍还都花不完。一项针对游客的调查也显示，有高达89.2%的网友认为，中国景区门票“太贵了，门票支出已严重影响旅游热情”。
我国景区门票价格不断提升，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入境旅游者的旅游成本，抑制了我国入境旅游市场扩张，使我国旅游国际竞争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也使我国国内旅游市场规模性发展受到了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国内旅游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出境旅游增长速度，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十一五”和“十二五”10年期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年均增长12%，出境旅游人数年均增长19%，由于景区门票所形成的旅游成本优势，加之人民币国际汇率不断走高，我国居民更偏向出境旅游，也推动了我国出境旅游的大规模地增长。
从国内旅游与出境旅游收益来说，我国国内旅游在服务质量和市场秩序方面，问题更多。旅游者出外旅游，就是花钱图个轻松，买个愉快，获得良好的旅游体验，然而我国旅游市场存在非法经营、欺客宰客、强迫消费等现象，令消费者苦不堪言。
因此，
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旅游，必须充分重视我国国内旅游质量与品质问题，从政府和市场两个角度，推进优质旅游的发展。
四、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旅游，要解决旅游便利化问题
旅游便利化是大众化旅游时代的一个重要前提，而旅游便利化的实现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规制实现的。
我国的社会管理有两个特点，从行业管理来说，我们实行的是部门管理。按照部门所涉及的核心职能来进行制度设计，比如交通管理部门是管理道路和车辆的，无论是旅游者还是运输者，对于部门管理者都是一样的，都是部门管理的对象，我要保障道路畅通、车辆完好，实现交通安全，管理的制度设计越复杂越好，至于旅游者的便利问题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
从地方管理来说，我们实行的对定居者的管理。地方政府管理的重点是这个地方的定居者，是为定居者提供服务的政府，至于旅游者是这个城市或地方的移动者，不是政府服务的对象，我可以为当地居民的出行建设有效的、方便的出行体系，并没有义务为外地旅游者的出游建立方便的公交化的出游体系。在我国多数的城市都提出建设“宜业宜居”城市，很少有城市提出建设“宜业宜居宜游”城市。
当一个社会无论是部门管理还是地方管理，都是出于自已的核心利益对其管理对象实施管理时，旅游便利化的实现就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
旅游管理部门的核心职能是要实现旅游的便利化，提出许多旅游便利化的制度设计，然而这些制度设计在与涉及旅游的相关部门的制度博弈中，往往处在下风。
你要发展房车旅游，交通部门出于交通安全，要求家用小车不能拖挂房车、房车一体必须持有特殊驾照才能上路；你要发展度假旅游，国土部门出于土地资源保护，不允许建设类似于高尔夫球场的度假项目；你要发展研学旅游，教育部门出于教学安排以及学分规定，研学旅游难以进入高等院校的学分体系；你要发展低空旅游，航空管制部门出于空中管制的要求，低空旅游难以常态化发展。所有这些，使我国旅游的便利化成为当前旅游发展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旅游一个重要特征是要提升旅游者的旅游品质，而旅游品质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旅游便利化的实现。
要依据区域内现有的资源、设施和服务，以旅游便利化为目标规划出适应旅游需求的一个完整的旅游服务系统，以满足旅游者对旅游品质提升的需要。
我国的旅游目的地不仅要规划度假区、旅游小镇、自驾营地、度假项目，旅游风景道、你还要规划车辆租赁系统、标识系统、旅游代理系统、旅游公共服务系统，
要研究旅游者如何前往旅游目的地的旅行方式、度假方式
等等。所有这些不仅涉及到旅游硬件建设，还有服务与政策等软件建设问题。
五、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旅游，要解决旅游治理结构的问题
2018年3月13日，我国将文化部与旅游局共同组建为文化和旅游部，我国旅游管理机构已经发生调整，而在全域旅游的推动下，我国近几年也成立了很多旅游发展委员会及各种机构，但这些措施还是解决不了我国旅游治理结构的全部问题。过去在没有全域旅游概念的情况下，很多部门都还不重视旅游，而这时旅游部门可以完全承担起旅游治理问题，但随着大众化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业的发展引起了很多部门的重视和关注，那旅游业的治理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例如旅游中的自驾车、营地、风景道、绿道表面看是属于旅游的范围，但其管理职能却是交通部的，自然旅游的部门管理职能在自然资源部，乡村旅游的部门管理职能在农业农村部、研学旅游的部门管理职能在教育部、户外运动休闲旅游在国家体育总局、康养旅游部门管理职能又在卫计委，诸如此类问题还涉及其他的诸多其他管理部门。而文化与旅游部的成立会对旅游治理起到什么作用呢？通过什么机制与手段来促进这些管理部门实现旅游便利化呢？
因此，在全域旅游时代，旅游的治理结构一定也会发生很大的变革。面对于旅游的综合性，跨部门以及跨行业的旅游需求，
如何站在全社会管理的角度，而不是以相关管理部门角度来实施旅游便利化是新机构下的一个重要问题。
部门管理的分割，围绕旅游便利化的协调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例如，主要旅游目的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随着自驾车旅游的发展，服务重点已经从为货运车辆服务转向为旅游者服务，我们理应随着这种服务对象的转变形成一个所谓的“服务区革命”，将高速公路服务区变成一个具有旅游功能的休闲区、购物区，这种需要是现实的需要，但由于管理权限问题，“服务区”革命一直没有展开，这就制约了自驾车旅游的品质的提升。
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旅游，未来的旅游治理模式会向旅游监察的角度发展，从旅游便利化的角度，像安监委、环保部一样，暂且先不管产业，因为产业太模糊，而是从旅游便利化来督查相关部门，这可能就是新时代下旅游治理方面的一场革命。
六、以人民发展为中心的旅游，要解决旅游制度缺陷的问题
从我国旅游演进来说，我国的旅游呈现出一个由“小旅游”向“大旅游”发展的路径。
“小旅游”与“大旅游”有两个重要的区别，一是旅游形态的不同；二是旅游推动要素不同。
“小旅游”的旅游形态是单一的观光旅游，旅游成长的推动要素主要是劳动和资源这两个要素；“大旅游”的旅游形态是综合的，观光、度假、休闲、研学、旅居将成为旅游的常态，旅游成长推动要素主要是资本与技术。
在“小旅游”时代，旅游发展主要依托的空间是景区，产业是旅行社和酒店，制度设计虽然会对旅游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对旅游发展形成重要的制度障碍。因为，作为支撑观光旅游的重要空间是景区，我国的景区主要是由风景区、文物保护单位、宗教艺术区、森林保护区所构成的，这些景区都有相应的法规和制度保障，同时，观光旅游的“走马观花”的方式也不会触及这些保护单位的核心利益。
然而，“大旅游”是多种旅游形态，不同的旅游形态需要不同的空间形态，一个旅游目的地要发展不同的旅游形态，就必须要有不同的空间形态，要有景区、度假区、露营地、旅游小镇、旅游街区、旅游购物区、旅游基地、旅游综合体、旅游风景道这些不同的空间形态来支撑观光旅游、度假旅游、休闲旅游、研学旅游、旅居旅游。不同于传统景区，这些适应“大旅游”的空间形态是一种新型空间，在土地、规划等方面是没有制度设计来保证其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