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几乎所有省份都放开了单独二胎政策,即若夫妻双方中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则可允许其生育二胎。现在生养子女的主力军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早期,在当时的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有超过1100万对夫妇2014年有资格生育二胎。然而,截至2015年9月30日,大约只有185万对夫妇递交了二胎申请,仅占所有具有资格夫妇数量的16.8%。
随后,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根据卫计委数据,2016年全国住院分娩婴儿活产数为1846万,是2000年以来出生规模最大的一年,较“十二五”期间的年平均水平增加了200万人,妇女总和生育率达到1.7以上。二孩政策影响下,2015年的出生率为12.07‰,2016年的出生率升至12.95‰。
“人口总数来看,2016年比2015年多生了131万人,这个规模对于缓解老龄化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非常小的一个数字。同时,2016年是第一年实施这个政策,由于历史积攒产生了生育爆发,今后的数量可能还不如2016年的高。”王非称。
然而,与之相悖的是,我国老龄人口比重不断增加、且增速不断增长。
王非指出,由于近年来我国的低死亡率年和低出生率,老龄人口比重不断增加、且增速不断增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于2000年达到了7%,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如果未来老龄化的速度延续过去10年平均的速度,预计到2027年我国将进入老龄社会,到2047年将进入超老龄社会。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后果主要从四个方面体现:第一,养老负担不断加重,且我国人口的跨地区迁移还加剧了养老负担的地区间不平衡;第二,健康、医疗负担加剧;第三,现有劳动力养老负担沉重,劳动生产率可能下降,且未来劳动力可能出现相对短缺;第四,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劳动力规模和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过重的养老负担挫伤企业积极性,增大财政赤字和债务风险。
人口政策至多只能缓解老龄化趋势,更重要的是在老龄化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改革社保政策使老年人得到更好的支持;改革医疗政策降低健康方面的公共和个人成本、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资源完善社会化养老体系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改革经济和产业政策使得经济发展跟老龄化趋势相适应、增进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