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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对于当代艺术的意义,可以用“奥斯卡”来形容,它与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并立为世界三大艺术展。
文献展
诞生于1955年,5年举办一次,至今已经成功推出了13届,真实地见证了欧洲的艺术历程。
Marta Minujin的作品《书之帕特农神庙》(The Parthenon of Books),6月7日卡赛尔文献展预展
相比于巴塞尔艺术市场所呈现的繁华梦境,今年卡塞尔显得很高冷,它的高冷在于策展团队并不在意到来的观众是否能真正读懂。
卡塞尔文献展,从命名上和最初创办的出发点而言它所做的是“记录”艺术在社会里如何流变更迭。第一届时可能还呈现出欧洲中心主义化的展览方式,国际化或许是其后几届希望真正改变的。
而后博伊斯真正的将当代带到了卡塞尔文献展,他在卡塞尔种下的7000颗橡树早已繁茂成林,成为了卡塞尔的标志和巨大的遗产。到现在,文献展从卡塞尔出走,到雅典开始双城式的分裂式对峙和关联。
博伊斯七千棵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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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帕特农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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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henon of Books
玛塔·米努辛通过“书之帕特农神庙”象征性地表达了她对于禁书且迫害作者的行为的坚决抵抗。
雅典帕特农神庙遗址
这件作品的实现需要通过收集十万册世界各地曾遭禁令,或正被禁止的书籍。
作品展出地点——卡塞尔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曾在 1933 年 5 月 19 日见证了 2000 余本书被纳粹以“打击反德意志思想”的名义烧毁。1941 年,当时作为图书馆的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在盟军的轰炸下也付之一炬,其中约 35 万册的藏书一并随之化为灰烬。“书之帕特农神庙”将被作为神庙的复制品,建造在希腊雅典卫城,象征着第一民主的审美和政治理想。
米努辛的作品“书之帕特农神庙”(The Parthenon of Books)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其在1983年阿根廷军民独裁倒台不久后创作的作品“帕特农神庙的书”(El Partenón de libros),展示了被当时的执政军政府所禁止的书籍。
而在卡塞尔的书之帕特农神庙虽然在现场可能是最具备记忆性的作品,却则是在开幕前仅仅收集完成了一半的图书。
起重机在安装玛尔塔·米努辛(Marta Minujín)的《禁书万神庙》,
1983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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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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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ll)
Are the People
希腊文明是欧洲最早的文明,哲学、科学、政治、艺术,古希腊人所创造的是欧洲古典时代文明的一个理想化的范本.而现在希腊被边缘化,正像是对于欧洲文明的一种影射。
从文化中心到去中心式的转变,“以雅典为鉴”也是“以史为鉴”,基于过去的理想化模型对于现实世界进行再思考,思考未来世界的可能性。
墙面上挂的海报是汉斯哈克的“我们是人民”,同样也是对于希腊民主政治的回应。这位德国艺术家以他的政治题材艺术品出名,他使用了一句与当下在全球范围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背道而驰的感性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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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Kno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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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iration Movement
Daniel Knorr的作品是卡塞尔最高的和最无形的一件作品,每天在Fridericianum博物馆的顶部,会时不时有如同硝烟般的烟雾从顶端升起。
-Expiration Movement草图
Expiration Movement现场
Expiration Movement 是Daniel Knorr为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呈现的新艺术项目,
白色的烟雾在空中团聚消散,象征着战争、破坏与消亡,再建和重建。
这项艺术打造了一座隶属于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的冒着白色烟雾的塔,却拉响了这座德国城市上空的消防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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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Kno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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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iration Movement
Daniel Knorr-Artist Book
而Daniel Knorr的雅典展区则也是对应于卡塞尔展区的作品,他从废弃物当中搜索出一些有意思的小玩意并将它们分别粘到书的内页上,成为了他在雅典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家之书的创作。这些图书作品每本定价 80 欧,所得资金用于资助他在卡塞尔展出的作品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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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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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广场的一边Hiwa K-When We Were Exhaling Images,阵列化得圆管堆叠,每一个大管子里面都有不同的生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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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os Garaicoa以三维切割的泡沫模型正如被炸裂的城邦履雪,残次不齐如尘土般堆叠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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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塞尔的“以雅典为鉴”虽然在4年前提出,而四年后,在卡塞尔和希腊两个不同现场的百日博物馆之中,策展人让观者带问题去卡塞尔和雅典与各个作品相遇。
Olaf Holzapfel-Trassen
希腊破产、难民危机、英国脱欧…这些是事事讲究“政治正确”的欧洲在当下遇到的困境。卡塞尔文献展正如德语中“Documenta”的“记录和记载”的含意,它希望将欧洲所面对的问题收藏在一场展览之中,成为西方社会的时代镜像。
而政治化的作品和难以阅读到的现场陈列式文献却会让人对于作品产生过目即忘感。两个展场,500多位艺术家,策展人尽可能的表达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并不以公众的娱乐性为主要目的或许是一个优点,这也是策展团队在整个展览规划中极具风险性的一个选择,但是不论策展团队是否是做出了太多的隐喻式的思考和工作,展览现场却因为学究式的高冷和背景阅读的补充不足反而让人觉得这是需要策展团队或艺术家在现场才能更好交流理解的展览。
“
当代艺术我们必须告诉你我们已经另寻新欢了
”
卡塞尔周边常见博君一笑的小贴士
就像
许多人在刺眼灯光面前睁不开眼,亮光很美,而是否靠近成为了一种选择题。
Maria Hassabi-Staging lighting War
Stephen Antonakos-Remembrance
我们记录了文献展卡塞尔展区的更适合作为公众记忆点的作品,策展人和艺术家们以他们独特的铭感性在这里思考政治和建构未来。
Vlassis Caniaris-Hopscotch
不论文献展以博物馆化得形式尽可能的大量收揽关于欧洲的危机和这些年来的历史参照,展览所包揽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类学的大命题下,“以史为鉴”危机感之后对于未来理想的可能性建构可能才是卡塞尔之后需要做的。
图/陈惠松、沈超蕾、文萍
文/沈超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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