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得不的努力
如果你身边的中年人突然开始大龄考研，学英语，开辟新的技能领域，或做起了微商甚至下海做生意，那多半不是一种单纯的主动选择，而是对新时代中年危机的反应。我之所以说新时代，是因为我们必需要将这一危机，定义在一个反应着中年人所处社会阶段和形态的真实情境下，它体现的是中年人在这一时期存在的客观风险。
如现在越来越多的招聘广告上都提出了对受聘者的年龄要求，而这个年龄要求还有逐年下压的趋势。各大IT企业35岁裁员的新闻也不断登上热搜，如果在知乎搜索相关话题，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个例所引发的炒作效应，而是一种正在蔓延和浮现的真实危机。
社会内卷化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口红利以及国际贸易等方式，乘上了一辆高速发展的经济列车。在一个必然的周期规律下，这一发展方式已经来到了暮年，而新的产业结构升级还未彻底完成，在这个间隙里，房地产作为经济和政策的宏观调节工具（广义货币的蓄水池）多次助力中国的经济平滑度过了本该提前出现的周期反应（2002，2008，2012，2014），但也形成了地方的结构性依赖。然而就在这个旧路径依赖即将要放弃和新产业结构还未形成的中间缝隙里，衍生出一个最近被越来越多人提到的概念：“内卷化”。内卷化通俗来讲就是蛋糕没做大，吃蛋糕的人越来越多了，争抢蛋糕的手段和效率越来越高明了。这也使得社会资源分配将变成一种零和博弈：如果一个人赚的多了，那么相应的，另一个人所能获得的份额就会减少。这样每个人就会被倒逼不断升级自己的竞争手段和效率，然后进一步引发其他人的效仿和学习，从而进入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恶性竞争，因为在这个过程里，蛋糕的总量始终没有扩大。
而当代疯狂博弈的教育危机就是这一趋势下的症状之一，代价就是总有人会出局，离开大城市，他们的孩子也会离开那些集中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而那些还留在局中的人，必需厮杀到底。要么为孩子，要么为自己。
这种竞争已经不再如美国精神分析学家霍妮在50年代所描述的那样，对于那个时期的美国来说，淘汰者可以保留尊严出局。当反主流成为主流时，人们可以嬉皮士，可以享乐主义，可以精神乌托邦，社会已经有了足够的宽容度，社会资源结构也有足够的升级空间，这意味着一个人活着的基本权益是被社会保障的，包括生存尊严。
而如今的内卷化，就如同人类学家项飚所说的，它的背后是高度一体化的缺乏退出机制的竞争，是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这种社会形态会塑造越来越趋同的竞争观念和社会价值，中产主义作为最广义的大众对于人的社会期待，是因为它仅仅满足了基本的居住权，受教育权，疾病和养老权益，它只不过反应着中国在平均经济水平下的真实状况。
泛化的生存焦虑为什么很多企业会把用人的年龄红线设置在35岁？它的背后不是观念因素，而是经济因素。35岁，是一个需要养育子女，准备培训补习费用，考虑学区房的年纪；是一个工作负担最重的年纪，也是父母走向年迈，身体出现各种毛病，需要经济支持和照料的年纪。这些因素的合力就会导致一个大概率出现的问题：“职业倦怠”
这意味着35岁对很多中年人来说是一个职业发展上的分水岭，他们往往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职业晋升，薪资待遇也已经是刚入职的年轻的人好几倍，但同样的问题是，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精力也不再如从前。
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如果一个年轻人，可以有更高的热情，更充沛的精力，用三分之一的工资完成一个资深员工百分之70的工作，前者显然更具备成本优势。然而实际情况是，大多数工作岗位并不过分依赖经验，很多工作对那些没有进入倦怠期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会完成的更好。
加上今年疫情的影响，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一形势显然被进一步加剧，很多人已经被辞退，或者直接被降薪至待岗工资水平，这份工资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连房贷都还不起。然而黑天鹅并不是主要因素，黑天鹅只不过是提前揭露了社会的潜层危机。出局，不管是立即的，还是延迟的，都是时间对我们过去人生的一次清算。因为蛋糕没做大的情况下，你的竞争成本提高了，竞争效率下降了。
